黎遂球的易学思想与解易方法

摘要：黎遂球的易学著作，只存《周易爻物当名》一书，其易学思想亦见于《莲须阁集》。黎遂球的易学思想通常被归入史事易学，他本人往往也被当作史事易学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黎遂球的史学思想并没有很强的学术价值，倒是他的解易方法和易学思想值得关注。黎遂球注重以象明理，注意解易的逻辑一贯性，其学以说理为本，以援史为末，有较高的抽象性。黎遂球是一个有贡献的易学家。

关键词：黎遂球；《周易爻物当名》；《莲须阁集》；史事易学；以象明理

一、史事易学

黎遂球，字美周，万历三十年（1602年）生于广东番禺，明末学者。他曾加入张溥的复社，是岭南复社的标志性人物。明天启七年（1627年），26岁的黎遂球以易经中第二十一名，举于乡，崇祯八年（1635年）十一月，编定《周易爻物当名》（后面引述均直接使用书名章节名）。甲申（1644）事变，明朝覆亡，遂球拥唐王抗清，南明隆武二年，即清顺治三年（1646年），45岁的黎遂球以兵部主事提督水师与清军激战，困守赣州凡数月，十月四日，与胞弟遂琪，仆从卢从赞、梁义、陈广金等30余人同日死于国难。卒后3年，永历朝诏恤殉难诸臣，赠遂球兵部尚书，谥忠愍。

黎遂球著述甚多，有《莲须阁集》《诗集》《周易爻物当名》传世，俱见《明史·艺文志》，其中《周易爻物当名》是其代表性的易学著作。他曾经想著《易史》，但此书并未完成。他的著作曾遭禁毁，《诗风史》《史划》等均亡佚。《莲须阁集》中（包括相关的《莲须阁文钞》《乾坤正气集》）有不少文字谈到易学，也是研究黎遂球易学思想的重要文献。

黎氏解易，“以人事而着卦爻”（《周易爻物当名·黎遂球序》），查继佐亦认为，黎氏“通易，精史学。以全史事编人大易卦爻，以爻配事，以事例爻，博于义类。极其数，通其变，名为《易史》。以为经世之书”（《周易爻物当名·美周黎公传》）。张溥云：“后人以《春秋》言治乱，不若以《易》言治乱之尤长也。美周天性忠孝，读史尤详。远览近察，悉寓于易。以爻配事，以事例爻，不烦太卜立筮。”（《周易爻物当名·张溥序》）

职是之故，学界一般认为，黎遂球的易学是援史证《易》的史事易学，强调其注意用世和为国殉节的精神价值②，即所谓“由黎子之说，可以振圣人之教”（《周易爻物当名·章序》）。但是“为国殉节”和注重用世并不能表明黎遂球的易学有学术性。从史学主张看，黎遂球认为：“儒者明经，不过学为人臣。”“黎子以为周公之词，凡以明人臣之学云尔。……父之与子也，夫之与妇也，兄之与弟也，不待交而交者也。朋也友也，君之与臣也，必待交而交者也。待交而交，则是非邪正之徒，不可以不辨。君子小人之等，不可以不严。黎子察阴阳之质，定吉凶之性，略置天美，敦举义合，其亦有忧患之思乎。”（《周易爻物曹名·章序》）他所讲的，还是以君主心术行为和君子小人之辨为核心，主张君敬臣忠、男主女从、惩忿窒欲的老套套。

盈之必有溢也，荣之必有辱也，其位高者其身危，其功高者其祸惨，故曰富不如贫，贵不如贱，此其所以征凶也。是故人主知之，不可以不惩忿窒欲。佞幸不进吾前，谗间不乘吾怒，然后可以得不家食之臣。是故十朋之龟，灵龟也。不食则无欲。无欲，吾何得以豕交兽畜之？（《周易爻物当名·损》）

履者礼也。以礼而行，其庶几无次且乎。是以上下辨，民志定，其在上者斯谓之君子，无位者斯谓之小人。（《周易爻物当名·央》为了强调“天地可变而终不可以易乎其位”（《周易爻物当名·易爻总论》），黎遂球还反对地球说：

西人云，天包于地，故地之下皆天，人首顶天而足立地，地居天内，如鸡卵然。……推而究之，若人皆倒悬于世。而《周易》所称天尊地卑以为贵贱之位者，皆无可定。使世人皆信之，其祸将不可底止。……吾盖忧其说之流以祸世，将来无君臣上下之分，皆此之阶矣。

这些主张，即使放在当时的学者中，也并没有很值得注意的地方。和稍后的黄宗羲（1610年）、顾炎武（1613年）等人有社会反思思想和政治主张不同，黎氏的以史解易，从社会政治的维度，并没有提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似乎只是“关心时事、力图救世”，他所注目的，是君子小人之辨。他希望社会能维持“君臣上下之分”，现在看来，这是一种并不实用的实用史学思想。黎遂球和当时一些学者一样，“十分注意对君主行为、心术的记述和评论，无一例外地把这一点提到史学最重要的位置”。当然，作为一个儒者，黎遂球的臣道，有师道在，还不至于卑下，“夫人臣之学，所以为人君之师也，是故蒙之二，臣道也，有师道焉”（《周易爻物当名·易爻总论》）。这一点和黄宗羲“出而仕于君也，不以天下为事，则君之仆妾也；以天下为事，则吾之师友也”（《明夷待访录·原臣》）相类似，但并不系统，在黎遂球的整个表述中，也不够突出，如果黎遂球只有这些东西，他的史事易学就只有文献价值，从思想史甚至易学史的角度看，就不太值得关注。今天研读学术史，不能像伍崇曜一样“自赣州之死，而是书宜与日月并悬矣”（《周易爻物当名·伍崇曜跋》），因为黎遂球的节气引人注目，就看重他的学识。换个视角，看看黎遂球解易的方法，他的易学，反有可观。

二、黎遂球的解易方法

从解易的方法看，黎遂球注重象数，认为“爻必有其物，物必有其名，名必有其当也”（《周易爻物当名，传例》），“言易者必依于象，象备而理可得而求”，基本上就是利用解释爻和象来解易理的。当时人们也看到这一点，认为他“深求爻象，博于义类。极其数，通其变，包蓄深蕴”（《周易爻物当名·曾序》），“其象实，其变覈”（《周易爻物当名·徐世溥序》），均看出黎遂球在象数上有突破。

黎遂球重视象，他说：

凡推爻，主孔子之象是也。然即乾坤二卦，《小象》之外，且有《文言》。易为变易，其意不尽。是故必先得其象，乃得其意。（《周易爻物当名·传例》）

认为“名以当物”，卦爻辞的每一个字都有物象作根据：他认为爻象有对应的物象，物象有对应的名字，卦中用字，例如大有、小过等卦的“大”、“小”、“有”、“过”和“大人”、“小人”等词，都是“恒词”，都有爻象根源。“大有称大者，有大也。大畜，畜大也。大过，大者过也。大壮如之。小过如之。爻之称大师也，则师主乎大也。大人小人，故有恒词。”他要“明爻物”，要把周易的卦爻辞都讲通。

黎遂球用心于寻找或者创造体例，为易经各卦各爻的文字做出象的解释，要做得字字有来历，互相可解释。为了做到这一点，在《周易爻物当名》中，黎遂球首先通过对扩大取象范围的处理，加大解易的空间。他把《九家易》的取象，即“乾为龙，为直，为衣，为言。坤为牝，为迷，为方，为囊，为裳，为黄，为帛，为浆。震为玉，为鹄，为鼓。巽为杨，为鹳。坎为宫，为律，为可，为栋，为丛棘，为狐，为蒺藜，为桎梏。离为牝牛。艮为鼻，为虎，为狐。兑为有常，为辅颊”等，加入《说卦》，认为“爻之为物，不越于此。本体互体与夫变卦，或全或似如之”（《周易爻物当名·传例》）。作为理解易经的根据，这就扩大了取象的范围，扩展了卦爻的解释途径。

黎遂球以周易经传的文字为根据，借用其他经典解易。如根据《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系辞焉以断其吉凶，是故谓之爻”，认为：

周礼与易爻相为表里。礼有六官，爻有六位。又如天官为乾，地官为坤，春官为元，夏官为亨，秋官为利，冬官为贞。又如天官之属，比晋、萃、升。（《周易爻物当名·传例》）

这等于把《周礼》的内容拉到了基本卦象中，又扩大了易卦的取象范围。

除了向外扩大取象，黎遂球还以周易经传的文字为根据，对卦爻之间的内在关系加以发挥性解释，以扩大解释经文的理由，例如，他将各卦中相同的字词拉在一起做互证，附会成文，形成一个新解释：

泰称归妹，与同人、谦称师。豫称大有、称恒。……非无故也。或以卦变，或言卦交，或因

乎其类。传曰，触类而长之。（《周易爻物当名·传例》）泰卦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有“归妹”二字；同人卦九五“先号眺，而后笑。大师克，相遇”有“师”字；谦卦上六“鸣谦，利用行师，征邑国”有“师”字；豫卦九四“由豫，大有得”有“大有”二字；豫卦六五“贞疾，恒不死”有“恒”字。黎遂球认为，这些看似无关的字，都是周公系爻辞时有深意的安排，泰卦和归妹卦，同人卦、谦卦和师卦，豫卦和大有卦、恒卦等等，这些卦之间有相同的语词，因而就有义理和逻辑关联。泰卦六五“帝乙归妹，以祉，元吉”有“归妹”二字，所以就和归妹卦有内在关联，可以放在一起，互相解释。这个解释方法，在学术上不一定可靠，如豫卦九四的“大有得”和大有卦的“大有”，是否同意，本属可商，但黎遂球对此似乎并无解释，直接利用。在这个看起来并不可靠的前提下，黎遂球在卦爻辞的本来意思之外，给它附加了一个解释的维度。

黎遂球重视卦象，同时也重视爻象。重视以“交”、“互”解爻辞，在变爻和不变爻、本卦和互体之间寻找关联，在三百八十四爻及其变爻和不变爻之间找逻辑联系，从而对六十四卦有关爻物做发挥性解释，以便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演绎模式。他说：

是故夫爻也者，交也。何所取之，取之互也。交也者，交也。何所取之，取之变也。是故惟互与变，可以观爻。周公之象，其不出此者也。象也者，像也。是故夫颐与损、益似离，皆可称龟。坎似小过，有飞鸟之象，其可见者也。卦有之，鸟数飞为习。重坎称习，是也。变也者，何也，“厥宗噬肤”，其可见者也。交之为言反也。反对之义，于传有之，曰“大过颠也”，“颠颐”其可见者也。交之为言相交也，夹履其可见者也。惟周公为之当名辨物，是故凡卦皆可变……故蒙之二，臣道也，有师道焉，而日子克家，子中男，坎也，其互为震，犹之乎其长男之道，故日克家。（《周易爻物当名·易爻总论》）

在这一大段中，“颐与损、益似离，皆可称龟。坎似小过，有飞鸟之象，其可见者也。卦有之，鸟数飞为习。重坎称习，是也”。黎遂球认为颐卦、损卦与益卦的卦象，和离卦经卦的卦象相近，离卦经卦为龟，故颐卦、损卦与益卦皆可具龟象。坎卦和小过卦的卦象相近，小过有飞鸟之象，所以“重坎称习”。这是直接取卦象相近的物象。“交之为言反也。反对之义，于传有之，日‘大过颠也’，‘颠颐’其可见者也。交之为言相交也，夹履其可见者也”一段，显然又讲的是爻象和卦爻之间的关系，而蒙卦九二“包蒙吉，纳妇吉，子克家”。黎遂球认为，蒙之二是臣道，但是有师道存焉。理由是爻辞日“子克家”，蒙下卦为坎卦，是中男，蒙之二、三、四爻的互卦为震，震为长子，故克家。这个逻辑，确实有些支离了。

黎遂球强调“比爻而观”，“连类而观”与“彼此之词，可互观而有得”，说：

是故凡五爻皆不变，斯爻变，则占本卦斯爻，参之以变卦之斯爻。有如毕万筮仕于晋，遇屯之比。晋献公嫁伯姬于秦，遇归妹之暌。文公勤王，遇大有之暌。……。凡五爻皆变，斯爻不变，则占之卦不变之斯爻。如鲁穆姜往东宫，遇艮之随。是故于爻也，必推其变与不变，其为物皆可连类而观。其六爻皆变与不变，与三爻皆变，不占爻。其二爻皆变，则占本二变爻。四爻皆变，则占之卦之不变爻。然惟斯爻之变与之卦不变之斯爻，彼此之词，可互观而有得焉。（《周易爻物当名·传例》）

黎遂球解释易传“刚柔相推，八卦相荡”，“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刚柔相推，变在其中”，“杂物撰德，辨是与非，则非其中爻不备”等文字，认为可以灵活取象。他说：

凡初二三为下卦，四五上为上卦。其互则又以二三四为一卦，三四五为一卦。……爻之名物，或以上下二体之卦，或以其中二互体之卦，因之为象。其不尽然者，或推变卦，或言交卦……或言其来其去。……或本乎其位。（《周易爻物当名·传例》）

黎遂球讲易重视交卦，一般说来，所谓交卦，就是一卦的上下卦互换，下作上，上变下，如黎遂球所说：“其所谓交卦何，履之于央是也。凡卦皆有交推之因，各得其说，故与皆变之卦衡论之。附以着其说。”（《周易爻物当名·传例》）但是黎遂球又说：

坎、离为乾、坤之交，既济、未济又为坎、离之交，榆祭受福，又为既济之交。君子之光有孚，又为未济之交。……是故圣人复起，可以因乎其器，神而明之，以传道于不穷。（《周易爻物当名·未济》）

极大地扩大了的互体说和交卦说取象的应用范围。

黎遂球解释爻辞，每释一爻之后，先列出此爻变而来的相应卦和该卦的爻辞，再列出此爻不变，其余爻皆变而来的相应卦和该卦的爻辞。如履卦初九“素履，往，无咎”云：

履之初，为素，又兑西方之卦，于色为白。下卦二阳，由初而上，故往。变爻讼，不永事而率其素。故无咎。其于变为讼“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不变为明夷“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周易爻物当名·履》）

履卦下兑上乾，初爻“为素”，又“兑是西方之卦，于色为白”，也是“素”。“下卦二阳，由初而上，故往”。履卦初爻变为讼卦，讼卦初六爻：“不永所事，小有言，终吉”；初爻不变，其他五爻变，则为明夷卦，明夷卦初九：“明夷于飞，垂其翼，君子于行，三日不食，有攸往，主人有言。”

这样，爻辞的“素”和“往”都有了着落。他用讼卦初六与明夷卦初九，甚至讼卦与明夷卦本身，来解释履卦初九。当一卦六爻解释完后，再分别列出六爻皆变的相应卦，以及上下纯卦对调的“交卦”。如屯卦，“皆变为鼎，其交卦为解”。这样一来，卦爻的可解释空间就很大了。但是初爻“为素”的“素”和“于色为白”的“素”并不是一回事，黎遂球这样解释爻辞，看似通了，实则正如《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所言，“其书惟载三百八十四爻，以互爻推求其象，然互体变卦虽古法，而遂球所推则自出新意。往往支离漫衍，附会成文”。“支离漫衍，附会成文”，确实说中黎遂球的问题，但是反过来看，这正表明黎遂球要自出新意，极力讲通经文的无奈，这个努力，对易学的发展是有价值的。

总而言之，黎遂球认为，周公系爻辞之后，《易经》已经发展为一完备系统。“卦之有爻，所以效变也，词之有象，所以像象也，考交互，研物宜，而当名辨物之书于是乎出。”（《周易爻物当名·章跋》）黎遂球就是在卦象、爻象以及卦象、爻象的关联上着力，建构一个解易的大框架，其主要方法，就是利用对卦爻及变爻、交卦、互体卦的相关卦爻，以及六十四卦象征或相关的卦爻象，予以新解释，建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解易体系。

对于黎遂球的这些成就，当时人就有肯定，称赞他的解释能力强，“王弼五鹿充宗之流也”（《周易爻物当名·曾序》）。还有人认为，他的成绩超过了京房、魏钟，甚至可以比拟杨雄、司马光、邵雍等名家：

易逆数也，数存乎卦爻之后，可得而言。数存乎卦爻之先，不可得而言也。故言乎卦爻之后之数，子云之《太玄》，司马之《潜虚》，尧夫之《皇极》，譬跛者之槌埴。免乎一人之蹒跚而已焉。言乎卦爻之先之数，则天之所由生，地之所由成，人物之所由悬殊，譬之手握日月，骑龙负云，将以穷无穷而极无极焉。呜呼至矣。……汉京房专守名数，魏钟会详互体才性同异，而王弼以理致兼之，黎子殆其人哉。（《周易爻物当名·章跋》）

三、对黎遂球易学的定位与反思

《四库全书总目经部易类》云：“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於禨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於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莲须阁集·与友人论星历乐律书》：“各占因其象以占其气，测其数以验其行，如斯而已。然某以为足下学言其象与数，乃不若先学为其理。理本于一，一者诚明而已。”《莲须阁集·孟子不尊周论》：“是故易之为书也，皆稽实待虚之词。”实是象数，虚是义理。同时黎遂球解易参证史事，则其易学归宿，应该是儒理易。

但是回顾上文所述黎遂球的易学，方法上主要是利用象数方法，又近乎汉儒。实际上，正如郑万耕谈两宋易学所云：“无论是义理学派，还是象数学派，都不追求《周易》经传文字训诂方面的解释，不停留在经文的表面字义上，而注重探讨其中的义理。”“汉儒好言象，宋儒好言理。昔人谓汉儒不言理而易存。宋儒言理而易亡。……汉儒假经设义，依托象类，所言治乱吉凶得失忧虑之故，往往而合。后世穷理者不能逮，倘亦深于象之效耶。”（《周易爻物当名·曾序》）言象不影响穷义理，黎遂球的易学路径，正是通过深于象而穷义理。《莲须阁集·易史序》云：“数所以剖理也，理所以成事也。……是故顺其理，然后得吉。悖其理，斯以取凶。……夫数也者。亦器之所以纪名而已。……有守之而若画焉，此从乎器者也；有游之而若虚焉，此从乎道者也。”在易经的系统里，数与理，器和道，这两者是不可分开讲的。

《周易爻物当名·自序》云：

杨雄有言：“重易六爻，不亦渊乎。”王弼谓“象者，意之筌也。……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是故触数（类）可为其象，合义可为其征。义苟在健，何必马乎？类苟在顺，何必牛乎？爻苟合顺，何必坤乃为牛。义苟应健，何必干乃为马。而或者定马于乾。案文责卦，有马无乾，则伪说滋蔓，难可记矣。”夫以弼之说推雄之言，则岂鱼跃于渊，舍筌可得？究厥所由，不为无自。……惟渊乎其渊，乃可得而忘之？

王弼在《周易略例·明象》中强调“立象以尽意，而象可忘也。重画以尽情，而画可忘也”，“象”不过是表达“意”的工具。杨雄“重易六爻，不亦渊乎”，强调“象”有自身价值，在卦爻的交互变化中，把握“意”，这样解易，才有理论支撑。

黎遂球将杨雄和王弼两家对举，认为只有通过“象数”，才能舍象明理。但是他的“象数”，并不是王弼所反对的纳甲、纳支、卦气等“象数”，而是在卦爻内部寻找逻辑关系，从卦与爻之间寻找解释的根据。不论成功与否，黎遂球的方法可以看作是用杨雄调和王弼一种新尝试。这在明代易学中算是很有特点的。

按照《四库全书》的标准，黎遂球无疑属于援史证《易》的史事易学。传统的研究也是如此定位的。黎遂球的行事确有过人之处，但当时如此行事者甚多，而且黎遂球的人格和他易学研究中的学术贡献没有必然联系；黎遂球的思想，也有可取，但当时有类似主张的人不少。今天研究黎遂球的易学，传统上当作黎遂球研究重点的这两个方面，都没有很大的开拓空间，反倒是他“支离漫衍，附会成文”的地方，能见新意，有学术价值。黎遂球的易学如此，其他易学家是否也如此？多角度地探索，对于拓展易学研究，应该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