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蔡和森的党建思想

[摘 要] “八七”会议之后，蔡和森在改组顺直省委时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报告。他在梳理党内机会主义发展史的基礎上，重点从党的思想、制度、组织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给出了科学的解决方法。这篇报告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内首个全景式剖析机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它不仅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进行了系统、严密的探索，而且对于在新时期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理论滋养。

[关键词] 蔡和森；《党的机会主义史》；“八七”会议；机会主义；党的建设

[中图分类号] D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12-0068-08

蔡和森（1895—1931），湖南双峰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卓越领导人之一，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和宣传家。1931年8月，蔡和森在香港被敌人秘密杀害。他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和森同志都做到了”[1] 91。作为毛泽东在革命道路上志同道合的战友，他的许多建党理论和思想都对毛泽东产生了巨大影响。首先，他是最早提出在中国成立马克思主义革命政党的先驱，早在留法期间，他就多次致信毛泽东商议建党一事；其次，从1921—1931年，虽然只有短短的10年时间，但是蔡和森却在党的思想建设、民主集中制、组织建设以及党风建设等诸多领域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为列宁式政党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蔡和森的建党思想极其丰富，对他的分析很难面面俱到，故本文选取《党的机会主义史》这篇报告来作为探析对象，虽然它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但是作为党内首个系统论述机会主义的理论成果，这篇报告还是为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恢复和开展提供了宝贵经验和理论指导。

一、《党的机会主义史》的历史背景

中共五大以后，党内的机会主义者继续奉行妥协退让的策略，最终导致了“四一二”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的发生。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革命前途，中共中央在共产国际的指令下，决定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紧急会议有非常伟大的历史意义……由此会议救中国共产党于机会主义的破产之中，挽回了全国工农群众惶惑恐慌的大危机，树立了工农革命苏维埃政权的新大旗”[2] 102。在这次会议上，全党集中力量对机会主义进行了批判，通过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总方针，这为今后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

“八七”会议结束以后，蔡和森受中央指派来到北方。为了卓有成效地领导北方局尤其是顺直省委的工作，蔡和森在做了大量调研之后，最终下定决心要通过改组党委的方式铲除党内的机会主义者。为此，他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作了《党的机会主义史》的重要报告。这篇报告最初写于1927年9月22日，后来发表在《顺直通讯》第2期，由于战争动乱原因文章有部分遗失，而本文所用材料主要依据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和2013年出版的《蔡和森文集》。蔡和森的这篇报告具有深刻的历史背景，这是他对国民革命以及党的建设长期思考的结果，也是全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初期的智慧结晶。

二、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一——梳理了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发展过程

党的机会主义是在国共合作以及国民革命的发展中逐渐发展起来的。为此，蔡和森在唯物史观的指导下，把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发展科学地划分成了四个阶段。

（一）机会主义开始在党内出现——两种倾向先后形成

蔡和森认为在“二七”运动前后，党内就开始出现了机会主义，而且具有两种表现。其一，由于受到工人运动快速发展的影响，党内有一部分人逐渐形成了“左”倾思想。他们对于革命形势过于乐观，“以为可以不经过国民革命而无产阶级革命可以马上成功”[2] 41。很显然，这违反了马克思的革命理论，即无产阶级只有经过革命斗争才能彻底解放。其二，“二七”失败以后党内有些人迅速表现出了悲观情绪，他们对工人运动的前途严重表示怀疑。为了避免流血牺牲，他们“主张马上联合一切反英的势力打倒吴佩孚”，甚至还有人“渐渐不信党而变为反动派了”[2] 41。蔡和森认为这是右倾的表现。不过，针对有人将这次运动的失败归结为“工团主义”以及对吴佩孚的幻想主义的说法，蔡和森进行了反驳：党在初期并非只做劳动运动而不知做政治运动。因为在工人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只有先解决工人的经济问题，才能“借此发展阶级觉悟与组织”[2] 73。另外，利用吴佩孚“迅速地发展了几条铁路的工作，铲除交通系统工贼在各铁路的势力”[2] 73是共产国际的权宜之计，而且中央在执行共产国际的这项指示期间始终严格遵守了党的纲领，从未在“文字和口头的宣传上”[2] 73放松过对吴佩孚的斗争。

（二）机会主义在党内快速发展——“一切工作归国民党”

从中共三大到1926年“3·20事变”，是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快速发展时期。这一时期机会主义主要表现为右倾。1923年6月，中共“三大”会议的代表们在国共合作的方式上发生了激烈争论。马林、陈独秀等人主张采用“党内合作”的方式，并要求“一切工作归国民党”，而这种观点遭到了蔡和森、张国焘等人的严厉批评。蔡和森指出，“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理由看似充分，但实际上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比如在联合战线上，他们认为“中国目前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革命，故应与资产阶级联合”[2] 42。应当指出，国共合作对于党和中国革命的发展的确有很大帮助，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但是，他们在判断党的地位与工作时却把资产阶级当作领导者，而完全看轻了党和工人阶级的力量，甚至认为“共产党没有不要紧，只要国民党工作好时自然可以产生共产党”[2] 43。由此可见，机会主义者就这样把革命领导权拱手相让，最终加速了革命战线的分裂。与此同时，蔡和森还指出党内有“左”倾的危险，而且这种倾向对于革命事业有很大的消极作用。他认为党内之所以有这种倾向，是因为有些人没有看到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面，他们“只看孙中山是对象，而未看清全国国民党的群众，只看见反动势力右派”[2] 43。

（三）机会主义在党内完全系统化——导致大革命彻底失败

机会主义的系统化是由一系列事件组成的。首先，在国民革命快速发展之时，革命战线逐渐开始了分化，蒋介石等人从革命者蜕变成了革命的敌人。他们通过种种卑劣手段攫取革命领导权，并不断发起对进步势力的进攻。由于机会主义者的妥协退让，最终导致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发生。其次，192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为了适应革命形势的变化，应对反动派的进攻，决定提前召开党的五大。在会上，代表们“提出了争取无产阶级对革命的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等一些正确的原则”[3] 213。不过，陈独秀等人非但没有承认自己的错误，反而继续坚持“西北学说”理论。事实上，“西北学说”是一种“逃跑主义”。再次，在五大开幕之后的两个星期，湖北、湖南就相继发生了夏斗寅和许克祥反革命事件。在这种情况下，蔡和森等人倡议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发动一切工农群众，“以暴动对付暴动”[2] 74。但是当时中央对国民党依然抱有期望，“全副精神力量自然只集中于所谓左派关系的问题”[2] 75。所以，他们只是把夏斗寅的叛变当作突发事件处理，而并未意识到整个资产阶级已经叛变的事实。很显然，机会主义使党在关键时刻再次放弃了革命领导权，也使党失去了最后一次反击的机会。

（四）机会主义在党内衰落——重新確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1927年，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全党集中全力对右倾机会主义展开了严厉的批判。自此，机会主义开始衰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中央的领导机构发生了很大变动。“五大”召开之前，罗易被调回共产国际，换做了罗明纳兹；陈独秀离开了最高领导岗位，中央工作暂由张国焘和李维汉等人主持。领导机构的变动，为揭露与批判党内的机会主义提供了有利的组织条件。其次，全党集中力量对机会主义展开了深刻批评。其中，以蔡和森的批判最为系统和深刻。他指出：“五大”制定的政策是好的，但是错在没有认真执行；在反动势力发动进攻时，“向小资产阶级让步”[2] 70，压制所谓的工农“过火”行动；党的政策过于关注资产阶级的利益，“以至中央完全成为了普遍的政治团体，非阶级的指导”[2] 70。另外，李维汉的批评也相当尖锐。他认为陈独秀等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外衣下，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革命方法，“把民主革命和统一战线的领导权送给资产阶级，他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完全丢掉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灵魂”[4] 524。再次，“八七”会议通过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暴动的总方针，重新确立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历史地看，机会主义在“八七”会议上并未得到彻底解决。一方面，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间较短，缺乏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更关键的是，全党过于重视实践而忽略了对于革命理论的研究。历史反复证明，革命行动的成功离不开好的理论指导。另一方面，为了顺应革命事业的快速发展，党在放宽条件使小资产阶级、农民阶级涌入党内的同时，也受到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很大程度上的冲击。不过，机会主义是可以斗争而且可以战胜的，前提是党能够始终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全党的指导地位。

三、报告的主要内容之二——加强党的建设，铲除机会主义的根源

蔡和森是最早提出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人物，早在赴法期间他就旗帜鲜明地举起建立列宁式政党的大旗。在此后十几年的革命生涯中，蔡和森更是形成了丰富的建党思想，《党的机会主义史》就是他积极探索的重要成果之一。这篇报告主要涉及了党的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组织建设以及作风建设等方面，这表明“其思考的理论路径已经接近毛泽东在抗战时期所论述的党的建设是‘一项伟大的工程’的重大命题”[3] 237。

（一）加强党的思想建设，铲除机会主义的思想根源

蔡和森向来重视党的思想建设。他指出：“真正的革命党，如无革命的理论是不行的，故一个革命党不仅要有好的组织、好的政策，尤其要有革命的理论来把思想统一，然后才可以领导革命到正确之路。”[2] 20-21蔡和森在建党初期就思考党的思想建设问题。他认为，要使全党尤其是中央政治局摆脱机会主义的错误，就必须学会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中国革命，即用马克思主义的精神来制定符合中国国情的策略和组织。

“八七”会议以后，蔡和森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分析了大革命失败的主观原因。他认为，正是由于党的领导机关在革命中忽视了对党的指导思想的研究，这才给了机会主义可趁之机。无产阶级政党只有在掌握革命领导权时才能取得革命胜利，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原则。但是，在国共合作期间，“一切工作归国民党”的方针很显然违背了这一要求。尤其是在接连发生“西山会议”事件、“四一二”事变以及湖南“马日事变”的情况下，机会主义者非但不顾实际情况的变化，反而试图通过“北伐”“东征”来维持已经名存实亡的国共合作。这种只求形式统一，而忽略客观事实的做法，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犯了主观主义错误。另外，鲍罗廷等人又犯有教条主义错误。他们“动辄用列宁的话来为自己的机会主义错误辩护”，“而中共的一些领导人则迷信教条、国际代表，以致任国际代表摆布”[5]所以，蔡和森号召全党要“建立中国无产阶级列宁党的自己的理论”[6] 582，并以此来领导无产阶级完成革命。

（二）完善民主集中制，铲除机会主义的制度根源

民主集中制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根本组织原则，也是党的根本制度。历史证明，当这种制度执行得好的时候，党的各项事业就会快速发展，否则党的事业就会遭受重大挫折。蔡和森认为，机会主义之所以会在党内发展成极其严重的错误，主要因为民主集中制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首先，党内缺乏讨论问题的传统，工人农民出身的党员的“倾向和意见从未在党内起作用”；其次，1925年之后党逐渐成为了群众化的政党，但是却养成轻视工农群众的习惯，非但没有及时吸收工农运动领袖，甚至“无形中逐渐小资产阶级化或民族资产阶级化”[2] 106；再次，养成了“怕群众”的习惯，指导机关在制定重大决议时“既无党的讨论，又无选举制度，甚至上级党部不准下级党部自发口号，自发宣言，自定当地斗争之政策”[2]106等等。

蔡和森指出，这些违反民主集中制的做法阻碍党与群众的亲密联系。若要克服机会主义，确立良好的政治生活，就必须积极地执行民主集中制。他认为，民主集中制包含着民主与集中两个方面，民主是集中下的民主，集中则是民主下的集中。一方面，要充分发展党内民主，使工农群众尽可能地参加指导机关，使自上而下的讨论成为可能，同时还要切实保障广大党员的选举权、知情权；另一方面，要严格执行党的纪律，真正使民主集中制成为党的根本制度，而且“这种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和铁的纪律不是削弱党员群众及下级党部的自觉主动和创造精神的，不是弛缓党的纪律和组织”“乃是强固党的纪律和组织”[2] 107。实践证明，实行民主集中制能够铲除机会主义的制度根源。

（三）全盘改造党的组织，铲除机会主义的组织根源

组织工作是党指挥群众运动的枢纽，也是党开展工作、领导革命最重要的物质载体。针对北方局和顺直省委的工作长期难以打开局面的状况，蔡和森在“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创造性地提出了要对党进行改造的设想。首先，要全盘改造党的各级组织。党要改造成为群众的党，敢于给群众相当多的权利，包括民主选举、讨论和批评建议的权利；改造时“不应组织什么‘左’派”，反对排斥所有的知识分子的过火倾向，允许曾经工作过的同志继续工作；坚决剔除机会主义顽固分子，严防他们对党的工作的破坏，等等。其次，要把党改造成为一个群众的政党。蔡和森指出：“党不是要改造成为狭隘的小团体，乃是要改造成为一个伟大的健全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政党。”[2] 109因此，这就要求党的组织在改造时必须要打开党的指导机关的门户，接受党内外群众的意见，实行群众选举，接受群众监督；在决策的制定上能够很大程度上体现民众的意见和倾向。不过，这种开放要有一定的限度，而不能只是一味地迎合民众的意愿。

另外，蔡和森还强调：党的改造并不是更换几个上级机关和领导那么简单，也不是增加工人在党内的份量，把旧的知识分子换成新的那样片面。而是要从最小的支部出发，实行根本改造。而这样做的目的，“根本是要肃清一切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机会主义的遗毒，要改变过去机会主义时期之畸形的党内生活、教育、训练以及一切不正确的工作方法”[2] 109。

（四）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铲除机会主义的作风根源

蔡和森作为党在早期卓越的领导人之一，在长期的理论工作与革命实践中形成了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秀品质，并且在他的带动下成为了党的优良传统。在“八七”会议上，他不计较个人得失，主动承担了中央政治局所犯的错误。蔡和森指出：在发生反革命事件以后，他虽然提出了“中央政治局的火线集中于发动自己的势力去扑灭一切反革命和阴谋”[2] 75的意见，但是当时他并未决心与国民党进行决裂，所以就没有坚持自己的观点。对此，他主动接受中央的处罚。不仅如此，蔡和森还不惧权威，强烈地批评了罗易和鲍罗廷在五大以来所犯的错误。他认为，罗易与鲍罗廷是共产国际的代表，他们本应正确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与决议，但是“我们听了老鲍和鲁易的演说之后，发现两种完全不同的意见和政治路线。”[2] 77结果就使得中共中央难以受到共产国际的正确指导。另外，蔡和森还针对陈独秀对革命形势的乐观主义、李维汉的“法律”主义以及彭述之等人的悲观主义进行了严厉批评。

总之，蔡和森敢于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行为，体现出了一名共产党人的优秀品质。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报告中就曾明确指出：自我批评是我们党的优良作风之一，“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也是我们和其他政党相互区别的显著标志之一。”[8] 1096很显然，蔡和森的身体力行，不仅对毛泽东本人产生了重要影响，更是为党的作风建设起到了很好的表率作用。

四、科学地看待《党的机会主义史》

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及其活动时，不能仅从主观出发，而是要坚持历史原则，“从客观历史实际出发，对历史现象产生的各种历史条件作联系的考察，并从发展中来进行具体研究的科学方法”[7] 110。因此，这就需要我们辩证地看待《党的机会主义史》的局限性和历史贡献。

由于客观环境的限制和历史人物在认知上的片面性、碎片化等原因，《党的机会主义史》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局限性。比如，蔡和森把大革命失败的全部责任归为中央政治局，而没有意识到共产国际同样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对党进行全盘改造时，虽然他一再强调目的是为了增强党的凝结性和统一性，但是当他要求“指导机关打开门户由群众选举，由群众监督”时，忽略了历史条件的限制，流露出了“左”的倾向。因为，党在此时最主要的任务，是迅速把党组织转入秘密状态，尽可能地为革命保存力量。另外，这篇报告是蔡和森在没有资料的情况下作的回忆，难免会因为掺杂了一些主观因素而缺少客观性。

但是，作为党内首个全面系统阐释机会主义的理论成果，《党的机会主义史》不仅是蔡和森个人关于党建思想的精华，更是党的早期领导集体的智慧结晶。首先，他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出发，论证了中国共产党不是机会主义的产物。他指出，那种认为中国共产党从产生那日便是机会主义的理论是完全不对的。中国共产党绝不是几个大学教授或者几个学生的创造，而是十月革命后中国工人运动的革命产物，是从“五四”运动后中国工人的革命运动中产生的。其次，他还将机会主义在党内的发展过程分为了四个阶段。实践证明，这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为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可以看作是历史的，也就是说它们遵循着一般事物的普遍发展规律。蔡和森正是在正确了解和把握机会主义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对于机会主义的科学认识。另外，更为重要的是，它涉及了建党初期众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包括党的思想建设、领导机构建设、党与群众的关系、统一战线以及党的民主集中制和作风建设等等。蔡和森以创造性的思想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理论宝库，既为毛泽东建党思想的形成起了指导作用，还为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了大批骨干，准备了坚实的组织力量。

历史地看，虽然《党的机会主义史》存在着诸多不足之处，但是它从思想、制度、组织和作风等方面对党的建设进行了系统、深入地探索，这不仅为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不断取得伟大胜利，更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新形势新条件下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更好地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核心作用，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的理论滋养。所以，重温《党的机会主义史》不仅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更有着丰富的时代内涵。

[参考文献]

[1]佚 名.回忆蔡和森[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2]佚 名.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徐方平.蔡和森评传[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4]李维汉编辑组.李维汉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

[5]周一平.党的机会主义史的史学价值[J].长沙水电师院学报，1991，（6）.

[6]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资料选辑 （一九二五—一九二七）[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

[7]鄒兆辰.毛泽东对历史的考察[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8]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四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10]蔡和森.蔡和森文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曾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