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的辩证统一

摘要：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奋斗历程中，我们党逐步探索、积淀形成了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相结合的宝贵经验。它们二者如车之二轮、鸟之双翼，辩证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之中。正是如此，我们党才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才成为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领导核心。

关键词：思想建党；制度治党；辩证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近百年发展进程中，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贯原则，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作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重要举措，总结出了极其宝贵的经验。在新时代，我们党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具体实践之中，使党建设的更加坚强有力，让党成为人民群众的主心骨，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领导核心。

一、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一贯原则

（一）思想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要求。1848年，《共产党宣言》横空问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文中深刻阐释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理论基石。在俄国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进程中，列宁提出和阐述了“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坚强的社会主义政党”“一个党是不是真正工人的政党，不仅要看是不是由工人组成的，而且要看它是由什么人领导它以及它的行动和政治策略的内容如何，只有根据后者，才能确定这个党是不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政党”等重要论述，极大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的理论。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遭受着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面对内无民主、外无独立的局面，无数仁人志士为了救亡图存先后发动了农民起义、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但均以失败告终。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在求索中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北京、上海、长沙、武汉以及日本、欧洲等海内外都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早期革命者对建党的大是大非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一致认为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建党原则。1921年，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毅然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重任。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坚强领导力量。

（二）思想建党是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积淀的宝贵经验。1929年，毛泽东在古田会议上第一次提出了“思想建党”的原则，以及“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方法”等重要论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在延安时期，为了巩固来之不易的抗战形势，保证长期抗战的最后胜利，针对党内党风、学风、文风存在的问题开展了整风运动，这正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党的成功实践。1949年，我们党经过28年浴血奋战取得了革命的胜利。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提出了制度建党等思想，尤其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是思想建党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奠定了改革开放的思想基础，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深刻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新形势下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的时代课题。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顺应时代发展、理论结合实际，深入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推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由此可见，思想建党原则在这些不同时期党的创新理论中不断得到继承和发展。

（三）思想建设是党的基础性建设。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思想建设，通过开办工会、夜校、约农会等方式，在工农群众中广泛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就是通过《共产党宣言》不断增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斗争之中，領导人民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中披荆斩棘、艰辛前行。党的八大以后不久，党的思想路线在一段时期内慢慢偏离了正确轨道，出现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特别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带来了沉痛灾难。由此观之，思想建设在党的建设中显得愈加重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高瞻远瞩、打破思想禁锢，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如他所说，要把工作做好必须首先从思想上解决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理想信念作为党的思想建设的首要任务，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不断提升党的建设质量。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思想建设是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第一步。可以说，没有筑牢思想建设之基础，党的事业就不可能顺利发展。

二、制度治党是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之策

（一）制度治党体现全面从严治党之“全”。从涉及领域看，制度治党涉及党的建设各个方面。革命时期，毛泽东就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在党管军队、民主集中制和党对政府的一元化领导等方面进行了制度建设的初步尝试，提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管党治党的重要方略。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更加强调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指出“制度问题不解决，思想作风问题也解决不了”。在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我们党强调把制度治党贯穿于党的建设各个领域。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政治建设为统领，出台或修订颁布了百余部党内法规，将制度建设贯穿于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等各个方面。从对象上看，制度治党具有普遍适用性。所谓制度，是指全体组织成员共同遵守的、按一定程序办事的规程或行动准则。显然，制度治党所适用的对象就是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任何党组织和党员个人在党纪监督面前没有特权，没有例外。从过程上看，制度治党贯穿于管党治党的周期过程。回顾党的历史，定期或不定期开展政治教育和学习活动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一贯做法。通过教育学习活动，将实践经验转化为理论，再通过不断实践将理论以制度的形式确定下来。任何制度一旦确定下来，便具有相对稳定性，党内法规亦如此。

（二）制度治党体现全面从严治党之“严”。一般而言，制度会对一定组织和组织内的成员作出规范性、约束性或激励性的规定，而诸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等体现约束性规定的党内法规的数量尤为众多，一旦这些制度规范遭受违犯，违犯者就会受到严厉制裁。比如，党章将党的纪律划分为政治纪律、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和生活纪律六大类型，明确规定了警告、严重警告、撤销党内职务、留党察看、开除党籍等五种给予党员的纪律处分类型和改组、解散等两种给予党组织的处分类型；纪律处分条例则对违反六大纪律的情形以及给予的相应处分类型、适用情况作出了明确规定，划出了党员干部行使权力“高压线”；问责条例则明确规定了对党组织作出检查、通报、改组等三种问责方式，对党的领导干部作出通报、诫勉、组织调整或者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四种问责方式以及停职检查、调整职务、责令停职、降职、免职等更加具体更加严厉严厉的问责方式；等等。需要注意的是，党内法规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们是由基本制度、具体制度和实施细则等不同层次的制度相互衔接、相互配合构成的一个健全的严密的贯穿于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体系。

（三）制度治党体现全面从严治党之“治”。一方面，制度治党是政党治理方式现代化转型的重大举措。纵观世界各国政党，制度治党是现代政党治理方式的重要标志，强调政党的法定规范与其真实的权力结构之间的一致。新中国成立初期，政党领袖的政治权力在特殊时期缺乏党内法规的有力约束。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逐渐认识到制度建设的重要性，政治权力逐渐被制度的法理型权威所取代，实现了政党治理方式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变。另一方面，制度治党是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重要举措。依法治国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依规治党是我们党管党治党的基本方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坚持“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有机统一”，并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的重要内容。在治国理政的具体实践中，我们党通过法定程序将党的意志转化为国家意志，党内法规和国家法律統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之中。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反映到政党治理的方式上，就是要将依规治党作为管党治党的主要方式，推动党员领导干部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实际问题，党的制度制定与实要尊重已有法律规范，不能以党纪代替国法。依法治国是制度治党的目标，党不在制度内运行，法治国家建设就没有保障。

三、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是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

（一）思想建党是制度治党的根本前提。作为拥有9000多万党员无产阶级政党，要实现党的组织统一首先就是要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只有这样，“大”才会有“大的样子”。一方面，我们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自建党伊始，我们党就把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高高举了起来，在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始终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武装头脑，结合实际创造性地制定和施行符合特定时期的科学的正确的制度规范，确保党的建设健康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党始终坚持把理想信念作为党的建设的首要政治任务。在近百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中，我们党积淀形成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以及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红旗渠精神、航天精神等宝贵精神财富。在新时代，我们更是需要从党的发展历程中体悟党的初心使命，继续前进。实践充分表明，唯有依靠马克思主义强化理论武装，从根本上解决党员干部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我们党才能从容应对各种风险挑战，才能永葆先进性和纯洁性，才能担负起新时代的历史重任，才能保证党长期执政、科学执政。因此，思想建党就是解决认识问题，决定着制度治党的发展方向，是制度治党的根本前提。

（二）制度治党是思想建党的可靠保障。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有一套与自己相适应的组织原则和组织制度。列宁继承了马克思的这一基本思想，创造性地提出并确立了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的组织制度，开启了无产阶级制度治党的篇章。同样，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度重视制度建设，比如中共一大制订了第一部《纲领》，明确了我们党“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党的二大制定的第一部党章则对党的组织纪律，对入党标准、入党程序等进行了规定。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经验，提出“必须建设高质量的治党制度”“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等论断。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江泽民、胡锦涛都把制度建设作为党的建设的有力抓手，提出“一定要把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有机结合起来，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保持党员队伍的先进性，关键在于完善制度和机制”等重要论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同志反复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必须有坚强的制度保证”，从理论和实践上推进党的建设向规范化、常态化迈进。毋庸讳言，没有思想建党不行，但只靠思想建党也不行，思想建党还要依托制度治党来保障。

（三）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相结合”“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同向发力”，这是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的具体要求。一方面，思想建党要有科学制度的保障。当前，一些地区、部门的一些党员干部存理想信念淡泊、缺少服务意识，他们缺乏正确的是非观、义利观、权力观、事业观，由此也反映出党内制度依然存在的一些薄弱环节。因此，在党的建设具体工作中，就是要以党章党规党纪为准绳，以“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常态化制度化为依托，不断强化革命文化、传统文化、政治文化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进而推动工作落实。另一方面，制度治党要有正确思想的引领。制度治党前提是要有好的制度，而制度是通过人来制定和执行的，如果思想没有武装好、思想建设做的不到位，就不可能制定出符合时代要求的党的建设制度，制度治党就只能成为一句空话。因此，在制定制度的环节中，必须遵循党内法规制定规则，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考虑各方面因素，做到科学、民主、规范，切实党员干部对制度的认同，使制度更加全面、务实、管用。在制度执行的过程中，更是要注重执行纪律平等原则，坚决维护制度的严肃性、稳定性和权威性，把党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

回顾九十八年光辉历程，正是因为我们党注重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的融合，才攻克了一个又一个看似不可攻破的难关，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彪炳史册的奇迹。总之，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如车之二轮、鸟之双翼，二者一软一硬、刚柔相济、缺一不可，它们辩证统一于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之中。脱离了思想建设，制度治党就会失去根本、迷失方向；而脱离了制度治党，思想建党就只会是无本之木、空中楼阁。

参考文献：

[1]谭作钧.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J].党建研究，2019（01）：12-14.

[2]王伟，代江波.坚持思想建党与制度治党同向发力[J].山东干部函授大学学报（理论学习），2018（08）：41.

[3]王立峰，吕永祥.制度治党：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有效路径[J].治理研究，2018，34（02）：21-29.

[4]杨东广.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N]. 河北日报，2018-02-23（007）.

[5]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 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N]. 人民日报，2016-06-28（006）.

[6]韩冰.把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起来[J].理论导报，2015（11）：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