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综述
摘要: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理论界围绕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深入研究。本文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渊源、时代背景、战略意义、具体特征、路径选择对有关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以期对加强党的建设有参考、借鉴作用。
关键词:习近平;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CN61-1487-(2018)04-00011-0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思想,分别从组织、制度、思想、作风、反腐倡廉建设等方面对如何全面从严治党进行了系统的阐述。学术界对于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本文从背景、特征,路径选择以及意义等方面对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研究成果進行了综述。
一、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理论渊源
一是借鉴中国古代反腐倡廉思想。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的反腐倡廉思想对从严治党理论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首先是以儒家伦理为核心的廉政思想。儒家思想以“德治、仁爱、伦理”为核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论蕴含着廉洁的思想,历来为统治阶级所推崇。这对全面从严治党具有一定的借鉴价值。其次是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法家提出了至今仍然影响深远的以法治国的主张和观念,主张“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认为不论是王公贵族还是平民百姓,只要触犯了法律任何人都不能逃脱法的制裁,这种法不分阶级不分地域、种族的思想,为后世所推崇,也为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提供了参考。
二是西方反腐倡廉思想的影响。只要存在着政党体制,就必定要加强执政党的建设,从严治党是政党建设的重要内容。有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有从严治党思想的印记,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阐述了剩余产品的出现从而带来私有观念的产生,随之而来的便是为了私利的占有,导致腐败问题的到来。为了消灭腐败现象,就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来解决党内问题。有学者认为列宁的反腐倡廉思想对中共从严治党有重要的影响。列宁在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就提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必须告诫广大党员干部要时刻警惕腐化堕落,骄傲自满,官僚主义的作风,保持无产阶级队伍的纯洁性,时刻抓好党的廉风建设”的论断[1]。
三是中共反腐败的历史经验。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从一大确立严格的入党条件和组织纪律,到二大制定严格的纪律保证政策落实,随后成立专门的监察委员会,这些无不为从严治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延安时期,中共开展的整风运动是党的建设史上的一个伟大创举,使全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使党达到了空前的团结,为夺取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在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刻,面对可能因为革命胜利带来的“骄傲自满,贪图享乐的情绪”,毛泽东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1438。
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党中央非常重视反腐败工作,在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就敏锐地觉察到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同时,党的建设特别是反腐败斗争也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他提出“两手抓”的方针,指出“开放、搞活政策延续多久,端正党风的工作就得干多久,纠正不正之风,打击犯罪活动就得干多久,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3]164因此,无论是革命战争时期还是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都非常重视反腐工作,注重加强党的廉政建设。
二、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时代背景
一是基于世情的考量。有学者从国际局势的变化方面总结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必要性,认为“国际间的金融危机和国家间的竞争,国际间的政治安全形势波诡云谲以及国家间文化,意识形态话语权要求全面从严治党”[4]。进入新世纪后,党和国家把新世纪的前二十年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机遇期”,但是国际形势变幻莫测,正在崛起的中国比历史上的任何时候都更具有特殊性。为了克服崛起过程中面临的国际国内压力,作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领导核心的中国共产党,更需要在发挥领导作用的同时加强自身建设。2013年6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提出“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任务,实现党的十八大确定的各项目标任务,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关键在党,关键在人。”[5]56
二是基于国情的思考。有学者从国内现实情况方面考察了实施全面从严治党的原因,认为当前国内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为了应对各种挑战,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实施从严治党就成为必然选择。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执政党自身建设的科学水平直接关系到广大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关系到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只有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清除党内的不良作风,才能实现“百年中国梦”。[4]有学者认为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是对习近平关于执政党建设系列重要论述精神的科学概括,是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的创新和发展。[6]
三是基于党情的考虑。有学者认为新形势下强调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巩固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了解决党内人员思想不纯、干群矛盾突出等问题,迫切需要党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是加强执政党建设,实现长期执政的前提;是党实现科学执政的基础;是党实现依法执政的保障,只有肃清党内的不良作风、腐败问题,才能破解当代中国面临的巨大难题,才能着眼未来,担当起历史重任。有学者从权力异化与反腐倡廉的严峻任务方面进行研究,认为当前党内面临四大考验、四大危险,存在组织纪律涣散、干部权力异化、权力腐败现象严重等问题,实施全面从严治党是兴党执政的需要,是获得广大人民支持的必然途径,是领导开创伟大事业的必经之路。
三、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战略意义
一是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党的事业是从一代又一代的发展中传承下来的,历史赋予我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地位,党就应该更好地担当起实现国家富强的民族责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的责任,就是要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继续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使中华民族更加坚强有力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7]10因此,在当前国内国际复杂形势的情况下,要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必须不断地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做到全面从严治党。杨玉玲认为“十八大之后的10年至关重要,是决定国家命运、民族命运、党的命运的10年,因为这10年,我国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并向高收入国家迈进的关键历史阶段,这就意味着一些西方国家会对我们国家加强加紧西化和分化战略。”[8]抓住机遇,化解挑战,对党的领导能力、执政方式等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二是全面从严治党有利于贯彻落实“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党中央根据当前形势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战略思想。学者季明认为“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四个全面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确立党的领导地位,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必由之路,更能够在政治上、组织上、思想上保证四个全面的正确方向,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聚合在全面从严治党的周围,进而发挥其强有力的领导作用,而这些都离不开党的领导,都需要党来动员组织各方面的资源力量,都要求党具备相应的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尤其是在当前决胜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时期,党更应该坚持全面从严治党,把好权力关,才能充分发挥其在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直至人民得享进步成果。”[9]
三是全面從严治党有利于深化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学者王炳林、樊泽民认为“全面从严治党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从严治党规律,既体现在思想建党和制度建党的有机统一,也体现在顶层设计和底线限定的有机结合,更表现为执行落实和警戒警示的合二为一,伟大事业和伟大工程的整合。”[10]有学者认为全面从严治党深化了对中国共产党执政规律的认识,所体现的“全面”和“严”深化了对党的执政规律的把握,同时对党的执政方式进行了更加细致地描述,在总结前人建党的经验基础上,把需要“怎样建党,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党建的伟大理论成果。全面从严治党思想是在深刻总结我党执政规律、党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我党自觉运用执政党建设规律的具体体现,只有全面从严治党才能够避免“短板”效应,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四、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具体特征
一是突出“全面”治党。有学者认为突出“全面”二字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特征,“从党的建设内容上看,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建设与整治涉及到方方面面,其中包括思想建设、作风建设、组织建设,反腐肃贪、建章立制、正风肃纪等。从党建工作主体和对象看,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党的建设全面展开,党组织的各个层次、不同主体都齐头并进,体现了广泛地参与性;从上级组织中的高级干部到下级基层组织的普通党员,参与面十分广泛。”[11]其次从党的建设全局范围看,包括思想、制度、组织、作风、反腐倡廉等多方面内容,体现了党的建设的整体性、系统性、关联性。此外,方法上也具有多样性,既从思想建党的角度,强调统一全党思想,开展群众路线教育活动,坚定理想信念,又把制度建设作为重要保障,为取得实效奠定了基础。
二是强调“从严”治党。有学者认为强调从严治党,问题的关键在于“从严”。“首先是标准严,其次是措施严,再则是纪律和规矩严。”[12]习近平强调从严治党在管人管事上都要严格,尤其是干部的选拔标准上,应该是严要求高标准,并将高标准落实到具体措施中,用实际行动来催促,比如开展“两学一做”的教育活动,对腐败分子进行严厉查处。同时实现“严”标准还离不开严格的规矩和纪律,“党纪面前一律平等,对违犯党纪的党组织和党员必须严肃、公正执行纪律处罚,党内不允许有任何不受纪律约束的党组织和党员。”[13]10
三是注重“制度”治党。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就极其注重党的思想建设,思想建党既是党建的一个重要原则,也是党的优良传统。在强调思想建设的同时,也强调依靠制度来作为保障。“真正做到让查处违纪违法问题制度化、经常化,使党员干部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从而使制度、纪律成为带电的高压线。”[14]同时将制度建设贯穿全面从严治党的始终,“运用制度建设来保驾护航,从党建具体要求的推进,党建水平的提升,党建工作的规范到党建成果的巩固,制度建党无不提升了党的建设的层次和高度,增强了党的建设的科学性和有效性。”[11]
五、全面从严治党思想的路径选择
一是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是一个政党的精神旗帜。“如果党员干部要正确处理好公私关系,各种权力观,是非观,自觉抵制腐朽思想的侵蚀,就必须要有坚定的理想信念,才能在工作中避免犯错误。”[15],有学者认为中共党员只有真正在思想上入了党,将理想信念问题解决好,才能达到“外王”。但是,从当前党的现状来看,既有可喜的成果,又有令人堪忧的一面。因此,坚定党员的理想信念教育,着力解决一些领导干部信仰迷茫,政治纪律意识淡薄的问题,努力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就显得尤为重要。[16]有学者还从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上强调从严治党,突出强调党员干部应该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追求,不断加强党员党性教育,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两学一做”教育活动,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从而加强党的思想方面的建设。
二是持续改进工作作风。作风建设始终是党的建设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党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把作风建设摆在优先位置,扎实推进作风建设,在全党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氛围。张树林教授提出,党的作风建设关键是领导干部,核心是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重点是真抓实干,根本路径是坚定信念、践行宗旨、建章立制,将作风建设的改进坚持到底,并形成一整套富有时代特色和实践意义的党的作风理论。[17]学者张恩涛则将其总结为立破并举、扶正祛邪八个字,并概括为群众路线、真抓实干、艰苦奋斗、批评和自我批评、克己奉公、公道正派五种工作作风[18]。
三是强调从严治吏。习总书记提出“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有学者认为从严治党重在治吏,面对当前出现的严重影响党的形象,破坏党群关系,干部权力异化,理想信念缺失,以及贪污腐败问题,就必须坚持秉公用权和加强执政队伍建设,以培养良好的干部队伍素质为宗旨,选好用好干部,从严教育好干部,严明党的纪律,加强制度建设,管好干部,以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同时还应该发挥广大人民群众及其他党派的监督作用,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从而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制约,使之秉公用权。[19]
四是严在监督落实。有学者认为新时期要建设廉洁政治,就必须加强对党员干部权力的监督。“不断加强对领导班子内部的监督,实实在在地解决‘一把手’监督难的问题,将权力放在阳光下运行,一方面领导干部要自觉按照法定程序和权限行使权力,真正做到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失职要问责、违法必追究;另一方面领导干部应该打破‘一言堂’的情况,让监督形式更加多样化,直至更多的人参与到对权力的监督上来。”[19]有学者从结果的落实方面着手,认为全面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落实,只有将问题解决了才能真正做到治党的严格性,而要达到这个效果,就应该从问题抓起,从领导干部抓起,抓基层,抓党员素质,从严教育,从严抓作风,从严惩治腐败,从严治吏,确实落实从严治党的责任。[20]
五是推进正风反腐。针对腐败问题给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深重影响,习总书记提出:“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21]“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7]16学者王丁提出反腐败应该注重治标治本相结合,在坚持反腐败斗争中把法规制度建设作为治本之策,形成从严治党的新常态化,并做到切实落实执行。其次也要认识到惩治腐败的艰巨性,复杂性,为了遏制党内的腐败腐朽之风,“要以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以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来反对腐败,达到根治腐败的目的。”[22]120对惩治腐败保持高压态势,无论是影响重大的腐败案件还是发生在老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四风”问题,都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以建立健全法律法规达到治本的要求。[23]
六是强化制度约束。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强化制度约束,提出“要加强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败的惩戒机制,不能腐败的防范机制,不易腐败的保障机制”[21]。这充分体现了强化制度约束在全面从严治党上的重要地位。学者陈志刚提出:强化制度约束关键在于制度的务实管用,确实抓好制度的执行;其次,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再次,通过加强立法、完善党内制度体系来进行制度反腐。[24]学者黄家茂也提出“全面从严治党的根本保障是要进行制度治党,但是制度治党又不仅是颁布几个法规条例而已,要落实好制度治党首先就要把其和思想治党与德育治党紧密结合,在发挥思想领导作用和道德教育的同时,构建完善的法律法规,努力增强制度的执行力,加强制度文化建设。”[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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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张成香(1992—),女,江西赣州人,華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冯夏根(1972—),男,安徽安庆人,华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朱希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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