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通志·校雠略》的文献学思想

2022-05-04 18:55:03 | 浏览次数：

摘要：郑樵的《通志·校雠略》是一部方法论著作，最能体现郑樵毕生治学功力，集中体现了郑氏的文献学思想，他提出的图书分类、著录及校雠学思想极大地推动了我国文献学的发展。

关键词：郑樵《通志·校雠略》文献学

郑樵（1104—1162），字渔仲，南宋兴化军莆田人。著名的文献学家、历史学家。郑樵天资聪慧、敏而好学，其父亡后家道衰微，此后发奋读书。一生注重实际，不满空谈之风，加上科举失意，遂隐居夹漈深山筑屋三间，苦读三十年，“欲读古人之书，欲通百家之学”，“山林三十年，著书千卷”①，有“集天下之书为一书”的夙愿。其涉猎广泛，《通志》一书为集大成者。一部著述的完成是经过常年积累、实地考察，最后才取得成功的。《通志》最能体现郑樵毕生治学功力之所在，此书分纪、谱、略、传四门，其中成就甚高的是二十略。“略”即大纲、概略之义。郑氏对二十略较为满意，他在《通志·总序》中说：“总天下之大学术而条其纲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宪章，学者之能事，尽于此矣。其五略汉唐诸儒所得而闻；其十五略，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也。”②并且对汉唐诸儒所不得而闻之十五略做了解释说明。其中对文献学影响深远、为人称道的便是二十略之一的《校雠略》。

一、《校雠略》中的文献学思想

《校雠略》中郑樵详论求书、校书、分类、著录等理论。叙而述之可分为目录学思想和校雠学思想。

（一）目录学思想

中国古代目录学昉于刘向、刘歆父子的《别录》、《七略》，目录学发展到北宋有了一个质的飞跃，在编制体例和学术质量上都有了很大的突破和创新。徽宗勤于搜访补辑，向民间征集书籍，一时藏书大盛，此时藏书家众多，著名的有叶梦得、魏了翁、尤袤、陈振孙、周密、王介卿等。私家藏书数目非常可观，这为目录学的发展提供了保障。目录二字连称，是从宋代开始的。基于从刘向到《崇文总目》以来对书目发展过程的认识，郑樵对目录学有了深刻的认识与总结。

一是关于图书分类的问题。

郑樵在《编次必谨类例论》中反复强调：“书应当类例分明。”余嘉锡将“类例”解释为“凡每略分为若干种，每部分为若干类，每类又分为若干子目，即所谓类例也”③。郑樵认识到图书分类要按学术来分类，论述图书分类体例的重要性。“学之不专者，为书之不明也；书之不明者，为类例之不分也”④。郑樵创立了十二分法，将古今群书分为经类、礼类、乐类、小学类、史类、诸子类、天文类、五行类、艺术类、医方类、类书类、文类，共十二类，四百二十二种。这种分类法较四分法、五分法、六分法、七分法、九分法有很大的创新。把礼、乐、小学三类从经部中分出，将天文、五行、艺术、医方、类书从诸子中分出，是我国目录学的进步。这体现了郑樵所言：“类书犹持军也，若有条理，虽多而治；若无条理，虽寡而纷。类例不患其多也，患处多之无术耳。”⑤十二分法分类虽多但是详尽且有条理，十分严格地按照学术加以立类区分，这样就不会造成学之不专、书之不明的现象。进而郑樵又提出“类例既分，学术自明，以其先后本末具在”⑥。意在强调学术源流，将图书分类与学术相配合，这也为后世乾嘉学派继承并极力推崇，清人章学诚提出的“辩章学术，考镜源流”。即目录功用之所在：一是有利于图书的保存。即“人守其學，学守其书，书守其类，人有存没，而学不息，世有变故，而书不亡”。二是有助于学术质量的提高。图书按学术类别分类，在看书时就易于辨别图书内容，提高了效率，图书的查阅更便捷，资料掌握更全面。在分类方面，郑樵极大地肯定了《隋书·经籍志》的分类，道书九节相属而无杂糅，杂史分为二家，条例清楚、明确。

郑氏在提出类例分明的同时也指出了几个原则：

“一类之书，当集在一处”，这是类例分明的第一个原则。郑樵考察并总结了《隋书》、《唐书》、《崇文总目》这几本书，认为虽然《隋书》的分类最可信且没有不合理的地方，但仍然有不足的地方，就是同一类书却分散在不同的类目。例如《隋书·经籍志》中《谥法》已经被归到经解类，但汝南君《谥仪》又出现在仪注中；《嘉瑞记》、《祥瑞记》既出现在杂传中，又出现在五行中；诸葛武侯《集诫》、《众贤诫》，曹大家《女诫》、《正顺志》、《娣姒训》、《女训》等书既出现在儒类，又出现在总集。《唐书·艺文志》经解类中已经有了《谥法》，但又出现在魏晋《谥议》中；《玉玺》、《国宝》被列入仪注类，又被分入传记类当中；将外丹煆法列入道家，但是《艺文志》医术中又出现了《太清神丹经》。

“不以人类书”，这也是类例分明的另一个原则。令狐楚、皮日休、陆龟蒙的文章应该根据不同的类别而分别归于别集或者总集类。但《唐书·艺文志》却将这些著作归于令狐楚、皮日休、陆龟蒙的名下，是“以人类书”，这些方法是不可取的。

以书之内容类书。这是类例分明的第三个原则。郑氏在《见名不见书论》中指出，《崇文总目》将颜师古《刊谬正俗》分到论语类，这是因为《刊谬正俗》的第一篇为《论语》，《崇文总目》仅仅看了一部分内容就草草归类，这种方法也是不可取的。

二是关于图书著录的问题。

编次必须记录亡书。《编次失书论》中讲到婚书很多，《唐书·艺文志》收录一部，《崇文总目》只收入了一卷，到了《四库书目》就全部不收录了。再如《隋书》、《唐书》都没有收录医方炮灸之书。一本完备的目录，不仅要记录现存的书，亡佚之书也要记载。因为古人编书都会记录亡书，书虽然亡佚了但还可以加录，所以书或亡于前而备于后，不出于彼而出于此⑦。另外，“古人亡书有记，故本所记而求之”，“古人编书，必究本末，上有源流，下袭，故学者亦易学，求者亦易求”⑧。这样，学术源流自现。

编次须有叙。同一类书在编排时要按照一定的顺序。如《隋书》中《春秋三传》的编排非常有次第，先《左氏》，次《公羊》，次《谷梁》。《唐书》中却《三传》、《国语》浑而杂出。《隋书》礼类有丧服，放在仪礼后面，自成一类，成为仪礼中的一篇。按照一定次序排列，“可以见先后之次，可以见因革之宜，而无所紊滥”⑨。

据情况而注释。郑氏认为没必要对每种目录下的图书意义作释，否则就会显得繁复多余。如《崇文总目》一书，应该作释的、不应该作释的，都一一为之作释，因此出现了许多衍文。但有些地方就应该注释，如《隋书》对于一些错综难懂的都会为之注释，简单易懂的则不会注释。《唐书·艺文志》中应该作释的，一律都没有作释，这样不仅显得单调而且造成了许多错误。如管辰作《管辂传》，省去“作”字，成了《管辰管辂传》；李邕作《狄仁杰传》，应该省去“作”字，应该为《李邕狄仁杰传》。

不仅记书，而且记图。郑樵尤为赞赏任宏所校《七略》中的兵书一略，不仅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四种书，而且有图四十三卷，与书互为参照。可见“图”与“书”是不可分离的。

（二）校雠学思想

校雠之事始于周宣王时期，正考父校商名颂十二篇。校雠之名，所谓“一人读书，校上校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⑩。《校雠略》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是我国学术史上第一部校雠学专著。其中郑樵论述了“校雠”的范围包括求书、校书、类例编次，扩大了校雠学的范围。

1.“亡书”与“求书”

《校雠略》开篇就是《秦不绝儒学论两篇》，郑樵既论秦虽坑儒而儒学不绝，于是进而申述始皇焚书而书不绝的见解，分析和总结图书散佚的原因。他认为秦始皇焚书坑儒并没有使图书亡佚，而是“学者自亡之耳”。这是古往今来第一次为秦王“焚书”翻案，郑氏还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了古书存亡的关系。《笙诗》、《逸篇》在孔子的时代就已看不到了，这就不是焚书坑儒的原因。《校雠略》中还列举了许多书名亡实不亡的例子，如《毛诗虫鱼草木图》中的图虽然亡佚了，但是陆机的《疏》中还有图；《春秋括甲子》虽然亡佚了，它不过是记载因公至哀公甲子的，但是《春秋三传》还在。

关于“求书”郑樵根据实践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一种系统、完整的方法，即“求书八法”作为指导，求书是郑樵校雠学中重要的一步。郑氏在亡书论中提出大量图书都是看似亡佚，实际上存在的。例如，儒学经书在焚书坑儒时并没有完全消失，因为萧何入咸阳的时候就收藏了秦国律令等图书。这就说明用对求书之道，求得书的可能性就会越大。

所谓“即类以求”，指一个学科的图书就向懂那门学科的人求得。如灵台郎就有关于星历的书；音乐方面的书，太常乐工肯定有；关于眼睛的书，眼科家就有。

所谓“旁类以求”，指在相近学科中求书。如关于小学类的书，在释氏中就可以看到，《仓颉篇》、《龙龛手鉴》、《字母》这些书都在释氏中。

所谓“因地以求”，关于某人的书应该去此人生活过的地方寻找。如《孟少主实录》，蜀中必有《王審知传》，闽中必有；《零陵先贤传》，零陵必有；……《茅山记》必见于茅山，《观神光圣记》必见于神光寺{11}。所谓“因家以求”指书当时在谁家，谁家后代往往会有此书；家在何地，书就在何地可以找到。如“章氏《家谱》，可求于申公之后；潘佑《文集》，今长乐有之，以其后居长乐”。

所谓“求之公”，指向国家求书。礼仪之书、祠祀之书、断狱之书、官制之书等官修书目会藏于秘府。

所谓“求之私”，指向私人藏书家求书。如漳州吴氏藏有两《目录》。郑樵感叹他曾在方氏望湖楼中所见藏书之多，唐人文集全部都有。还有所见浮屠慧收集的简牍，从宋开国到崇观年间，名臣及高僧的手迹应有尽有。在《收书之多论》中郑氏也提出民间藏有很多官府没有的书，并且当时私人藏书家所藏书目数量相当可观。《亡书出于民间论》中郑樵列举了许多三馆、四库中没有但民间有的书，虽然这是求书的一种方法与途径，但需要仔细甄别辨伪。

所谓“因人求书”指追随某人的仕宦之迹，某人在某地做过官，那其家中必有关于某地的书籍。如“乡人陈氏，尝为湖北监司，其家或有田氏之书，臣尝见其有荆州《田氏目录》”{12}。

所谓“因代而求”指近代的著作在当时能求就求，否则后日时间久远了就不好求了。

“求书八法”为辑佚工作提供了参考，基本涵盖了寻找书籍的各个方面。有了求书的方法，但要付诸实践，就应该设立求书之官。汉代鼓舞民众献书，成帝派遣陈农求书，求得《七略》。隋文帝派人搜访异本，殿藏三十七万卷。安史之乱后命苗发等到江淮搜访简牍得十二库书。郑樵借鉴汉、隋、唐等的成功，还提到了两宋的失败，所以写出《校雠略》，切中时弊，后世也可多多参考。

2.關于校书

“求书之官，不可不遣；校书之任，不可不专”。求书要派遣专门之官，校书是更艰难的工作，必须专人治专书。如《别录》的编纂，刘向专门负责校勘经传、诸子、诗赋这些书籍，这是因为刘向是大儒；任宏的职务是执金吾，因此由其校勘兵书；太史令尹咸校勘数术之书；宫廷医师李柱负责校勘方技。此谓“随其学术所长者而授之”。郑樵指出校书之官不但要专，而且从事校雠的时间要长，这样才能保证书的质量。“令狐德棻任三朝修史之官，孔颖达一生不离学校之官”。校勘实非易事，尤其是在古代书籍专用口传手抄的办法时，鱼鲁亥豕终不可免。即使精通博学的人担任此职，如果不长久担任，也很难取得成绩。所以郑樵在雕版未盛行的南宋提出这样的理论是很有必要的。《编次失书论》中“书之易亡，亦由校雠之人失职故也”可见校雠之官的重要性，一旦有疏漏就会造成书籍的亡佚。郑樵在《校雠略》中也对一些典型的错误进行了校勘。校勘文献，不能偏信一家之说，要广搜异本，进行认真的比较与勘定。

二、影响

郑樵的《校雠略》对中国文献学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在许多人对《校雠略》持怀疑和否定态度的同时，也有很多人接受与继承了他的理论、方法。《续通志校雠略》、《皇朝通志校雠略》、《章学诚校雠通义》这些书，均是受到了《校雠略》的影响。郑氏在前人搜求遗书经验的基础上，加以自己的访书读书实践而总结提炼出的求书八法，胡应麟对之大力褒扬，这也得到了素以文史校雠自诩的清代目录学家和史学理论家章学诚的认同{13}，胡应麟也为郑樵求书八法更好地发挥作用而做了重要补充。

章学诚对郑樵的校雠理论推崇备至并且进行了发展，提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目录学功用之所在，这就将郑樵学术源流的思想上升到了“校雠”的根本任务。并且对郑樵“类例既分”的思想进行了扩充，使得“校雠”的方法体系更加完善和丰富。

梁启超给予郑樵高度评价，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说：“然僅《二十略》，固自足以不朽。史界之有樵，若光芒竞天之一彗星焉。”{14}

现代文献学家张舜徽受郑樵的学术影响最深，他说：“于汉、宋诸儒，独宗二郑”，“乃效郑氏《通志·校雠略》之体，稍加诠次，都为百篇，命曰《广校雠略》”，“渔仲之学，精矣博矣”{15}，在继承郑樵学术思想的同时，仿效郑氏体例，写出《书籍散亡论》、《搜辑佚书论》等，丰富和发展了古典文献散佚研究的内容。

汪辟疆先生则对郑樵提出了批评，他说：“郑章之所抗议，乃以书目中所表现之学术思想为对象，而忘目录为记载书籍之薄录，宜其不合也。”{16}认为郑氏将目录与目录学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是不合理的。

三、评议

郑樵创制了十二分法、类例分明的体系，也提出了几条原则。对于秦王焚书坑儒，一般人认为秦王焚书，摧残了中国文化。但郑樵认为秦世不绝儒学，且认为图书的亡佚并不是秦国责任，可见郑樵的史学见解很高，在当时那样一个社会中不拘泥于旧说并且能提出这样的观点是难能可贵的。他以一个高瞻远瞩的史学家的身份，秉持会通的思想，在《校雠略》中有很多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发明创造。因为要取之前各个史志的精华，所以对其糟粕严格批评。很多人都认为郑樵《校雠略》对《汉书·艺文志》、《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四库书目》的批评太过于苛刻，但是即便是他所欣赏的《隋书·经籍志》，他也指出了分类上的错误，由此可见郑樵的批评并不是片面、主观的。郑樵这种严格的批评是促使学术发展的动力。

总之，郑樵的《校雠略》是我国目录学、校雠学的先锋，为校雠学开创了新途径，从南宋至今，我国校雠学之所以能够不断发展与郑樵的贡献是密不可分的。近代以来很多学者均受到郑樵学术思想的影响，我国古典文献学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因此我们应充分肯定《校雠略》的价值。

注释：

①郑樵.夹漈遗稿[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

②郑樵.通志·总序[M].北京：中华书局，1987：2.

③余嘉锡.目录学发微[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36.

④⑤⑥⑦⑧⑨{11}{12}郑樵.通志·校雠略[M].北京：中华书局，1987：831，831，831，832，831，835，833，833.

⑩张舜徽.广校雠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1.

{13}王嘉川，冯杰.胡应麟论郑樵[J].史学史研究，2003（11）.

{14}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24.

{15}张舜徽.广校雠略[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2.

{16}汪辟疆.目录学研究[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8.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