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弗.巴尔-约瑟夫(Ofer,Bar-yosef)教授访谈录

编者按：欧弗·巴尔－约瑟夫(Ofer Bar-Yosef)是国际知名的考古学家。2001年至今当选为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2003年以来当选为格鲁吉亚共和国科学院外籍院士；2005年以来当选为大不列颠科学院通讯院士。现任教于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

巴尔－约瑟夫是以色列犹太人，毕业于特拉维夫著名的希伯莱大学，1963年获考古与地理学学士；1965年获史前考古学硕士；1970年获史前考古学博士学位(毕业论文：“巴勒斯坦的旧石器时代文化”)。1967～1970年在该校考古系任助教；1970年升任讲师；1973年升任副教授；1979年任教授。鉴于他的学术声望，1988年被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系一皮博迪博物馆聘为George G.and Janet G.B.Maccurdv史前考古学教授。

上世纪70年代以来，先后在美国达拉斯南卫理公会教会大学人类学系、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大学人类学系、密西根大学人类学博物馆、哈佛大学皮博迪博物馆、以色列维兹曼科学院同位素系、化学系、环境研究与能量研究系任访问学者。同时担任以色列、美国、法国等国一些专业学会的会员、顾问、主席，并先后担任《古代东方》、《以色列探险》、《人类学》、《世界史前学》、《人类进化》、《地中海考古》、《当代人类学》、《人类进化》、《第四纪科学展望》、《考古学回顾》、《Paleo》(法国史前学的专业杂志)、《史前学》(匈牙利史前考古学的专业杂志)、《欧亚考古、民族与人类学》(俄罗斯)、《圣经考古》杂志的顾问；现任《地质考古》(波士顿大学)、《欧亚史前学》(皮博迪博物馆)的联合编辑。

欧弗·巴尔－约瑟夫教授长期在以色列、近东、欧洲等地进行考古。其研究领域涉及旧石器晚期考古、现代人起源、近东农业的起源、东南欧旧石器考古等。进入21世纪以来，他开始参与东亚和中国的考古，并与中国学者合作探索长江流域水稻起源的考古学研究，参与了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的发掘研究。

欧弗·巴尔－约瑟夫著作等身，已经发表学术专著和文章300余篇。主要的代表作有：《利凡特地区的畜牧业：人类学视角中的考古学材料》[Pastora05sm 8n the Levant：Archaeolog8Ca0 Materials 5n Anthropo!o口8cal Perspec，t8ve，1992年与哈赞诺夫编著)、《约旦河谷新石器早期村庄，第0部分：Net8v HagdUd的考古工作》(An Early Ne，oIithic V川age 5n the Jordan Va01ey，Part 0：了he Archae000gy 0f Net8v HagdUd，P997年与高弗编著)、(关于欧洲和大地中海地区尼安德特人与现代人的地理研究》(The geographv 0f Neanderta!s and Modern Humans inEurope and the Greater Med5terranean，2000年与皮尔比姆编著)、《斯特兰斯卡，什卡拉：捷克共和国摩拉维亚的布尔诺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的起源}(Stranska Ska，1a： 0ngms of the Upper Paoeolithic!n the Brno area，Moravia，Czech日epubIic，2003年与斯沃博达台著)。

2009年8月，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吴小红教授与哈佛大学人类学系巴尔一约瑟夫教授等中外学者一同前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进行年代学标本采样工作。其间，应本栏目主持的邀请，吴小红教授利用工作之余。对巴尔一约瑟夫教授进行了初步采访。一个月以后，吴小红教授前往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做访问学者，并于年底完成了采访。下面是访谈记录。

吴小红：我很荣幸能参与严文明先生和您共同主持的湖南稻作农业起源的合作研究项目，并有幸参与了2004～2005年的田野工作。在与您一起工作时，您对考古学的执著和热爱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不由得想问：是何原因促使您选择从事考古事业?从何时起您知道您终将成为一名考古学家?

巴尔·约瑟夫(Bar-yosef)：我在以色列的耶路撒冷长大，当我开始懂得阅读时，就对历史书产生了浓厚兴趣，这使我有机会接触到埃及和苏美尔人的历史。接着我认识到，田野考古学家的发现帮助了语言学家判读象形文字或楔形文字。小时侯，我的家里有几件文物，主要是铁器时代带把手的壶，那是我父亲在距耶路撒冷开车约半小时路程的Tell Beth Shemesh废墟采集到的。1921N1922年，我父亲在美国人办的东方研究学校成为第一批研究考古的学生，现在这所学校已更名为奥尔布赖特学校(Albright School1)。后来这所学校停办，我父亲也改行在巴勒斯坦的英国政府部门任职。可以说，最初是我的家庭氛围引发了我的考古兴趣。我开始在我家周围一带寻找古物、符号或刻痕，并开始在裸露的岩石那儿搞起了发掘。在念小学五年级时，我召集了一伙小朋友协助我在一个看似小洞穴的地方挖掘，其实那里并非洞穴而是个地下储物室人口。当时我11岁，自那时起我就想往成为一名考古学家。当我读八年级时，奥尔布赖特(W.F.Albright)的《巴勒斯坦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Palestine)一书被译成希伯来文出版，那时我已经在我家的周围干起了勘察，并发现几座犹太人第二圣殿时期或早期罗马时代的石砌坟墓。

吴小红：是否您在中小学度过的时先帮助您确立要成为一名考古学家的愿望?

巴尔·约瑟夫：我很幸运，在小学和中学时期都遇到了好的老师指点。我的一位小学老师是研究历史的，教了我很多古代史。后来进入中学，我的一位老师对考古感兴趣，在我15岁时送给我一本有关考古的英文书。但我不是个学习外语的好学生，当时读英文书对我来说太难了，但柴尔德(GordonChilde)的《古代近东》(Ancient Near East)这本书我还是读了很多。

我在1955年10月到1958年5月服兵役，或许这段经历对我成为一名考古学家有更重要的影响。我在中学的最后一年成为一名青年运动的成员，与来自海法(Haifa)和耶路撒冷的一伙年轻人一起去部队。其中有二、三个来自海法的年轻人因为参观过卡尔迈山(Ml Carmel)史前洞穴(英国考古学家Dorothy Garrod于1929-1935年进行发掘)对考古产生兴趣，对史前史也有较多的了解。当时我们驻扎在内盖夫(Negev，以色列南部)，经常一起在营房周围采集燧石器，其中还发现有石箭头。

那个年代，我们也住在吉布兹(Kibbutz，以色列入的公社)里。有一天，来自另／一公社的一位考古学家做广告，为M，Stekelis教授征聘志愿者发掘卡巴拉洞穴(Kebara Cave)，于是我和小组的另外两位成员一起参加了1957年春季的发掘，在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