澄江化石地申遗成功

体会出的。”侯先光回忆起当年的野外工作，他一边比划着一边诉说着，似乎又回到了那个年代、那一天，时间并没有把这份记忆冲淡。那一年，他34岁。

侯先光说，来到云南、来到澄江、选择帽天山这个工作地点，再到挖出动物化石群，这其中是偶然也是必然。

“一开始，帽天山是被我排除掉的工作地点，因为它的山体不够裸露，而且石头也不够连续。”侯先光的这番话无疑让人感到有些吃惊，本以为对于古生物学家来说，帽天山应是一块野外工作的极佳之地。“经过三乏天对澄江一带的考察，我首先选择了洪家冲作为我的首个工作地点。”

然而，这个首先被选中的工作地点并未给侯先光带去惊喜，连续四天的野外工作以失望叫停。“你们可能不知道，我们在野外工作速度是很快的。”侯先光说，野外工作你无法去选择天气，无论烈日当头或是阴雨绵绵，工作环境是十分艰苦的。加之时间宝贵，每每抓起一个石头用榔头敲开后，根据经验就要很快判断出是否会有化石，化石是否具有价值，如果没有那就迅速丢弃再研究下一块。

四天的艰苦工作早已让侯先光的身体感到疲乏，然而一无所获的现实更是让他感到雪上加霜。1984年6月30日，结束了一天疲劳工作的侯先光本应很快进入梦乡。然而这一夜，躺在床上的他辗转反侧，始终难以入睡。

天亮了，彻夜未眠的侯先光早早起床，吃过早饭后带上几个馒头和水壶开始去寻找下一个工作地点。这一次，他终于还是选择了帽天山。

上午8时，侯先光开始了在帽天山的野外工作。冒着淅淅沥沥的小雨，顶着数日的疲惫与内心的不甘，他一榔头一榔头地敲着石头。“每一次野外丁作，就是要找到有科学价值的化石，那就达到目的了。采集不到有价值的化石，内心是十分焦虑和痛苦的，但绝不会有放弃的念想。”候先光一边回忆一边向记者讲述。

“野外工作并没有什么时间限定，目的就是要找到有价值的化石。所以在洪家冲一无所获时，只能寻找下一个工作点继续工作。”侯先光从上午8点开始，一直挖到下午3点。然而就在这时，他一榔头敲下去之后，一块类似硬币大小的石块应声滑落。与此前的不同，侯先光凭借经验，断定挖开的岩层必然是新的物种。“你不知道当时那种感觉，几天的疲惫和焦虑瞬间一扫而光，心情十分激动。”侯先光笑着说，因为有了新的发现，即使是艰苦的环境、疲劳的身躯以及肠胃的饥饿，都已经全然不觉，整个心思都是这些化石，若是能够不休息，恨不得就这么一直挖下去。

“很多时候，工作的失败是坚持的最大动力。然而一旦挖到了有价值的化石，那就有了更大的坚持的动力。”于是，侯先光从下午3点发现新化石后一直挖到了晚上8点，之后满心欢喜回到了招待所。这一天，经过艰苦而细致的工作，从发现纳罗虫的头甲开始，他连续发现了多个不同类型的保存软体附肢的动物化石。职业的责任、敏感及其吃苦耐劳，实际上是敲开发现澄江动物群大门的真缔。

在侯先光给记者的澄江动物群资料中显示，云南昆明地区下寒武统研究历史悠久，早在1909和1910年，法国科学家J.Deprat和H.Mansuy详细研究了该地区（包括澄江县）的地质和古生物，并出版了研究专著。在上世纪30和40年代，昆明地区下寒武统的地层和磷矿得到广泛调查和研究（如：王日伦，1941；王鸿祯，1941；王竹泉，1942）。卢衍豪（1941）详细研究了昆明筇竹寺剖面，命名了下寒武统的筇竹寺组、沧浪铺组和龙王庙组。

“其实早在我去澄江之前的七、八十年前，就已经有很多科学家对这个地区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且很多人都认为已经没什么好研究的了。而我之所以来这罩考察，是因为我个人还有很多需要研究的东西。”正是因此，侯先光发现澄江动物群化石即是偶然也是必然。

如果说自1984年澄江动物群发现以来前六、七年是大规模收集标本、期间对典型常见的澄江动物化石作展示性、报道性研究的话，那么1990年之后的七、八年间候先光则是转入了深入细致研究阶段来揭示澄江动物群发现的科学意义。

侯先光于1990年出国到瑞典进修，并在世界著名古生物学家、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研究软躯体动物群专家Jan Bergstrom直接参与下，经过七、八年潜心研究，在同际SCI所引用著名刊物上完成发表了澄江动物群各主要动物门类系统性、综合性研究，修正了前人对某些化石研究的错误，揭示了许多科学新观点、新发现。

直到1998年，侯先光才正式回国。2000年，他带着家人一起来到了云南。“两个理由，首先我喜欢云南这个地方。其次，在这里使得我工作的开展更加方便。野外工作对科学家来说十分重要，如果野外工作做不好，那这辈子可能就不会有什么成就了。因为只有在野外工作中有了收获，才能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侯先光笑着说，这么彩年了，加上前期在云南工作的时间，云南占据了他生命的重要部分。而就是这个地方，改变了他的命运。

八年艰辛申遗路

中国地质博物馆潘江研究员最早提出澄江动物化石群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在1992年召开的世界地质遗址工作组特别会议上，经过潘江推介，澄江动物化石群被列入《全球地质遗址预选名录》东亚优先一等第4号古生物遗址。1997年，省政府发文将帽天山列为省级自然保护区。2001年，澄江动物化石群保护区又被批准为首批国家地质公园。

2004年9月5日，温家宝总理作出批示：“要保护澄江化石群，保护世界化石宝库，保护这个极具科学价值的自然遗产”。2004年10月和12月，温总理又先后两次作出批示，要求国家相关部门和省政府对澄江动物化石群保护工作给予指导和支持。

2004年4月，我市启动澄江化石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工作。省申遗办副主任刘文认为，如果“澄江化石地”申遗成功，它将成为我国第一个化石类世界自然遗产，开创国内古生物遗址先河，丰富中国作为世界遗产大国的内涵。对玉溪和澄江来说，将化石地建成一个国际性旅游品牌，可借助世界遗产这一旗帜保护好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良好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根据温总理的指示精神，2004年，云南、玉溪、澄江三级政府紧急联动，7天内全面关停帽天山附近的14个采矿点。同时，实施周边地区环境整治和生态恢复工程，先后筹资4214万元，对8个重要的采矿点进行恢复治理，植树600多亩，退耕还林130多亩，修拦沙坝8座，完成了帽天山景区与抚仙湖景区连接的10.78公里绿色走廊建设。

2006年8月12日，曾培炎副总理亲临帽天山现场视察，要求深入贯彻落实温总理“三个保护”批示精神，加大澄江动物化石群的保护和申报世界遗产工作力度。白恩培、秦光荣、孔祥庚等省市领导多次到帽天山保护区进行调研，就保护工作提出要求。

玉溪举全市之力，完成了申遗文本和相关保护规划的编制，召开了有五位院十和省内专家参加的“澄江动物化石群科学保护与合理利刖研讨会和申报世界自然遗产文本评审会”。相继完成了国际相似遗产地对比考察研究、游客接待中心陈列布展、洪家冲和跨马村一帽灭山两个地质剖面的修建、标识系统建设和数据库建设。按照专家学者和申遗行政主符部门的评价，“澄江动物化石群”完全满足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对自然遗产规定的10项评价标准。

2010年全国人代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市长高劲松致信温总理，汇报澄江动物化石群保护现状和申遗工作，引起了温总理和国务委员刘延东的高度重视，就申遗工作作出批示，为申遗更好开展注入了强有力的“推进剂”。

2011年1月14日，是“澄江化石地”申报世界自然遗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姜伟新部长代表中国政府在“澄江化石地”申遗正式文本上签字；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委会秘书长方茂田代表中国政府致函联合国世界遗产委员会，正式提出申遗请求。“澄江化石地”申遗走完国内程序，迈入国际程序。东方的精灵，踏上了世界之路。

申遗能否成功，世界自然保护联盟专家实地考察评估是最关键因素。

时间紧迫，希望的曙光就在前头，玉溪立即将目光转移到提名地环境整治和加强保护管理工作上来，举全市之力，对澄江化石地核心区、缓冲区和外围区开展环境政治工作，迎接大考。

经过五个月的艰苦奋战，澄江共计投入资金3800多万元，基本完成环境整治。走进现在的澄江，道路通畅，城市整洁，处处呈现出浓厚的申遗氛围。昔日帽天山裸嘏的山体被绿色覆盖，沿专家考察小道而上，绿树、嫩草吐绿，洋溢着勃勃生机。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审认为，位于中国云南省澄江化石地保存了具有独特重要意义的化石遗迹。澄江化石地的岩石和化石展示了杰出的、保存非凡的记录，是距今5.3亿年前寒武纪早期地球上生命的快速多样化的见证。在这一短暂的地质间隙时段中产生了几乎所有主要动物类群的起源。澄江化石地多样化的地质证据代表了化石遗迹保存的最高质量，传承了早寒武纪海洋生物群落完整的记录。它足一个复杂的海洋生态系统最早的记录之一，也是一个进一步认知早寒武纪群落结构的独特窗口。

终于，北京时间7月1日晚10点25分，从俄罗斯圣彼得堡会场传来消息：“经世界遗产委员会第36届会议表决通过，澄江化石地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澄江化石地成为我国第43个、云南第4个世界遗产，是目前我国列入《世界遗产名求》的世界遗产中唯一的一个化石类自然遗产，现今《世界遗产名录》中少数几个化石类自然遗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