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开甲,“隐身”报国的“核司令”

材料状态方程的理论研究和爆轰物理研究，为原子弹的研制作出了贡献。他第一个采用合理的TFD模型估算出原子弹爆炸时弹心的压力和温度，为原子弹的总体力学计算提供了依据。负责原子弹结构设计的郭永怀拿到结果，高兴地说：“老程，你的高压状态方程可帮我们解决了一个大难题。”

1962年上半年，我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闯过无数技术难关，露出了希望的曙光。中央适时作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两年规划”。为加快进程，钱三强等二机部领导决定，另外组织队伍，进行核试验准备和技术攻关，组建核武器试验研究所。经钱三强推荐，程开甲成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担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44岁的程开甲穿上军装，成为一名军人。从此，他将全部精力投身到中国核武器试验事业。

从1963年第一次踏入号称“死亡之海”的罗布泊，到最后回到北京定居，程开甲在茫茫戈壁工作、生活了20多年，历任核武器试验研究所副所长、所长、核试验基地副司令，兼任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后来，核武器研究所改为研究院，他任副院长，直至1977年。

20多年里，作为我国核试验技术的总负责人，程开甲成功地参与主持决策了包括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氢弹、增强型原子弹、两弹结合以及地面、首次空投、首次地下平洞和首次竖井试验在内的多种试验方式三十多次核试验任务，而且带领科技人员建立发展了我国的核爆炸理论，系统阐明了大气层核爆炸和地下核爆炸过程的物理现象及其产生、发展规律，并在历次核试验中不断验证完善，成为我国核试验总体设计、安全论证、测试诊断和效应研究的重要依据。

愧对妻子

程开甲发自内心地说：“我所做出的每一份成绩都有耀珊的一半功劳，而我却没有能为她做什么。”

高耀珊16岁那年与程开甲订婚，1941年结婚。高耀珊与程开甲的结合，虽然是父母包办，但还有自己的主见和选择。程开甲因为工作关系，无法顾及家庭，在家基本上就是个“甩手掌柜”，照顾5个儿女的重担都落到了高耀珊的肩膀上。

当时搞原子弹是国家最高机密，对于程开甲他们来说就意味着与外界断绝联系，每个人要严格遵从“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保密条令。随丈夫进京后，高耀珊听从组织的安排不再参加工作，只管照顾好家庭。1969年，高耀珊又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戈壁滩，来到了丈夫的身边，在研究所家属“五七大队”工作。

1961年，程开甲计算出原子弹高压状态方程之后，压力、劳累加上饥饿，他大病一场，二机部同意他回南京家中养病，高耀珊对丈夫病因的判断是“累的”。在家中，她悉心照料着丈夫。当时正是经济最困难时期，为了给他补身体，高耀珊去买高价鸡，把鸡肉炒丝、鸡骨煲汤、鸡皮剁碎包馄饨，舍不得给孩子吃一口，全给丈夫一个人吃。她告诉孩子们：“爸爸比我们重要。”为了早日康复，重返岗位，程开甲在那段时间学会了打太极拳，还下决心把抽了20多年的烟戒掉了。几个月后，身体有所好转，他便告别妻儿重返工作岗位。

程开甲在家中时，家人从不去打扰他。他可以不闻不问家中所有大小事，甚至家中的突发情况：上世纪60年代，一次高耀珊在北京跌伤住院，不让告诉他，在基地的他则安心工作，等到老伴痊愈后许久也不清楚；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高耀珊心脏病常有发作，有时医生在楼下急救，而程开甲还在楼上投入地工作，事后竟也不知老伴的心脏出现了紧急情况。后来，当程开甲得知了，更感到欠了老伴太多。

回到北京后的好长一段时间里，程开甲心情一直不怎么好，下班回家见到不顺心的事就把气撒在妻子身上。他是在思念奋斗了20多年的核试验场区。高耀珊也在思念戈壁滩，从新疆搬家到北京时，她把许多东西都送给了别人，却千里迢迢从红山带回一株葡萄树，栽种在家门口。

历程评述：

作为一个学者，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程开甲担任过多种领导职务，但在各种学术争论中，他始终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他曾经与试验基地的司令员据理力争，也曾经诚恳地对普通技术员说：“我向你们道歉，上次的讨论，你们的意见是对的。”深入虎穴的冒险，其实也正是为了“只唯实”的学者的坚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