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内圣外王”的历史演变

2022-03-11 09:48:21 | 浏览次数：

摘要: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借用庄子的“内圣外王”来概括儒学,实际上丢掉了儒家平民性和实用性的一面,把佛老本体论、直觉主义的东西植入儒学,产生了严重的社会问题,遭到了实学家的激烈批判。

关键词: “内圣外王” 历史演变现代境遇

在现代语境中,“内圣外王”基本上成了儒家思想的代称。然而这一出自庄子的词汇,何以竟成了儒家思想的代称?其中究竟是怎样一个发展历程,这种称谓是否能够准确概括儒家思想?我们不妨从其历史演变过程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圣”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 ”,上部是人的一只大耳朵,左下部是一个口,右下方是一个面向右而立的人。金文的写法是“ ”,下部是一个面朝左的人,其上部的左侧为耳,右侧为口。今天的“圣”是繁体“聖”的简化字,“圣”的本义就是指“聪明非凡的人”。《说文解字》说:“圣,通也。”一般把才能超群、无所不通的人称为“圣人”或“圣贤”,而“圣善”是对母亲的美称。“王”字最早出现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 ”,直接就是一个斧头之形,下端是斧刃。金文的写法是“ ”,基本上同于甲骨文,下端的斧头更像实物,如同古代武士所拿的大板斧。“王”的本义就是大斧头,斧头在上古是一种武器,后来成了权力的象征,最高统治者都称“帝王”,基本上都是以武建国。“圣”与“王”,一个侧重于“文”的方面,一个侧重于“武”的方面,后来被作为道德与事功的代称,两者之间既有联系,又存在着内在的紧张,毕竟道德和事功没有必然的对应关系。就“圣”本身在古代的含义来说,它只是德行的一种,比如《尚书·洪范》中在讲治国的道理时,“圣”是九畴中第二畴“五事”的第五个方面:“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乂,明作晳,聪作谋,睿作圣。”“圣”指的是思考通达,换言之就是善于哲学思维。《尚书》中多以“佑贤辅德”(《仲虺之诰》)、“崇德报功”(《武成》)等来描述帝王功业,而且提倡“人求多闻”(《说命下》),并不是后来强调的单一的坐忘式的“内圣”心性修养之术。到了汉代,“圣”和“王”的意义就发生了变化,《说文》云:“圣,通也。”《白虎通》云:“圣,通也,明无所不照。”此即朱子“虚灵不昧豁然贯通”之儒学所本也。《说文》又认为“王”乃是贯穿天、地、人之谓,实开宋儒“内圣外王”之滥觞。

“内圣外王”一语最早出自《庄子·天下》:“天下治方术者多矣,皆以其有为不可复加也……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口鼻,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这里的“内圣外王”指“治方之术”,即帝王统治之术。两者的关系是先“内圣”后“外王”。何为内圣?庄子有天人、神人、至人、圣人、君子的划分,圣人“以天为宗,以德为本,以道为门,兆于变化”。庄子实际上是在标榜自己的学问为“内圣外王”。有意思的是,在庄子列举的“有偏的道术”中,有墨子、老子、惠施等派别,却唯独没有孔子,这确实令人费解。而庄子所侈谈的大抵都是孔子罕言的“性与天道”,其修养方法就是“心斋”、“坐忘”,这是老子“涤除玄鉴”思想的片面发挥。也许庄子把自己看成是颜回的传人,也许庄子认为孔子在“内圣”上还未入门,所以其书之大部分篇幅都是在嘲笑孔子。对于庄子的学说,荀子的评价是“蔽于天而不知人”,[1]《汉书·艺文志》对道家的评价是:“知秉要执本,清虚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此君人南面之术也……及放者为之,则欲绝去礼学,兼弃仁义,曰独任清虚可以为治。”讲究纯任自然的道家与积极用世的儒家、具有平民情结的墨家、暴力倾向的法家等学派有着完全不同的旨趣。道家倾向于黄帝时代(原始氏族公社)的小政府、大社会,但是却不愿意正视所谓“机心”(私有制)出现之后的社会现实,力图回归“小国寡民”,而孔子则认为:“生乎今之世,反(返)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礼记·中庸》)大同世界难能再行,就要权变,与时俱进,提倡知、仁、勇相结合的“治国九经”来治理国家。

在先秦,孔子与庄子思想的差异显而易见。孔子也讲道德,“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但是不讲“怪力乱神”的东西,而庄子却充满了神秘主义的气氛,“澹然独与神明居”、“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2]儒家实在得多,孔子首先是讲“修己以敬”,然后才是“修己安人”,最后才是“修己以安百姓”(《论语·宪问》),有一个递进的过程,首先是修己做人,儒家有小学和大学的划分,大学相当于我们今天的高等院校,这时候才主讲修己治人,在乡学和国学阶段,主要是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强调德、智、勇、文等诸多方面协调发展,更注重的是做人做事。在小学的基础上进行考试,优秀人才进入大学,作为官员的候补,这就是古代的“学而优则仕”,这种制度在《周礼·地官》中有详细的记载。在先秦,对传统文化继承最全面的要算儒家,《史记》用“礼乐刑政”来概括儒家思想是比较准确的,而“内圣外王”长期以来是道家思想的专利。汉儒多认为老庄思想多局限于“玄德”范畴,而于开务成物、经世致用方面比较欠缺。也就是说内圣很足,外王有缺。

儒学在孔子之后分为很多派别,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受业身通者七十有七人,皆异能之士也。”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如德行著名的有颜渊、闵子骞等,政事有冉有、季路等,言语有宰我、子贡,文学有子游、子夏,此外还有子路、漆雕氏的任勇任侠,等等。司马迁特别赞赏的是子贡的商业头脑,“参也鲁,回也屡空。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意思是说曾参缺少智慧,颜回脱贫乏术,子贡却不满足于空言道德,积极从事贸易,赚了很多的钱。具体分化现在已经无法得知,但是最后孔子的博学传统逐渐定型为两派:一种是以颜回和曾子为代表的“尊德性”为主的方向,属于仁者派,比较理想化,先验主义色彩浓厚。郭店楚简证明了确有子思到孟子的传承关系,这与道家庄子发挥老子心性学差不多同时。2003年在山东嘉祥县举办的“第二届曾子思想研究会”认为曾子对儒学的贡献主要有三点,即以内省为本的修养观和以修齐治平为纲的政治观,这与庄子“内圣外王”说及其相似,包括了修养观与政治观的结合。另一种路径就是子贡一脉的“道问学”方向,这一派不是不讲德行,而是更注重从外在的知识为基础来看待和处理社会问题,属于儒家的智者派,经验主义成分居多。他们重视学习,注重事功,注重经验,注重变通,能从政就从政,不能从政也要搞实业,利国利己,走的是儒家现实主义的路子。在先秦集大成者是荀子,荀子以儒家思想为内核,融合了道家和法家的思想,这一派既因荀子的学生韩非、李斯成名,又因李斯而受牵连,有人把法家的专制归因于荀学,这虽然极为不公,但也确实指出了荀学缺乏孟学的民本主义的观念。

儒学后来成为官学,首先得力于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下令以后“以吏为师”,客观上开启了思想一尊的先河。董仲舒独尊儒术的意见得到采纳后,实际上吏就是儒生,学术跟政治紧密结合,也就为儒家“内圣外王”说的成立奠定了基础。但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政治基本格局基本是儒家主导,兼容其他,“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3]整个社会的发展保持着比较和谐的态势,单一的内圣学并没有占据主导地位。

我们检阅文渊阁四库全书,发现其中涉及“内圣外王”有297处,然而从庄子到宋明理学一千多年间,基本上没有用它来概括过儒家思想,毕竟没有几个人敢妄称自己理解或达到了“内圣”境界,在别的文献中也多是用“道术”、“贤能”等词,只是到了北宋才开始用“内圣外王”来界定儒家思想。

现在学术界基本承认宋明理学是三教合一的产物。理学的很多词汇直接来自佛老,如理学家使用频率比较高的“天理”、“太虚”、“内圣外王”都是出自《庄子》,这就给了我们一个疑问,用庄子的词汇来概括儒家的思想是否合适?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就“内圣外王”一词,先看看其在理学中究竟代表什么意义。

在北宋,“内圣外王”首先是用来指邵雍学说,如“观周程之政事,司马之通鉴,邵子之内圣外王,张子之西铭,莫不各有达而可行之道”。[4]而首先把邵雍思想说成是“内圣外王”的人则是程颢。胡渭《易图明辨》卷十记载:“河南程颢初侍其父,识雍。议论终日,退而叹曰:尧夫内圣外王之学也。雍知虑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颐尝曰:其心虚明,自能知之。”认为邵雍精通周易象数学,深达天人神明之理,可以预测未来,可以经世致用。用周易象数学的神秘性来界定儒家的“内圣”之境,这其实是在偏离孔子而就庄列。孔子也精通周易,但是孔子一生罕言“性与天道”,不搞“素隐行怪”。从长沙马王堆出土的由清华大学廖名春整理的帛书《要》之篇来看,孔子研究周易主要因为是他认为《周易》与《尚书》一样有古之遗言,有文王的德义在其中。他还一再强调他不是祝卜,要后人不要误会他,他对《周易》的理解主要就是“损、益”二卦,认为天道、人道、四时、君道皆有这个盈虚消长的道理,因而对象数学采取了存而不论的态度,他没有把他的象数学教给任何弟子,而是要他们“恒其德”,重人而不重神。这与那时人文主义勃兴密切相关,如《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也说政事要听命于民而不是神:“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一者也,依人而行。”鬼神的内在依据是道德,不是什么外在的神秘力量。《左传·僖公五年》:“臣闻之,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故《周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又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又曰:‘民不易物,惟德繄物。’如是,则非德,民不和,神不享矣。神所冯依,将在德矣。若晋取虞而明德以荐馨香,神其吐之乎?”鬼神通过贞祥与灾祸来赞扬或警告统治者要以德治人。而邵雍之学则更多神秘主义成分,程颐因此进行了概念的转换,认为内圣来自于方法上的“其心虚明,自能知之”。北宋王安石变法失败后,理学家不敢再追究皇帝的责任,而认为是王安石“内圣”不足造成的,因而大力提倡先“内圣”后“外王”,心性学因而得到大力提倡。

提倡“内圣外王”最厉害的是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朱熹首次提出了《四书》的概念,实际上是以《大学》为纲,把格致诚正修看成是“内圣”,齐治平看成是“外王”,“内圣”是体,“外王”是用,二者的关系是由体到用,其途径就是工夫论,其天理说明显来自华严,而其工夫论实又取法禅修,这种做法实际上把儒家学说贵族化和僧侣化了。儒家有“师友”重要一伦,“外王”带有明显的统治意味,齐、治、平如何能落实到师友身上?他又受佛教“圣智”、“惑智”的影响,过度拔高儒学道德性的一面,以“德性之知”来贬低“闻见之知”。朱子虽然也强调读书,带有荀学特色,但毕竟是“尊德性”的“道问学”,而陆王心学则是彻底的“尊德性”,基本上排斥“闻见之知”。朱子学到了元代得到独尊,并不断经院化,后来竟到了时人敢非孔子而不敢非朱子的地步,此时说“内圣外王”实际上是特指程朱理学。到了明清,多数时候则特指宋明理学。朱熹说:“《大学》在初学为入德之门,而其极致则内圣外王。”他改编了《大学》的秩序,将右经一章的“此谓知本”放到后面的“此谓知之至也”之前,认为这二者之间有所谓文字遗失的问题,然后进行工夫论的发挥。林语堂说:“他(朱熹)随即擅自代为补上的那一段,借此机会把宋儒以冥想为格物致知的道理插入书中。”这实际上就是道家的“涤除玄鉴”和佛教的“禅修”之法。[5]然后狂抬诚意敬静的修养方法,“谓敬者,圣学之所以成始成终。一句便说尽了,盖敬字若浅看,只是一身上工夫。就一身上看,亦只是一件工夫。若深看则这敬字,只怕充积未盛耳,充积到盛时,则敬字外别无学问,亦别无经济。内圣外王之事,无不在其中矣。夫子初头说一句修己以敬,便贯彻上下,包举逺近,而统言之。子路却浅看了,故谓君子有许多工夫、许多事业,如何只说得一个敬。是未识敬字也,夫子就敬字,内指其及人者,言之谓修己以敬,便可安人。未可轻看了敬字也”[6],“善读大学知本图,则内圣外王,内天德而外王道,始终只诚意二字”,[7]认为“内圣外王”之道,备于孔子,孔子之心法,寓于六经,而由曾子、子思、孟子衍其绪,将孔子之学等同于心性之学。陆王心学虽然在本体论上不同于朱熹的“性即理”,而是提倡“心即理”,在工夫论上却都是要“灭人欲”,人欲灭除不尽就不能激发内在天德,也就不能开出外在王道,心学亦是此论,儒家所谓“内圣”人格在此就等同于“存天理,灭人欲”,儒学至此走向了僧侣主义。心性学发展到后来,内在矛盾不断凸显。读书人都终日谈“惟危精一”之说,清谈孔孟,不屑于外在的事功,后来又成为官学,使得国家实际上也变成了僧侣政治,导致国家积贫积弱,“养者非所用,用者非所养”,“宋儒辨析毫厘,不曾做得一事”,[8]竟被他们瞧不起的蛮族所屡败,丧国之痛导致的生存危机最终引发实学的登场。

理学末流因为过于强调“内圣”而压制“外王”,弊端尤重,尤其是明朝的灭亡,引起了明末清初实学家的深刻反思。明清实学对“内圣外王”的批判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内圣外王”是庄子的东西,不符合儒家思想,古圣贤的道德之教没有那种“金针不度”的心法,通过批佛老来批理学。黄宗羲就直接指出“内圣外王”就是道家的东西,理学就是儒学老庄化和佛学化的产物。“故宋儒多取道家言。如周茂叔自无而有,自有归无,乃李筌之《阴符》也。张子厚清虚一大,乃庄周之太虚也。朱子之《调息箴》,乃老聃之玄牝也。矧又註《参同契》、《阴符经》,盛传於世邪?盖去圣日远,而内圣外王之学,老庄颇合吾儒,遂至此尔”。[9]另一方面就是从儒家智者派经世致用的传统来批理学,认为“内圣外王”之说实际上有内圣无外王,而且其“内圣”也是虚谈,在价值取向上体现出强外王而弱内圣的特色,剔除僧侣主义在内在修养方面的影响。如吕坤就说:“天徳王道不是两事,内圣外王不是两人,形用事则神者亦形,神用事则形者亦神。”[10]陆世仪认为:“六艺古法虽不传,然今人所当学者,正不止六艺。如天文、地理、河渠、兵法之类,皆切于用世。不可不讲,俗儒不知内圣外王之学,徒髙谈性命,无补于世,此当世所以来迂拙之诮也。”[11]高攀龙则说:“明道许康节内圣外王之学,何以后儒论学只说程朱?”[12]虽然还在使用“内圣外王”一词,然重心已经转到经世致用。到了清代,虽然程朱理学仍定为官学,然已是日薄西山,批判程朱陆王是当时潮流所在,用气本论代替理本论,陈确要把《大学》还原到《礼记》中去,颜元、李塨根本就不谈内圣,而是要人切实做事。毛奇龄说“理”乃是一虚无缥缈的东西,“不特民不能以理行,实未闻唐虞三代有使民行理者,此大荒唐也”,[13]认为“内圣外王”应该包括明德新民、成己成物两个方面:“则内圣外王,总以仁及万物而言,圣仁者明德而新民、成己成物者也”。[14]到了朴学时代,阎若璩通过考证认为理学的“内圣”心法——“惟危精一”之说是伪造的,后来胡渭考证认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来自于佛道,直接攻击理学的理论基础,逼使理学日益衰退,到了道光、咸丰以后,经世实学取得了主导地位,实学在近现代融汇到了与西方思潮相结合的新学里面。

参考文献:

[1]荀子·解蔽.

[2]庄子·天下.

[3]汉书·艺文志.

[4]周易函书别集(卷七).

[5]林语堂.孔子的智慧.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92.

[6]松阳讲义(卷九)子路问君子章.

[7]经问(卷十五).

[8]朱舜水文集(卷九).

[9]明儒学案,卷五十一·与崔洹野.

[10]呻吟語.

[11]思辨录辑要(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