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特务组织在大陆的最后岁月

蒋介石决定改组中统、军统组织

1945年8月，日本投降，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最后胜利。

年底，蒋介石下达手令，指定由张道藩、余井塘、叶秀峰、唐纵、郑介民、戴笠、李士珍七人组成小组，负责设计特务组织的改革方案。他们秉承蒋的旨意，采取换汤不换药的方法，要把中统与军统分别换名改组，既要保留住两大特务组织的实体，又要堵住反对者之口。蒋介石同意这一原则。

由于军事的特殊需要，军统局的改革方案是由军委会转归国防部辖下，改组成立国防部保密局，对外宣称负责军事保密工作，这在大面上也说得过去，不会遭到强烈反对。而当时的国防部长是桂系的白崇禧，他有职无权，实际上军事大权控制在参谋总长陈诚手中，他是蒋介石的亲信，一切仍听蒋指挥。军统的结局便如此决定了。而中统的处理则比较难办，原因在于党内派系的内斗和对党务机构的争夺。中统局自己的意见原是想改组成类似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机构，归入国家司法系统，但这一方案受到国民党元老、司法院长居正的坚决反对，他不要这个特务组织。于是陈立夫与内政部长张厉生商量，要在行政院内政部里增设一个调查局来容纳中统。张厉生是陈立夫“CC派”的人物，自然同意，但在立法院讨论时，这一方案却受到反对“CC派”的立法委员群起攻之。没有办成。直到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后的1949年，才最后实现。中统局改组陷入困境，陈立夫与中统一帮人最后决定将中统局仍保留在国民党中央系统，以免受到政府立法部门的制约，他们议定新机构的名称为“中央党员通讯局”，归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辖下，其规模缩小到原来的五分之二或二分之一。这一过程，几经商量，反复研究，历时一年多，才最后报蒋介石批准。

1947年秋，“中央党员通讯局”正式成立，中统历史进入衰退的新阶段。

中统局在鼎盛时期局本部有六处、六室、五会、一区，即党派调查处、党政调查处、特种经济调查处、统计处、总务处、交通管理处；秘书室、人事室、会计室、督察室、研究室、译电室；违纪审查委员会、侨务工作委员会、训练委员会、设计考核委员会、事业管理委员会和重庆实验区。下属有68个调查统计室，遍及全国各地各阶层。改组后的党通局虽然还有一定的机构编制，但业已缩减，多余的通过化整为零，把中统局的机构整建制划到别的单位，继续开展工作，这样可以在表面上缩小规模。

中统被改组为内政部调查局

1949年3至4月，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之势席卷全国，蒋家王朝已穷途末路，但蒋介石仍紧抓特务不放，按照既往政策，对中央党员通讯局再次进行了改组与调整。具体方案是将其再次降格，从“党”归“政”，划归行政院内政部所辖，改称为内政部调查局。由于叶秀峰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属特任级官员，不能屈就内政都调查局简任级的局长，因此改由原“中统局”上海区调统室主任、党通局副局长季源溥为内调局局长，以内政部派出张益民为副局长。但中央党员通讯局的名称仍保留了一段时间。

1949年5月内政部调查局在广州正式开张，中统组织从此更趋末路。而叶秀峰则因无法安排，仍挂名为“党通局局长”闲置。

季源溥出任内调局局长后，上台伊始，便亲赴台湾建立局本部；派张益民由广州到重庆，筹建在大西南的内调局指挥中心；派朱凌云到香港，筹办潜伏特务训练班并指挥华南地区的特务活动；甚至派人前往东南亚进行海外活动，预备将来。蒋介石为了给他们打气，慷慨地一次拨给内调局十万银元，想让他们“重振雄风”。

但人民解放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横扫江浙，进军闽南，逼向广东，于10月14日抵达广州，季源溥的新组织还没有真正形成队伍，即四散逃亡了。党通局、内调局的特务们，知道大势已去，除一部分由王保身带往台湾外，其余随政府其他部门一起，提前于9月初乘飞机逃到了重庆。

季源溥一到重庆。便向蒋介石和内政部长李汉魂再次申请应变经费，结果碰了钉子。季又找到四川省主席王陵基，要求王拨给他十个边远县，让特务刘介鲁等十人专门出任县长，号称要“建成游击根据地，以与共产党周旋”。十人名单送王陵基后，还没有来得及批准，这些县就已经被解放或临近解放了，因此计划只好作罢。

季源溥见大势已去，决定逃台，他下令由副局长张益民负责，自己飞往台湾。张益民见此，也不愿殉葬；在解放军尚未进逼重庆时，他考虑经昆明外逃这条路线比较稳当，于是，一面布置特务在昆明搞潜伏，一面命令特务协助铁路公路部门，保证维持滇越、滇缅交通线的畅通，并和滇越边境金平县的土司建立联系，除加强已有的滇西区室外，在滇南、滇东再分划各建一个区调查室。但是到11月间张益民准备经昆明逃跑时，实行大迂回的人民解放军已经切断了他们的去路。此时，除了坐飞机，再也没有别的办法可以逃走。11月23日重庆解放，特务们逃到成都以后，张益民便丢弃手下，借侍从室的关系，乘飞机逃往香港。

正副局长逃走后，时任内调局西南区区长的徐政，心里十分恐慌。特别是他收听解放区电台的广播，得知中共已经把他列入战犯名单。就更是坐立不安，决定无论如何也要逃到台湾去。正巧中统创始人陈立夫来到成都，徐政连忙跑去见陈央求，陈立夫安慰道：尽可放心，只要能拖到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党国即可复兴。徐对此回答心里彻底失望，他再提出去台湾的要求，陈立夫要他去找总裁侍从室主任谷正纲。徐政一再恳求，谷就是不让步，绝望中徐竟当场跪在谷的面前，声泪俱下地哭求，最后才被允诺。徐政逃走以后，剩下内调局本部的一批特务不知所措，一次次地向台湾发出求救的电报，度日如年地等了一周，季源溥才来电给了逃台的几十个飞机座位。这么多特务都吵着要去，你争我夺，谁也不让步。不得已，开会商议达成三条协议：一、依照局本部意见，必须飞台的先飞，眷属、儿女概不照顾；二、科长以上的重要业务人员其次；三、其余位子抽签决定。去不了的每人发一两黄金，自谋生路。特务们烧毁了所有公物，然后驱车到新津机场。当时，各机关也都想逃到台湾，互不相让，争得不可开交时，只好采取抽签的办法。结果，内调局抽的是第十三批飞机，运气不佳。到12月中旬第八批飞机飞来时，新津附近发现了解放军，国民党的空军站仓皇撤退，机场也被破坏，第十三批飞机永远不会再来了。特务们此时已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不得不钻进农民的草垛里避寒。他们架起发报机一遍又一遍地向台湾呼救，结果连回电也没有了。留下的一百多个内调局特务，把剩下的六七十两黄金予以平分，每人拿了五钱，各自逃命去了。当然，在后来的“镇反”、“肃反”等运动中，可以想见，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是难逃

惩罚的。

这就是中统特务的最后下场。

军统被改组为保密局和戴笠之死

1946年1月17日，在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蒋介石召见戴笠，他明确对戴说：“今后政府将要改组，各党各派均将参加，军统局需要取消，要他(戴)自己研究办法，他(戴)不负责，而他(戴)能实际控制这机关。”次日，戴笠便召集唐纵、赵龙文、毛人凤、潘其武、李肖白等在他家里策划，结果，“大家商量在内政部成立警察署，他(戴笠)任内政部次长，由他保一署长，或在行政院成立警察总监部，他任副监。”由于国民党老牌警察官僚李士珍也“欲做警务署长，而欲瓦解军统局，并拒绝军统局并入警务署”，造成了与戴笠的矛盾局面。

按照戴笠的打算，军统局的几个实力部分要实行名义上的转移和精减，军队中的谍参系统，因郑介民将出任改组后的国防部第二厅中将副厅长，可保继续掌握在军统手里。由于争取到何应钦的支持，在陆军总司令部添设了一个外事处，由戴笠推荐军统人员李汉元任处长，罗杰、王固磐、杨隆祜、谢力公、郭寿华等一批军统骨干分别担任各个战区长官司令部外事处处长。这样，军统在军队中的势力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扩大了。

对于军统辖下的“忠义救国军”、别动军等将近五万的特务武装，军政部长陈诚极力主张将其改编遣散，彻底解决。戴笠对此极为愤慨，甚至表示“愿与一搏”。但因抗战的结束，这些武装既不能继续保持战时的名义和编制，也不可能由军统局继续供给和管辖。戴笠便呈请蒋介石在交通部内成立交通警察总局，11月7日经蒋批准。戴笠派吉章简为总局长，马志超、徐志道为副总局长，将“忠义救国军”、别动军以及另一支交通巡察部队(9个步兵团，队长吉章简，人数71000)、“中美班”64个教导营共改编为18个交警总队，共计有官兵64420人，多余的被遣散。于1946年1月报军委会批准，派郭履洲、张国梁等人分任总队长。

交通警察总局于1946年3月1日正式成立，首先的任务就是协助国民党军开进东北接收，负责保护铁路、公路、航空、矿山等处，与中共武装作战。

这样一来，这批特务武装名义上划归交通部主管，而实际上仍然掌握在戴笠及军统局手里，唐纵评述戴笠此举为“乃雨农在政治斗争上又一成功也。彼能了解委员长之心理与迎合委员长之需要，故能逆转环境，转败为胜。”

当时戴笠的野心很大，除染指警察、陆军外，他最大的计划还在依靠美国海军部的力量，重建中国海军并掌握之。这一计划是经戴笠与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乐斯策划，由梅乐斯在美国海军上层人士中活动后而产生的，他们建议战后延续并深化合作关系。美国海军部门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且恐英国先与中国合作，将来推动影响中国的势力”，便向杜鲁门总统呈送了《备忘录》，建议协助中国建立战后海军。

美方建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由美国协助中国重建海军，并派戴笠出任海军司令或海军总署署长。俟战争结束后，即将中美合作训练的军统游击武装改编为海军陆战队，重新装备。俟中美双方签订新的合作协定后，将以若干舰只与设备无条件赠与中国。但这一计划受到了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及陆军上层人士的坚决反对，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德迈就表示说：“我要尽其全力，阻止美国与戴笠及其所属机构发生任何联系。”

1946年3月上旬，戴笠特邀驻青岛的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司令柯克上将到北平游玩。因为柯克表示他很愿帮助戴笠重建中国海军，他还邀请戴笠访问美国，使戴非常高兴，当即表示待请示蒋介石后可奉准成行。他以为有美国人的支持最后一定成功，他甚至对马汉三、文强等人说：“准备推荐李崇诗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兵员由本局武装部队中抽拔，或在其他的方面抽调。”但后来美国总统向国会正式提出“战后海军助华法案”时，国会仅允许以少量驱逐舰协助中国复员，而合作建军法案则遭到了否决。

1946年3月17日11时，戴笠乘航委会222专机飞沪，当天天气不好，但戴笠急于在18日赶回重庆向蒋介石报告，摸清蒋对处理军统局问题的底细，并于19日参加重要会议，因此不顾一切地起飞了。下午，上海、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戴笠专机无法降落，与地面联系另降机场，不得已准备改飞徐州降落，但在南京附近江宁县板桥镇上空，飞机意外撞上岱山而坠毁，机上人员全部死亡。国民党的一代“特工之王”就此结束了他的生命。

戴笠死后，美国国内视其为中国和平民主绊脚石的人不禁庆幸，而美国海军军令部则欲派巡洋舰“哥伦布号”司令官梅乐斯来华致祭，被国务卿马歇尔阻止。马歇尔认为：如果对戴某，或其他的继任者给以任何帮助，或任何安慰，都会危害到他正在着手促成国共之间的微妙谈判，因为戴某是中国最有名的反共人物。因此，“为了表示美国的中立态度，不准有任何的代表，代表美国去参加戴某的告别葬礼”。马歇尔不想因对戴笠的评价而影响他对国共内战的调停。

因此，美国海军部拟颁戴笠的奖章也终未发出。直到一年后，梅乐斯才得以来到南京给戴笠扫墓。1967年10月，他所著的《另一种战争》回忆录在美出版，在书中，梅乐斯为戴笠大鸣不平。

在马歇尔等的坚持下，“中美合作所”于1946年7月正式结束。

戴笠死了，蒋介石对他的防备自然消除。但蒋改组军统局已是势在必行之事。除戴笠外，军统局内也无人能够与蒋抗衡或用任何手段来促使他改变决定，威风一时的军统局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

军统势力的苟延努力

1946年3月23日，蒋介石决定由郑介民继任军统局局长，以唐纵、毛人凤为副局长，因郑不在南京，暂由唐纵代理局长一职。

同时蒋介石确定新组织名为“国防部保密局”，以此隐讳的意义使其更加神秘。6月7日，蒋介石对军统局干部训话时说：“特务工作要做无名英雄，不求名利，不求闻达，不好虚荣，而要绝对秘密”，并说“组织问题在共产党看来就是神秘问题，对于神秘必须特别研究与运用。”

保密局成立后不到半年，局长郑介民与副局长毛人凤之间又展开了一轮新的权力恶斗。“郑介民先生倾向于‘特工正规化’、‘人事制度化’，但求自由发展，不想天下一把抓，所以在步调上比较保守……毛人凤先生则颇有意于继承戴先生之衣钵乃至发扬光大，岂奈内外在条件上都嫌不够，戴先生所有的毛先生只得两三分而已。至此‘军统精神’萎缩了不见了”。两强相斗的结果，最终毛人凤取胜，于1947年12月出任保密局局长，郑介民则专任为参加国共双方与美国人组成的监督调停内战的“军事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内国民党的代表，基本退出了保密局。

毛人凤是个很迷信的人，他把一切失败的原因归结为运气风水的

不好。戴笠死后，军统局总务处长沈醉把戴遗留的几辆好车分别奉送给郑介民、毛人凤、唐纵使用。毛坚决不坐；而且他上台后，也拒绝迁入军统局新大楼最好的一间办公室，因为那是戴笠准备用的。他的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很懂其心，经常在各地找有名的星相家来给毛看相，听算命的讲他命中缺火，毛便起笔名为“以炎”，这一点倒是学了戴笠的习惯。对于“党国”的失败，毛人凤更有其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是国民党政府的国旗有问题，因为旗帜“满地红”包围了“青天白日”，预示着国民党被共产党围攻。所以在退到西南后，他们还正式向蒋介石建议要把国旗改为国民党党旗中间加一点红，表示要反包围之意。这真是一个荒谬的笑柄。

真假保密局的最后闹剧

进入1949年后，国民党的反共内战遭到了惨重失败。在刚刚结束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中，蒋介石多年来积蓄的内战本钱输得精光。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早就等待着这个机会，把自己保存下来的部队向南京移动，以武力抢夺总统宝位，上演了第三次“逼宫”的一幕。蒋介石于无可奈何之际，被迫第三次宣布下野，李宗仁当上了南京政府的代总统。

1949年1月，下野的蒋介石回到了自己家乡奉化，住进了“丰镐房”，但他却仍悄然左右着整个形势的发展。在这里，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每天接见一批又一批前来请示报告的各类大员，依然发布着他的指示。对于特务系统，则更是毫不放松，除了对外，他还要依靠他们对付党内的对手。

作为国民党内最大的地方势力，桂系一直是蒋介石所要打击和排挤的对象。这就注定了军统、中统在历史上与桂系仇隙颇深。在国民党内历次斗争中，桂系也一贯把蒋的特务系统当作攻击的对象。军统改组为保密局后，毛人凤出任局长，为改变戴笠时期树敌过多的路线，他曾一度有意与桂系三巨头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等缓和关系，但桂系并不领情，所以保密局与桂系的关系仍处于紧张状态。桂系掌握大权后，毛人凤忧心保密局的日子以后不会好过。而使他更为担心的是，由保密局不久前策划暗杀李宗仁的阴谋万一曝了光，恐怕就连他的性命也难以保住。

在奉化溪口，蒋介石指示毛人凤辞去保密局局长的职务，让李宗仁接管保密局，以同桂系交好的副局长徐志道去同李宗仁、白崇禧打交道，但组织不能丢。他要毛人凤亲自去上海布置，给李宗仁、白崇禧“留个门面”。毛人凤对此心领神会。

在正式宣布辞职之前，毛人凤首先通过亲信对保密局各地方组织发布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保密局人员只能服从他的命令。接着，他召来了副局长徐志道和福建站站长林超，向他们通告自己准备辞职的消息，并决定由他们分别接任正副局长。他交给徐志道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名单。说明是保密局应李宗仁提出的局本部南迁广州的要求赴广州之人员名册。

徐志道突遭升迁，正在琢磨其中的内涵，看了这份名单后便恍然大悟。原来，那份名单上所列的92个人，全是局内的一般文职人员，并无一个外勤人员和组织，是用来装点门面糊弄李宗仁的。不仅如此，即使对这个假保密局，毛人凤也还保留了一手。为牵制徐、林二人，他委任自己的亲信涂寿眉担任新的局本部主任秘书，下面只设业务、总务两个处。总务处长由徐志道的亲戚钮殿臣担任，业务处则由毛人凤的旧将黄逸公出掌。一切仍在毛的控制之中。

设置好假保密局的伪装，毛人凤又着手于处理真保密局的善后工作。他首先命令亲信、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将重要档案和文件封存好，派专人送往台湾。同时，着手将保密局本部大部人员及机构分批由南京撤往上海，并在上海成立一个办事处，以此名义继续指挥各地保密局外勤组织的活动。上海办事处实际上成为真正的保密局指挥中枢。等到上海办事处布置完成，毛人凤才正式向李宗仁辞职，并由徐志道接任局长。

为防止李宗仁追查保密局档案资料的下落，毛人凤又一手策划了焚烧南京洪公祠1号局本部大楼的计划，这座抗战胜利后新建的保密局大楼便在一场烈火中化为灰烬，同时保密局所有的档案就此“失踪”。

李代总统得到的只是新局长徐志道交来的他所辖下的保密局名册。

毛人凤辞职后便赶赴上海，为了避人耳目，他把手下原来的八大处机构全部降格为组。

蒋介石又向他发来指示：如李宗仁以势相迫，强令解散上海办事处，则可酌情缩小编制，并更名为“中国革命青年同志会”，使之成为一个短小精悍的团体，继续进行活动。

毛氏保密局和徐氏保密局，一真一假，本来是蒋介石耍的一个手腕，孰料却由此引发了一场真假保密局大战。

徐志道也非安于听令之人。当他得到局长的名衔后，认为既是名正言顺，又有桂系依靠，不妨与毛人凤斗一斗，或可真正取而代之。

此时，虽然徐志道的保密局只是个空架子，不执行任何秘密任务，但由于它属正宗，同国民党国防部的日常交道和领取经费等工作，都由其负责，故有财权和方便的活动余地。在开始阶段，徐志道不得不听命于毛人凤，将所领到的经费基本汇到上海办事处，供毛使用。可当徐氏保密局随国防部南下广州后，他便凭借手中掌握的保密局印信，领取经费后不再交给毛人凤，而是自己截留下来，用于成立自己的外勤组织，同毛记保密局相抗衡。

徐志道计划首先派人潜往广西十万大山一带，收编那里的地方土匪武装，作为自己的外勤人员，然后分派到各地。同时，又以广州为中心，向其他地方派出人员，组建自己的情报小组，作为情报搜集来源。徐志道假戏真做准备大干一番事业了。

要挤掉毛人凤，徐志道首先要办的事是建立一套自己的班子。涂寿眉、黄逸公都是毛人凤的亲信，但徐经过观察研究，拉拢了被毛冷落的业务处长黄逸公，二人结成了“反毛同盟”。在徐志道建立自己的外勤组织时，毛人凤曾电示黄逸公从中作梗，而黄却拒不服从命令。

为了维持上海办事处的运作，毛人凤决定依靠自身力量筹措经费。他指示手下于将邓葆光、刘文雄一起组织套汇走私机关，从事黑市交易赚钱自用。与此同时，他又主动派人去徐志道处说项，试图说服徐志道回头。

1949年3月，毛人凤的亲信、重庆兵工署稽查处处长廖宗泽赶到广州。廖宗泽同徐志道颇有私交，此行是奉毛人凤之命前来做说客。徐志道对此产生了犹豫。考虑到不可能一下子达成目的，也想给自己留条后路。但他又不想向毛人凤全面让步，故最后勉强同意，将他所领经费交给毛人凤小半部分，自己截留大半。

毛人凤同徐志道的这场争斗，最终以徐志道的妥协而告结束。

不久，国防部被迫由广州迁重庆，徐志道带着他那个假保密局亦随同去了重庆，而那些初建和正在组建的外勤组织就只好丢弃不管了。

这期间，国防部一再裁减人员。徐志道无力招架。到1949年11月，当徐的保密局逃到成都时，就只剩下徐志道、黄逸公等几个人了。

在这种情况下，黄逸公又重新向毛人凤示好，企图随保密局本部一同撤往台湾。毛人凤痛恨黄逸公背叛自己，命令其继续留在大陆工作，而这无异于送死。后来，黄逸公被迫逃往西昌。

在成都解放前夕，徐志道当完了最后几天光杆局长，即逃往台湾，两周后转任“国防部参议”，不久被令退出现役。而此时，毛记保密局早已在台湾“复业”了。

内政部调查局的崩溃和毛人凤保密局在台湾“复业”，标志着国民党特务组织全面退出大陆。在中国现代史和国民党历史上的“中统”与“军统”两大特务组织，就此结束了他们在中国大陆活动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