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美术协会的创建及会址钩沉

罗文谟（1902—1951）

我的父亲罗文谟（号静盒，别号双清馆主，1902—1951），是载入《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第三编）的近代四川文化名人，也是近代四川美术史上一位著名的书画家、社会活动家、美术教育家和重要领军人物，《成都美术志》己载他“为蜀艺社社长、四川美术协会发起人之一”。他对创建四川美术协会及营构会址、发展四川美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近来，从成都亲友处获悉，关于四川美术协会及其会址的由来，社会上和媒体都有一些讹传，希望我这个健在的亲历者能出面澄清，以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据有关资料记载和我所知，1932年，成都就已组织了早期的艺术社团“蓉社”，以方旭、向仙乔、刘豫波、龚熙台等人为首，加上天府耆宿尹仲锡、林山腴等，实力不小。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以父亲为代表的一批川籍书画家自外省返川，艺术家阵容有所扩大，遂又新成立了“蜀艺社”，兼容了部分原“蓉社”成员，最初仍由方旭、向仙乔等耆老领衔。后随工作拓展，父亲以其艺术造诣和对美术教育、美术事业的无限热爱、以及组织领导能力和年富力强，被正式推选为社长。但是，当时还没有正规的组织形式和聚会、办公地点，业务活动只能采取定期在布后街“荣乐园餐馆”举行餐会的方式进行。张大千与父亲早在上海美專一次师友活动中便结下墨缘的知交，返川后，应父亲之邀，也加入了“蜀艺社”；接着，也是在上海求学时便与父亲结下深交的徐悲鸿和谢稚柳、黄君璧、马万里等一批外省名家亦应邀参加了“蜀艺社”活动，由此便打破了本地和外来艺术家之间的地域界限，阵容进一步扩大。继后，入川避难的美术界人士逐步增加。但地方政府却不重视，本省美术界部分人士又有门户之见，单靠定期举行餐会活动来推动会务工作已困难不少，外来书画家想在成都依靠卖作品维持生计更是困难重重。为了排忧解难，父亲便同“蜀艺社”同仁——上海美专老同学张采芹和翰墨知交林君墨等人磋商，共同联合“蓉社”与“成都美术协会”发起筹建一个全省性的美术界专业社团“四川美术协会”。父亲作为当时拥有艺术界巨擘张大千、徐悲鸿等为成员、或参加活动的“蜀艺社”社长，在川内艺术界颇有影响，三团体合并时便被推选为组建四川美术协会筹备工作的主要负责人。《张大千飞扬世界》记载道：“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罗调任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书记长。1939年7月，罗任四川省临时参议会秘书长。1945年12月临时参议会改建为四川省参议会后，罗蝉联秘书长职务直到成都解放，是一个在四川政界也很有威望与影响的人物。”父亲与喜好书画的四川省政府主席张群私交也不错，大家原本想顺理成章地推选父亲出任四川美术协会会长，他却从能获得政府支持——特别是从争取政府支持解决会址出发，劝请张群挂名出任了美协会长，省政府秘书长李伯申、省党部书记长黄仲翔出任了副会长，省教育厅厅长郭子杰出任理事长，而自己“则被推选为很少的几名常务理事之一，实际上是多年主持了四川美协的工作”。他不仅先后负责起草了《四川美术协会简章》，撰写了《四川美术协会宣言》《四川美术协会年来工作报告》《本会工作之展望》等重要文件，还亲自题写了四川美术协会会址大门外的会名挂牌。因为考虑到自身公务繁忙，他又特别联络了几名“蜀艺社”的亲密艺友分工协作：一个就是翰墨知交张采芹，一个是书画界老友林君墨，另一个是早年的学生叶正昌，这几位分别担任美协常务理事和研究组主任，从各个方面相互支持、配合，发挥出巨大的集体智慧和力量。正是在父亲及其同仁的共同努力下，终于通过张群争取到了政府和官场不少朋友的大力支持，不仅无偿获得划拨在祠堂街21号的会址，还得到省、市政府和省教育厅大量的经费资助。张群还出面动员有关部门和不少专员、县长捐助，加上会员捐献书画出售所得，从而解决了改建修缮会所的经费问题，最终顺利建成了会所。

对于四川美术协会会址的这段历史沿革，1942年刊印的《四川美术协会会址落成纪念册》中关于《本会会所建筑情形与募捐经过》有较详细的记述。该文明确载录：美协“成立以来，因感无固定会所，对于会务进行，颇多不便，乃呈请省府，本提倡爱护文化艺术之旨，拨给相当会所，当蒙准许，乃由教厅出资七千元，市府代将祠堂街廿一号，前租与聚丰园、品胜球房、新昌像馆等公地收回，拨作会址。然三地房屋，均年久失修，朽漏不堪，非大加修整不足以资应用，当时估计，约需三万余元即足，乃经众议。由会中发出公缄，向省会各机关法团暨专署县府募集，殊因空袭各种关系，迄至年终，仅收得七千余元……不得已，乃分别呈请省府市府拨助钜款，以利进行，幸邀允准，由省府市府各拨助三万元，复由会长（即“省主席张群”）等代向四川省银行募得二万元，连同其他捐助暨代募之款约二万元，共合十万元之数。……计建全砖可作展览之大会议厅一座，船形房五间，当街一楼一底大门一座，后面职员住所四间，厨房工役室厕所三间，暨砌塘坎建四周之围墙等。……其余各方捐助暨代募者共三万零五百七十元零八角八仙（分）。此中个人捐助最多者，以刘主席自乾（即刘文辉）之四千元，余市长中英之五百元为钜；团体捐助最多者，以成都市银行公会所属之十七家银行，共一千七百元为钜；专署代募最多者，以万县闵专员绍岩之五千八百元为钜；县府代募最多者，以梁山刘县长慎旃之四千元、广元汪县长一能之一千三百五十元、叙永何县长本初之一千二百元，彭县龚县长杰人、江津罗县长宗文、资中李县长子仪、荣昌张县长孟才、崇庆幸县长蜀峰等之各一千元为钜，此又不得不特为提出表彰者也！”显然，如果没有父亲与张群的私交，以及他在政坛的影响，并与大家密切配合，协力进行全方位的游说、斡旋，在民国时期，官员和官府都“认钱不认人”的大环境下，封疆大吏哪会去兼任一个民间艺术团体的会长，并指挥官府和众多官员都为之纷纷慷慨解囊？对此，有一次张群邀约父亲在成都东御街“百老汇餐馆”品牛肉汤时，父亲就曾面谢过张群，当时我正好在场，亲耳所闻。但是，原成都市文化局和成都市园林局于2005年在祠堂街原四川美术协会旧址附近建的“艺苑亭”内的纪念碑《四川美术协会故址碑记》却记载：“成都原有之蓉社、蜀艺社及成都美术协会于一九四一年合并成立四川美术协会，选址建所于祠堂街少城公园侧，即今人民公园内，由当时协会之常务理事、著名国画家张采芹先生躬亲筹划，奔走运作，次年会所暨展览厅即告建成。”2016年11月16日《成都商报》记者谢礼恒也在该报11版《张采芹的“超级朋友圈”》中“揭密张采芹的传奇人生”一节写道：“1941年，当时供职于银行的张采芹与一群年轻人自筹钱银，在祠堂街成立‘四川美术协会’……”（网媒中也有个别类似的讹传。）这些显然都是疏于查考、附会杜撰造成的失实误传。

当然，张采芹分管美协的后勤总务工作，在具体工作中（特别是会所修缮、改造和后期的管理安排等方面）操劳较多是肯定的。他和父亲以及林君墨、叶正昌等相互配合、支持，团结奋斗，对美协创建和日后的艺苑繁荣所共同作出的贡献当然也是重大的。张采芹在《文谟学长画展》诗中，就曾特别提到过他们携手共创四川美术协会的艰辛和翰墨深情：“……运笔得意趣过我，泼墨一纸同经营。其间甘苦两心同，君画瑰丽有宋风……”叶正昌在1996年8月写给我的一封信里忆及父亲时也提到过：“适逢当年在沪学习时的老师徐悲鸿先生也在成都，也常同罗先生和张采芹、林君墨诸先生相聚于祠堂街张先生供职的聚兴诚银行，筹办画展、筹组四川美协等等，为推动四川美术事业的发展起了奠基人的作用。”另外，我还听说过，当年美协之所以选定张管总务，除父亲于学生时代就发现他擅长这方面工作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任职的聚兴诚银行成都办事处，正好在美协会址的街斜对面。2001年11月23日《四川日报·天府周末》（第9版）发表的该刊主编伍松乔采访张采芹的专文《采芹先生作“大画”》中，就有一段采访张采芹本人的记述：“当时四川美协的3名主要负责人，另两位张群、罗文谟公务多多，具体事务，巨巨细细，都落在了张采芹这位‘大总管’身上。”张很明确说的是“具体事务”，他生前从未说过四川美协是他个人发起筹建的，美协的工作业绩是他个人的功劳。我当年就曾數次随父亲到张在聚兴诚银行的画室去过，也亲耳听过父亲与他磋商、研究美协的工作；有一次还在张陪同下到美协正在建设中的会所去检查工程进展情况；另一次又目睹了他二人和林君墨、以及另一位住在祠堂街的女画家线云平泼墨一纸的艺事交谊活动。据《四川美术协会会址落成纪念册》记载，当时美协理事会共由46人组成，其中会长1人、副会长2人，理事长1人，理事21人（含常务理事9人：余中英、郭梦芝、芮敬宇、罗文谟、林君墨、张采芹、刘开渠、胡北苍、谢趣生），候补理事7人，监事9人、候补监事5人；下设7个组，每组有主任2人：总务组主任张采芹、陈精业，组织组主任郭梦芝、刘开渠，研究组主任罗文谟、叶正昌，服务组主任余中英、姚石倩，出版组主任芮敬宇、谢趣生，展览组主任林君墨、周申甫，交际组主任朱联垣、吴一峰，另外还有中、西画等9个研究会。像这样一个群英荟萃、名家云集的艺术社团，其所取得的成就，自应是广大参与艺术家团结协作、无私奉献的集体成果。如果仅归功为某个人独挑大梁，“躬亲筹划、奔走运作”的结果，不仅会使其他常务理事、理事和各组主任等的功绩被淹没、抹煞，而且也会在四川和成都的文化史、美术史上留下虚妄的败笔。

1941年4月四川美协成立后，又有100多省内外的专业和业余美术工作者、爱好者入会，规模扩大，特别是有了新建的会所用于举办展览，大后方的美术活动便由此揭开了走向繁荣兴旺的序幕。其间，父亲和张采芹就主动支持配合林君墨等展览组的骨干，首先帮助颠沛流离来成都避难的书画家们恢复了创作，为他们举办书画展部署展览场所、帮助筹备并主持开幕仪式，还把他们推荐给新闻界，组稿在报刊上加以宣传评介，动员社会各界人士前往参观选购，等等。在父亲推荐下，张群、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向传义等军政首脑人物还多次委托他代为选购书画作品。有时，为了提高展品的知名度，父亲也为不少作品和展览题诗，以扩大外地书画家的影响。有一次，远在昆明的著名画家潘天寿要在成都举办画展，不能亲来，就把全部展品寄到成都，委托四川美协代办。如此费力的事，父亲和张采芹都慨然允诺，并圆满完成了展出任务。

此外，父亲还专门向四川美术界推介翰墨知交徐悲鸿的艺术思想、革新创举和卓越成就，打消川内部分书画家对徐的偏见，邀约他共赴窦圃山写生，并与张采芹、林君墨一道在美协亲自为他操办画展；又支持、帮助著名雕塑家刘开渠在成都为抗战名将王铭章将军和无名英雄各塑一座铜像。后来，还在成都春熙路北段塑造了孙中山先生纪念铜像，使雕塑艺术也成了促进大后方抗战文化繁荣发展的重要形式和手段。

不仅如此，在父亲等人的倡导和奔走下，还有丰富多彩的漫画、摄影、工艺美术品、古代书画等展览和一些大型文化艺术活动也经常在美协举办。诸如此类，不仅大大丰富了战时大后方的文化生活，也使四川的美术事业出现了空前繁荣的局面。因而，正如《四川美术协会故址碑记》所述：“四川美术协会的成立及其活动，是抗日战争和中国美术史上光辉的一页”，也“使成都真正成了抗战中中国的艺术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