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香如荷,芳泽世人

何泽慧，中国第一位物理学女博士、中科院第一位女院士、中国第一代核物理学家。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六、七届全国委员，空间科学学会原常务理事，中科院高能所原副所长。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6年至1940年在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研究弹道学，首次提出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新方法，获博士学位。四十年代在德国海德堡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研究正电子和负电子的碰撞现象，发现了正负电子能量几乎全部交换的弹性碰撞现象。在法国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工作时，与钱三强等人合作发现了铀的三分裂并首先发现了铀的四分裂现象。1948年回国。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科院数学物理学部委员。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陆祖荫、孙汉城等研制成对粒子灵敏的原子核乳胶探测器。50年代后期，领导建立了中子物理和裂变物理实验室；完成了大量的核参数测量任务并开展了相应基础学科的研究，从而培养了一批具有基础科学研究素质的人才。1970年代后主要从事空间科学方面的工作，发展了科学高空气球的研制；在西藏建立了高山宇宙线观察站；充分发挥和利用中国特有的有利条件，花少量的经费，在高能天体物理、宇宙线物理和超高能核物理等领域，取得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成果，使中国成为当时少数几个能生产核乳胶的国家之一，推动了中国高能天体物理的研究工作。

因为铀核“三分裂”现象是何泽慧首先发现，所以其被西方媒体称为“中国的居里夫人”。

出身名门

1913年，山西灵石声名显赫的何家在苏州的“灵石何寓”落成的第二年，何泽慧出生在这座古典的苏州园林式的大宅院。她排行老三，自幼机灵敏捷，酷爱读书，成绩优异，深受父母的宠爱。然而，她渐渐地有些孤傲，不愿意陪弟妹们玩耍，认为那是在浪费时间。后来她被父亲狠狠地批评了一次，才开始抽空陪弟妹玩耍，还为他们织毛衣。 她的父亲何澄，早年追随孙中山革命，是老同盟会员。山西剪辫子第一人，也是山西第一位前往日本的留学生。何澄在日本入读梁启超创办的“清华学校”学农艺。这所学校，也是蔡锷、蒋介石在日本首选的学校。

父亲为全家人谋得了安逸的生活。何泽慧年幼时，父亲开办工厂。家里有汽车、照相机，父亲经常带着他们全国旅游，留下了丰富的影像资料。何澄非常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何泽慧的8个兄弟姐妹中，出了4位著名的物理学家、一位植物学家、一位医学家。抗日战争爆发时，父亲命5个儿子全部放下手头的工作与学业，前往大后方支援抗战。1948年，何泽慧与丈夫钱三强带着刚出生7个月的大女儿回国，共同从事核物理研究工作；何泽慧的姐姐何怡贞也从美国返回；1949年，何泽慧给在台湾大学读研究生的妹妹何泽瑛寄去50美元，使她买到最后一班回北平的船票。至此，何家8姊妹在新中国成立前，全部回到大陆，报效祖国。何泽慧的外婆王谢长达创办了当年苏州振华女子学校(现为江苏省苏州第十中学)，何澄就是校董之一，他的8个子女，都陆续送到振华就读。

1920年，6岁的何泽慧也进入振华了。此时振华校长已换成她的姨妈王季玉。从小学一年级读到高中毕业，何泽慧在振华待了12年。正是在这所“开明又开放”的学校里，何泽慧接受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现代化教育，为以后的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何泽慧中学时就喜欢上了物理，这里多少有些家族的影响。她的舅舅王季烈是清末民初的物理学著作翻译家，对近代中国的物理学启蒙和传播，有着重要的影响和显著的意义;何泽慧的表哥王守竞更可谓天才式的人物，清华大学毕业后赴美留学，先后获得康奈尔大学物理系硕士、哈佛大学文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等学位，在量子力学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就。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投身国防事业。因此，何泽慧选择学习物理，也有了最直接的目的——物理和军工关系最为密切，练好本领护国打跑侵略者。事实上，振华校长王季玉一直教育女学生们不应该忽视现时的社会状况和现代的潮流，应该具有国家观念。何泽慧在中学里就曾参加救亡运动，还为抗日战士募捐，去医院看护伤员等。

脱颖而出

1932年，何泽慧从苏州振华女校高中毕业，随同学前往上海考大学。考试前，父亲与她开玩笑说：“考上大学就去上，考不上就当丫环。”何泽慧随身带了两元钱，与几位女同学搭船来到上海，在一位同学家里搭铺过夜。在上海，她分别参加了浙江大学与清华大学的招生考试。她的第一志愿报的是浙大，第二志愿是清华。没想到，报着“考不上就去做小保姆”的念头，何泽慧考了个女状元。她后来回忆：“考浙江大学的人有800多，我报考的是物理学系，他们取的只有我一个女生，你说我的运气好不好？清华大学人多而且特多，一共有近3000人，清华的希望小得不得了！”然而，就是最不抱希望的清华，也被她考中了。总共录取28人，她是其中之一。虽然浙江大学也发了录取通知书，何泽慧最终还是选择了清华。

这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共招收了28名学生，其中有10位是女生。但由于受到传统偏见的影响，教授们认为女生学物理难以学有所成，于是纷纷劝她们转系。为此，何泽慧后来还一直称当时的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为“老封建”。后来，何泽慧在接受央视《大家》栏目采访时说：“你越不让我来，我越要来。”倔强的何泽慧偏要做自己命运的主导者，她坚持到了最后，而且还以毕业论文全班最高分的优异成绩毕业，成为那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的10位毕业生之一。1936年，何泽慧毕业后，在得到原籍山西省的3000大洋公费资助后，她远赴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学习弹道学，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因为日本人欺负我们，我想回来打日本”。

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学校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经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于是，到了德国后，何泽慧径直找到技术物理系的这位系主任，要求学习弹道专业，然而当时该校的技术物理系与德国的军事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保密程度很高，一般不会接受外国人在那里学习。对于一位坚持要学习军工的女性，系主任更是觉得不可思议。可经过一番辩论后，系主任终于被何泽慧的爱国情怀和刚毅执着打动，破例接收了这位来自遥远东方的外国女学生，何泽慧也是弹道专业第一位女性。聪慧好学的何泽慧没有让老师失望，3年后，25岁的她以题为《一种新的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的论文，获得了博士学位。

感情生活

钱三强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的儿子，天性聪敏，勤奋好学。受家风影响，钱三强从小博览群书，兴趣广泛。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与何泽慧成了同学。根据学校餐厅用餐男女生搭配编席的规定，钱三强和何泽慧及另外6名男生编在一桌。何泽慧发现钱三强每逢入席退席，总是彬彬有礼，颇具风度。钱三强的毕业论文分数仅次于何泽慧，排名第二。与他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还有他们的好朋友于光远。那时，于光远就称钱三强与何泽慧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何泽慧与钱三强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就各自选择了自己的求学道路：何泽慧去了德国，钱三强则考到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跟随居里夫人学习镭学。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王大珩他们到德国来玩，何泽慧招待他们。那时候钱三强没有来，因为看样子快打仗了，他怕过来了回不去法国，所以他就在法国看情况。后来二战开始了，他给何泽慧拍电报叫他们赶快回去。虽然这次何泽慧没有见到钱三强，但至少知道了他的消息。直到1943年，德国与法国之间才可以通信。于是何泽慧给7年未见的钱三强写了一封信。由于战争，信不能封口，而且只限25个单词。信的大意是：问钱三强是否还在巴黎，如可能，代她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平安。

经过两年的通信，1945年，32岁的钱三强终于鼓起勇气，向远在德国的何泽慧发出了25个字之内的求婚信：“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然而此时，盟军已经开始对德国柏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寄出求婚信之后，钱三强整日焦虑不安，他担心自己被拒绝，更担心何泽慧在德国的安全。不久，他终于在不安中等到了何泽慧的回信:“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他们如期举行了婚礼。 与钱三强结婚后，已在德国做过两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顺利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与钱三强成为同事。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一般在300次裂变当中，有可能出现一次三分裂。四分裂现象在上万次裂变当中可能出现三例，四分裂就是何泽慧先生先发现的。时间是1946年12月20日。

这一项二战后新的重要科研成果公布后，在国际科学界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同年，钱三强还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并荣获物理学奖。当时，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由我们所熟知的居里夫人的长女伊莱娜和她的丈夫弗莱德里克·约里奥主持，故在当时西方报道中，称赞何泽慧与钱三强是“中国的居里夫妇”。

也许正是得益于这样的心胸，何泽慧才会和钱三强一起，不为名利诱惑，淡然面对一切风风雨雨。1948年5月，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带着不足半岁的女儿，毅然回到了祖国。1992年6月28日，钱三强因心脏病逝世。1999年9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他“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现在，何泽慧家里的布局依然和十几年前一样，自钱三强去世后，家里的东西几乎没有变过。不论是卧室还是书房，何泽慧都尽可能地保持着钱三强生前的样子，也许这就是她纪念钱三强的最好方式。

优秀品质

何泽慧在开明进步的家庭和学校环境中，自小培养了自尊自强的进取精神。青年时期，正逢国难当头，为了国家富强，立下了献身科学的志愿。留学国外期间，和当代一些优秀科学家进行个人接触，深受他们在学术和品德方面的教育和熏陶；而各种艰苦条件，更进一步磨炼了她性格中的刚强一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她把爱国深情全部倾注在对新中国科学事业的自觉奉献之中。她听从党和国家的召唤，为原子能事业在中国生根而努力奋斗，忘我工作。在完成国家重要任务中，她发扬了主动服务，甘当配角的精神，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更置名利于度外。在科学研究中，她坚持严谨求实的学风，同时表现出思想上的活跃和开放，不为书本或前人的框框所束缚。她尊重客观事实，善于从实验现象中捕捉问题，有所发现和创新。无论在研究正负电子弹性碰撞现象或是发现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的过程中，都充分地反映出她所具备的敏锐而细致的观察能力，在科学实验中不放过任何一点异常迹象的探究精神以及对新现象作出正确分析和判断的本领。她曾经用“立足常规，着眼新奇”八个字精辟地总结了自己数十年科学研究实践的主要体会。 她一贯倡导尽量利用简单的实验条件做出有意义的研究结果。对此，她始终身体力行，形成自己科研工作的一个突出风格。她先后开拓和推动的核乳胶及固体核径迹探测技术领域，中子物理、裂变物理，宇宙线以及高能天体物理等研究方向，无一不贯彻了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充分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少花钱多办事的原则精神。她所坚持的不仅是一般意义上的俭朴美德，而且充分体现了物尽其用的积极思想。她反对那种大手大脚任意挥霍国家资金的大少爷作风，也不能容忍有着现成条件而不会善加利用、包括取了大量数据而不去认真分析那样的浪费行为。 她满腔热情地培养扶植后学，甘当人梯。50年代以来，在她指导下在核物理方面完成了许多科研成果，而经她用心推敲改定的论文上却从没有署过自己的名字。对于年轻人，她一方面充分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十分爱护他们的首创精神，放手让他们到实践当中去闯；另一方面又密切关注他们的发展和成长，热情鼓励他们从点滴进步中增强信心，耐心启发他们从自身教训中学习提高。在她的带领和影响下，不止一代年轻人迅速成长起来，成为我国原子核科学事业各个方面的骨干力量和带头人。何泽慧个人生活极其简朴。她在任何场合都把自己放在普通人的地位上。平易谦虚，没有一点架子。她摒弃虚荣和风头，在荣誉面前始终保持着冷静清醒的头脑。她坚持实事求是，绝不苟且附和，其质朴直率的性格鲜亮可见。 作为一位杰出的女科学家，何泽慧在日常的科研活动之外，还十分关心和积极参与妇女工作，重视妇女权益和强调妇女本身的自强自立精神，成为我国知识妇女界的一面旗帜。 何泽慧先生常放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国家是这样一种东西，不管对得起对不起你，对国家有益的，我就做。”

卓越成就

何泽慧1943年来到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在玻特教授直接指导下开始了核物理的最早研究工作。1945年，她在利用磁云室研究锰52的正电子能谱时，从上千张照片中注意到一种近似于S形状的奇特径迹。经过仔细分析，弄清楚这种径迹原来是正负电子的弹性碰撞过程。关于这类过程，虽然印度理论物理学家H.J.巴巴（Bhabha）曾在10年前计算过它的可能性，但是在何泽慧之前的实验中，由于无法区分碰撞前的正电子和碰撞后获得绝大部分能量的负电子，因而一直没有被人注意。何泽慧的测量表明，在240米正负电子径迹中（能量处于25至800keV之间，最大强度约在200keV，有178个单次弹性碰撞事例，其能量交换A≥0.1（能量交换定义为，其中为碰撞前正电子初始能量，E-为反冲电子能量），与理论计算基本上符合；另外观察到3个正电子湮没的事例，与根据狄拉克正电子理论计算出来的结果也符合得很好。

这项成果先后于1945年9月在英国布列斯托尔举行的英法宇宙线会议和1946年7月在英国剑桥举行的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上报告，引起与会者的很大兴趣，并被英国《自然》杂志载文介绍称之为“科学珍闻”。何泽慧在这项研究中显露了敏锐细致的观察能力，穷追不舍的探索精神以及对新现象作出正确分析的本领。 1946年何泽慧从德国到法国。在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和居里实验室，她和钱三强以及两位研究生R·沙士戴勒（Chastel）与L·微聂隆（Vigneron）合作，发现了铀核裂变的新方式——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自从1938年底核裂变发现以来，人们关于核裂变的观念就是一个重原子核分裂成为两个较轻的原子核。理论上曾经预言了裂变成为三个碎片即三分裂的可能性，但是在实验上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1946年7月，在英国剑桥举行的国际基本粒子与低温会议上，两位英国青年科学家出示了一组用核乳胶研究裂变现象的照片，其中一张记录到一个三叉形状的径迹，当时被简单地解释成裂变的两个碎片伴以一个α粒子，而没有作进一步的探讨。这张照片引起了钱三强的很大兴趣，回到巴黎后，立即带领两位研究生着手用核乳胶进行实验。何泽慧稍后参加进来，很快以其细致和耐心在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实验观测到大量裂变径迹，其中包括相当多的三叉形径迹。通过对三叉事例每条径迹物理性质的仔细研究，他们首次令人信服地证实了三分裂这一新的原子核裂变方式。1946年12月9日在法国科学院《通报》上公布了初步研究结果。

在研究三分裂现象的过程中，何泽慧于1946年12月20日首先发现了一个四叉形径迹。这个结果作为第一个四分裂事例的证据于12月23日在法国科学院《通报》上发表。次年2月，他们又找到了第二个四分裂事例。在关于三分裂和四分裂的全部研究成果正式公布之前不久，约里奥·居里于1947年春在巴黎召开的世界科学工作者协会会议上宣布了这项发现，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物理学上的一项有意义工作”。这项发现正式公布以后在各国科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英国、加拿大和美国的几个实验室都先后观测到了裂变中的三个碎片（未观测到四个碎片）的事例，但都把第三个轻碎片简单地看成是裂变产物放出的α粒子而不是铀核发生三分裂的结果。虽然钱三强当时就正确指出这是三分裂的结果，而且预言了三分裂中轻裂片的质量谱，指出除α粒子外可能存在氚核和氦6核，但限于实验条件，这一预见直到60年代半导体探测器问世以后才被前苏联、美国和波兰等多家实验确证。至此三分裂现象彻底得到了物理学界的承认。四分裂的进一步证实是在80年代初。德国GSI研究所的科学家们在重离子裂变过程的研究中，利用固体核径迹探测器观察到了相当多的四分裂变甚至五分裂变的径迹。虽然它们产生的机理与中子引起的有所不同，但是这类裂变的存在则是客观事实。 以钱三强、何泽慧等的实验为开端而引发的一系列研究及其成果，深化了人们对于裂变现象的认识。三分裂现象作为研究裂变过程中断裂点特性的一种独特的探针，至今仍然是裂变物理领域有兴趣的研究对象。在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工作期间，何泽慧还利用核乳胶技术进行了钍的裂变碎片总动能的测量以及铋、铅、金、铂、钨的快中子裂变截面上限值的测量，并发表了论文。

1950年新中国第一个核科学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后，何泽慧主持开展了制备原子核乳胶的研究课题。原子核乳胶是40年代中期发展起来的核探测技术，在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的实验研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50年代初，世界上还只有英国和前苏联两个国家掌握制造原子核乳胶的技术，分别生产依尔福和湼克菲乳胶，代表着当时的世界水平。何泽慧领导的研究小组在十分简陋的条件下开展了工作，借助于极其有限的文献资料，经过反复试验，总结规律，终于在1956 年成功地掌握了原子核乳胶的制备方法，制成对质子、α粒子及裂变碎片灵敏的原子核乳胶核-2和核-3，在灵敏度等主要性能方面达到与英国依尔福C2相当的水平。利用核-2乳胶还制成了探测慢中子用的核-2载硼和核-2载锂乳胶。何泽慧和她的合作者以“原子核乳胶制备过程的研究”获得1956年颁发的中国科学院奖，即首次国家自然科学奖。在以上成果的基础上，何泽慧等根据照相乳胶增感的理论以及前苏联科学家的经验，进一步试验在原子核乳胶制备过程中使用金增感的方法，于1957年制成了对电子灵敏的核-4和核-5乳胶。前者的灵敏度接近于前苏联湼克菲P和英国依尔福G5，后者的灵敏度接近于前苏联镭学研究所研制的Пp型核乳胶，超过了英国的依尔福G5核乳胶。

由何泽慧创建的核乳胶小组50年代以后一直保留了下来，继续从事原子核乳胶的开发和制备。近年来，原子核乳胶在许多方面已被其他实验技术取代，但由于它所具备的若干突出优点（体积小、花钱少、连续灵敏以及空间分辨好等），在一些场合下，例如在医学、生物学上用放射自显影技术进行各种研究时，仍然是不可缺少的工具。核乳胶组坚持每年制备出几十升原子核乳胶，以满足全国各地研究所、大学和医院等100多个单位的需要。国产原子核乳胶为我国原子核及其他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56年以后，何泽慧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全面负责领导了物理研究所中子物理研究室的工作，为开拓我国中子物理与裂变物理实验领域并配合核武器研制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全面规划的基础上，何泽慧领导创建了基本实验条件。首先围绕我国第一座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建造了几台不同类型的慢中子谱仪和其他实验设备，掌握了包括裂变中子数、裂变截面和其他截面在内的各种热中子和共振中子核数据的测量方法。考虑到核武器研制的下一步需要，她又着手筹划快中子物理和轻核反应方面的实验工作。她看准了快中子谱学的国际发展趋势，不失时机地安排力量开展研究，在回旋加速器上研制成功快中子毫微秒飞行时间谱仪，使我国快中子实验工作很快达到当时国际水平。在她领导和支持下，还很快建造了两台高压倍加器并在其上开展了各种快中子和轻核反应截面测量的方法研究。她还倡议将1.2米回旋加速器改装为可变能量回旋加速器，以便解决快中子实验中8-13MeV“空白能区”的问题。她重视中子标准问题，组织力量创建我国自己的中子计量标准。经过努力，中子源强度和中子通量计量标准都达到了国际水平，从而使原子能研究所的中子核数据测量工作有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全国的中子计量提供了一个牢靠的基准。

到1964年为止，利用建立起来的实验条件，何泽慧领导完成了一系列基础核数据的测量工作。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不久，她又亲自主持了系统测量若干轻核反应截面的紧急任务。她身先士卒，带领30来人，经过4个半月的苦战，攻克了一系列实验技术难关，完成了两个轻核的入射粒子能量从20keV到600keV六个反应道的截面数据的系统测量工作，为我国早期氢弹技术路线的选择提供了重要的基础数据。在这前后，她还为解决武器研制与现场测试中的一些关键性技术问题进行了大量组织和指导工作。 在为国家任务服务的同时，何泽慧重视基础性研究与新方向的探索。50年代末，她有远见地部署力量开辟了采用纳秒飞行时间技术的快中子能谱学实验方向，就是很好的例证。这种当时刚刚出现的新兴技术，以后发展成为主宰现代快中子物理实验领域的基本研究手段。60年代初，她及时抓住了固体核径迹探测器技术的苗头，经她的倡导和培育，这种与原子核乳胶有着类似优点的技术，很快为我国科技工作者所掌握，先是用于裂变物理实验，以后又推广到了其他许多领域。

1973年何泽慧担任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十分关心宇宙线方面研究工作的进一步发展。为了尽快提高我国科研水平，她主张开展交叉学科的研究，发展新的生长点。她提出，在我国还没有加速器的条件下，利用核物理的知识和技术，以宇宙天体为实验场地，以科学高空气球及高山站等为手段，推动宇宙线超高能物理及高能天体物理研究的开展。在她的倡导与扶持下，高能物理研究所宇宙线研究室通过国内、国际合作，在西藏甘巴拉山建成了世界上海拔最高（5500米）的高山乳胶室；还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地发展了高空科学气球，并相应地发展了空间硬X射线探测技术及其他配套技术。这些和其他实验基地及设备条件的建立，为取得有意义的物理成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总理关怀

2009年8月6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乘车来到北京北四环外一个普通居民小区。对于中国科技事业来说，这里并不普通：小区内的3栋青砖灰楼，是新中国成立之初为招贤纳士所建的“特楼”，曾经居住着包括钱三强、何泽慧夫妇在内的新中国科技事业的一批开拓者们。 当温家宝走进何泽慧陈设简朴的家时，已经95岁的何泽慧老人满头银发，精神很好。温家宝十分感慨：20世纪90年代初，他曾到这里拜访过钱三强夫妇。就任总理以来，温家宝已是连续第5年登门看望何泽慧。何泽慧刚刚得了一场病，不太说话，只是一直微微笑着。总理亲切地向坐在一旁的何泽慧女儿钱民协询问老人的近况：“能看电视读报吗”“还看物理书吗？”。钱民协告诉总理，母亲经常看书报，有时候也写写字。 对面钢琴上摆放的钱三强、何泽慧夫妇的一幅照片引起了总理的注意。看着照片上衣着朴素的何泽慧，温家宝深有感触地说，“您一直那么朴素，穿的衣服像工作服，就像是在实验室一样。这是您作为一个科学家的本色：朴素、真实、勤奋、诚实，讲真话。” 温家宝接着对何泽慧说：“我一定不失约，每年都来看您，就是希望您身体健康！”何泽慧说：“谢谢。”临别时，温家宝用手扶着何老站起来，温总理走到院子里时，回首向站在二楼自家窗口的何泽慧挥手道别，大声说道：“多保重”。

2010年8月7日一大早，温家宝又来到中关村居民小区，看望在这里居住了半个多世纪的核物理学家何泽慧院士。“何先生，您好，我来看看您。按我们的约定，我每年都来看您。”看到白发苍苍的何先生站在家门口等候自己，温家宝疾步上前，握住老人的双手。何泽慧微笑着点头说：“谢谢。” 还是那个简朴而充满书香的小屋，还是那间窄小而整洁的客厅——组织上虽然多次提出给老人调房，都被她婉言谢绝，因为这里承载着她太多的回忆。温家宝扶着96岁的何泽慧，在沙发上并肩坐下，和老人促膝交谈。“身体比去年怎么样？”温家宝十分关心老人的健康状况。“好多了。您去年救了她一命。”老人的女儿钱民协激动地插话说。 原来，温家宝去年登门看望何泽慧时看到老人身体欠佳，就安排老人到医院检查，进一步查清了病情，及时进行了治疗。温家宝深情地说：“三强先生对国家有很大贡献，何先生在女科学家中也是少有的，是人中麟凤，所以照顾她是应该的。我们现在有这个条件，也有这个能力。要尽全力爱护她。”他叮嘱说：“还可以定期检查一下，哪怕一年去一次也行。”接着，温家宝认真询问老人的起居、饮食等日常生活情况。钱民协告诉总理，老人现在吃饭比较正常，每天还练习书法、演算、翻书、散步，笑容也比以前多。老人的听力、视力都挺好，能看英文书，还特别爱看电视，“昨天还看了两集电视连续剧《杜拉拉升职记》……”听到这里，现场的人们都笑了起来。温家宝叮嘱家属和随行有关部门负责人：“我们大家努力，不仅让老人家长寿，而且生活质量要高。”“看到您身体好，我就放心了。”看到老人精神比去年还好，温家宝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您为国家做过贡献，国家和人民没有忘记您。这就是我每年来看您的原因。您自己得多保重！”“好，谢谢。”何泽慧回应说。分别的时候到了。温家宝和钱民协一起弯腰扶着老人站起来，边扶边说：“站一会，不着急。”在温家宝的搀扶下，老人执意送到门口，依依惜别。

清香如荷

1994年10月22日，秋日的黄昏，一位穿着灰色两用衫的老奶奶走进了苏州市第十中学。市十中退休教师秦兆基回忆道：“她边走边问，穿过中心教学区,来到了学校的西花园。她环视了一下园内的景色：小山、亭子和耸立在水池之中的假山瑞云峰，似乎在温习什么，寻找什么。略微迟疑了一下，就沿着一条环绕中心草坪的道路，走过去，又走回来。在花园西北边的一座紫藤架旁停下来，端详着路旁一块摩崖石刻，弯下身子，伸出手去抚摸，辨认上面镌刻的文字。石刻盖上了些青苔，但字迹仍能依稀辨认得出。石块顶部的篆刻和后边的题款是：仁慈明敏壬申级训何泽慧篆……”经过一番交谈，大家弄清楚了这位老人就是这块石刻的篆额者何泽慧，振华女子中学——十中的前身壬申级的毕业生。壬申年，算一算，正是公元1932年。

何泽慧老人这次是参加苏州市人民政府受赠网师园仪式而来的。 1940年，何泽慧的父亲何澄买下了网师园，解放初期网师园就献给国家了，但一直没有办手续，这次是补办。难得的机会，分散在国内外的何氏家人都来了，聚首于昔日的家园。网师园与苏州十中只有一河之隔，于是在仪式举行过之后，她一个人悄悄地来到了母校。“她只想以一个普通学生的身份，重温62年前的情景。”秦老师说。

篆额的朱红色仿佛刚刚点上，花园里的煤屑环道也才铺好，立起未多久的紫藤架上紫藤花初绽……当年扎着两条大辫子的美少女，后来走过很多地方，师从众多世界级大师，也曾就读、工作在许多世界名校，然而她最难忘的却还是在振华女校的那段日子。1932年毕业前夕，她代表那一届学生篆书壬申级训，在西花园勒石纪念，要把学校传予的中华传统“仁义”、“慈爱”、“聪明”、“敏捷”等美德带向社会。再回母校时，她完成了对母校的承诺，完成得非常完美。

那一次相遇，何先生与苏州市十中师生订下了百年之约:在2006年母校百年校庆的时候再回访母校。可惜的是，2006年10月，何泽慧因为跌坏了腿，行动不方便，没能践约。何泽慧为母校献上了自己的题词：“爱国奋进”。用的是楷书，遒劲有力，仍镌刻于石上，如今置放在西花园的东南面，与西北部的“仁慈明敏”的篆刻遥遥相应。从“仁慈明敏”到“爱国奋进”，这是一个从这所学校走出去的女学生的人生领悟，是她要告诉现在和将来的校友们要记住的话，也道出了她和这所普通中学的毕世情缘。

今天苏州十中的实验楼，取名“泽慧楼”;南校区有一片“泽慧园”，都是以何泽慧的名字命名的。“闻道廊”上也有何泽慧的石像、石刻。“何泽慧是我们学校的骄傲，在她身上也集中体现了我们学校的文化精神，这就是‘质朴大气’、‘真水无香’、‘倾听天籁’的精神。质朴大气就是浩然之气，是一种实而厚重、素而无华、纯情而不杂、真而简明的精神。真水无香就是要我们返璞归真，学做真人，不作假，淳朴一生。倾听天簌，就是倾听自然之声，要按照世界万物发展的规律而做人、办事，保持自然真诚之本性。”苏州第十中学校长柳袁照说。

柳袁照至今无法忘记第一次去看望何泽慧时的情景。他事先与老人约好了见面时间,却因为出租车司机不认识路而迟到了半个多小时。当他急匆匆地赶到老人家楼下时,竟发现何泽慧拄着手杖,已在楼下等了半个小时。在老人家的书房门上,悬挂着一块小黑板,黑板上用粉笔写着一些生活琐事。老人告诉他,这是钱三强还在世时写下的。这让柳袁照很感动,“要知道那已是2005年,而钱先生是1992年逝世的”。

从2005年到2010年间,柳袁照和十中的老师们先后三次到北京看望何泽慧。2009年3月,柳袁照带着学校的20多位老师进京,开展“名校之旅”,另一个重要目的是去拜访何泽慧等老校友。原先打算去三四位老师探望何泽慧,因为她家太小,书房只有五六平方米,容不下太多的人。可是,同行的青年骨干教师听说校长要去探望何先生,谁都不想错过这个珍贵的机会。

“于是,我擅自主张,三四个人一组轮流上楼拜访何先生。那年她已经96岁高龄了,却早早地坐在书房里等我们。”柳袁照回忆,何泽慧静静地坐着,和大家一起回忆在母校的点点滴滴,还不忘叫上落在后面的腼腆的老师,坐到她前面,与她合影留念。

低调人生

何泽慧无论在工作中还是生活中都是一个低调的老太太。

她的低调源自她的淡泊名利——在筹建“两弹一星”团队时，人选名单里原本有何泽慧，但因为她是钱三强的家人，又是女性，最终与研究团队擦肩而过。但她以自己的方式参与了“两弹一星”工程。氢弹研发时，一个重要的数据，便是她带人在实验室完成了验证。

1994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现代科学家传记大辞典》，可这部大辞典的第六集“物理学”部分，竟没有何泽慧的名字——她的传记出现在了书中最后。从编者的特别说明中，人们才知晓：“此篇传记虽早已约稿，但因何泽慧本人谦让不同意立传，后在本书编辑组一再要求和催促下，作者才着手撰写并于全书付印前交稿。因全书页码已定，不便插入相应学科，故补排在最后。”

她的低调还源自她的淡定自若——在何泽慧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说， 86岁时，何先生每周还要坚持几次到高能物理所上班。晚了就从食堂买几个包子、馒头带回去吃，渴了就喝点白开水。她家住在中关村，所里想派车接送，但她坚决不要，还是挤公共汽车。居家生活中，何先生也经常会一个人坐公交车去买菜。她就像一个普通老太太，让你感觉不到大科学家的派头。

她的生活一丁点儿也不讲究，书桌上的镇纸是老人自己捡来的鹅卵石。在人们都开始用名牌武装到牙齿的时代，老人依旧提着一个人造革书包，那书包带子已经断了，用绳子系着，革裂开了，用针线缝了起来。她的衣服上还有补丁，脚穿老式解放鞋。女儿钱民协说：“我妈这一辈子不讲吃、不讲穿、不讲住，从来不计较什么条件。”

她的低调更源自她的宠辱不惊——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1968年，由于“文革”何泽慧和钱三强被下放到陕西的一个干校。何泽慧负责敲钟，敲得很精准，时间甚至可以用来对表。钱三强认为在干校是浪费时间，很焦躁，何泽慧却很豁达：“着什么急，听天由命吧。”

于是，我们不能不猜想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女科学家有着怎样强大的内心世界？成功人士在逆境中也难免“一声叹息”，在高位或顺风顺水的情况下，则常常会不自觉地傲视天下，目空一切，自己把身段架得很高，自然也就很难低调做人。尤其在时下这个追名逐利的浮夸年代——君不见，有些一向喜欢耍大牌、出风头的明星只有为了票房，才肯放下身段，比如偶尔也会谦恭有加地配合媒体宣传；而嫌贫爱富、高门槛的豪华饭店老板只是为了盈利才不得不放下身段，向低端消费者敞开一道门缝……为了自己获得更多利益或满足自己的虚荣才肯勉强作秀低调，这是俗人们的处世哲学。

而对满头白发的何泽慧而言，放下身段，低调做人却是她内心自然而然的选择。星云大师曾言，所谓放下身段，其实是“要将傲慢、娇嗔、嫉妒、怨恨等不善的念头与不好的情绪，都要能放下”。

什么样的人才能放下一切杂念？一位画家形容何泽慧：“她是一块纯白的玉，非常质朴。”不是吗？只有心底纯净的人，才能“放得下、提得起”；只有灵魂安放高处的人才能真正低调做人。

2011年6月20日7时39分，何泽慧先生走完了她平凡而伟大的一生。在北京协和医院逝世，享年97岁。她的生命光华，如清新的芳荷，润泽着这个时代与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