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形成机制：基于中国文化情景的研究

2022-03-12 10:46:50 | 浏览次数：

摘要：虚拟团队已成为当今企业经营中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虚拟团队研究引人关注。虚拟团队的本质特点与中国儒家关系文化下社会网络关系的形成是直接矛盾，因此，合作型信息技术和中国文化情境将改变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形成机制。通过剖析合作型信息技术和中国文化情境下虚拟团队、知识整合对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提出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形成机制的理论构思，并对未来研究如何进一步加强合作型信息技术和中国文化情境下虚拟团队社会资本、知识贡献和创新绩效的作用机制提出建议。

关键词：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社会资本；儒家文化；知识整合

一、引言

虚拟团队（Virtual Team，VT）是指借助合作型计算机媒介技术将跨组织、跨区域的成员整合起来，以完成特定工作任务的团队Griffith & Sawyer，2003）。随着组织支持系统（Group Support System，GSS）、知识管理系统（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等合作型的计算机媒介（Computer-mediated）技术的迅速发展，虚拟团队已成为一种广为接受的组织形式（Powell & Piccoli，2004）。虚拟团队改变了组织结构和运作方式，最大限度的整合组织内外资源，逐渐成为网络经济条件下企业发展的趋势和主要的组织运行模式，传统团队开始向虚拟团队转变。

与此同时，随着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虚拟团队这样一个新型组织形式不可避免的已渗透到中国企业组织运作中。因此，基于中国文化情境和合作型信息技术条件，研究虚拟团队社会资本、知识整合和创新绩效问题引人关注。与西方文化自我和独立意识不同，中国是典型的儒家关系文化，具有关系取向、和谐导向以及高语境沟通等文化特点，增加了其组织团队的复杂性。部分学者针对中国文化情景下的的传统团队绩效问题进行了研究，而对中国文化情境和合作型信息技术条件下虚拟团队的研究还非常少，因而难以构建出虚拟团队创新绩效形成机制的基本理论框架。因此，通过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相关文献分析，对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基本属性与结构、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等方面的研究现状做一番梳理，并初步构建中国文化情景下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具有积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基本概念

1. 虚拟团队。Lipnack（1997）最早提出了虚拟团队的概念。George（1997）认为，虚拟团队是为了完成共同任务与目标，不同时空的、不同知识和专长的人聚集在一起的工作团队（Lipnack，2002）。与传统的团队相比，虚拟团队虽然不可能时时刻刻面对面地沟通交流，但是能把自己的专长相聚合并发挥最大效益。罗双平（1999）认为，虚拟团队包含人、连结、目标三大构成要素，其中“人”是最基本的要素，“目标”是凝聚成员的要素，“连结”是成员互动关系的集合。龚志周和王重鸣（2004）认为，虚拟团队是指为完成特定任务或共同目标，跨越时空障碍或组织边界，依靠电子信息技术而协同工作的群体。这里的“一起”并不是指真正意义上的特定的空间时间的同步调，而是一种在信息通讯技术的支持下，使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能有效沟通交流完成既定任务，具有朝同一目标前进的思想进程的一种组织人力资源配置。罗岭和王娟茹（2013）认为，虚拟团队是由跨地区、跨组织的人力资源组成的，由计算机网络和信息技术、有效的信任与协同、适当的人力资源三方面组成的结合体。

2. 创新绩效。随着信息技术的应用以及全球一体化程度的加深，对虚拟团队的创新绩效的研究也就越显重要。Hamel（2010）认为，管理创新会改变管理者的处事方式，管理创新包括理论创新、组织创新、工具创新，其中，组织创新和工具创新更为重要（Hamel，2011）。德鲁克（1993）研究认为创新绩效是对企业技术创新结果的综合反应，Tidd（1995）从过程创新、产品创新和服务创新衡量创新绩效。Hagedoorn和Cloodt（2003）认为，狭义的创新绩效是指根据企业将发明创造引入市场的程度测量的结果，广义的创新绩效是指从概念生成一直到将发明引入市场整个轨迹过程所取得的包括发明、技术以及创新三方面的绩效。Vincent（2005）等研究认为企业创新绩效是指由于产品创新或过程创新活动带来的企业绩效提高。

芮明杰（2006）认为管理创新是一种全新的全过程管理或局部细节管理的范式创新。许庆瑞（2006）等提出了全面创新管理（TIM），指出应以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的相结合实现创新绩效的最佳。周希炯（2009）认为，创新绩效一般是指对企业技术创新活动效率和效果的评价。曾明彬和杨建梅（2011）认为，创新绩效是指企业参与联盟经营时的效率和效能的程度，他们根据洪德芬提出的技术绩效指标、市场绩效指标与整体绩效指标建立的量表，考察了社会网络对珠江三角洲咨询业创新绩效的影响。郑晓勇、楼鞅（2009）从对科研团队的创新绩效影响因素方面，提出了从创新有效性和创新效率两个维度来架构。陈璐、赵峥和井润田（2009）认为，知识的多样性对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是非常显著的，成员从网络中获取大量非冗余性和异质性的知识和信息，有助于激发虚拟团队创造潜力。宋源（2012）对虚拟团队合作行为、冲突行为、主动行为影响团队创新的实证研究发现，虚拟团队冲突行为与主动行为均正向影响团队创新。

三、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影响因素与形成机制

1. 虚拟团队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的影响：中国文化情景的研究。社会资本的研究源于1916年有关社会关系和社会网络的研究，而相关领域的研究热潮始于20世纪90年代。Loury（1997）最早用社会资本来解释经济活动。Bourdieu（1997）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关系网络获取和占有的现实的或潜在的资源集合体。Bourdieu（1985）和Baker（1990）将社会资本的范围仅仅限定在关系网络的结构上；而Putnam（1993）将社会资本看作是一种结构洞和获取关键知识的机会。Moran（2005）针对管理人员的研究表明，结构嵌入影响其销售绩效，关系嵌入影响其产品和流程创新绩效。林南（1982）认为，社会资源能积极地促进人们自身的生存发展。林南（2001）指出社会资本是个人通过摄取嵌入性资源以增强工具性行动或情感性行动中的期望回报而在社会关系上进行的投资。朱国宏（1999）认为，社会资本是一种凭借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而获取稀缺资源的能力，而柯江林（2007）从团队内部视角定义了团队社会资本。

综观文献，相关的研究大多从西方社会文化情境为背景来研究，而以中国独特的儒家关系文化情境下的虚拟团队研究较少。与西方文化自我和独立意识不同，中国是典型的儒家关系文化，具有关系取向、和谐导向以及高语境沟通等文化特点，增加了其组织团队的复杂性。高闯和郭斌（2010）对中国组织的社会资本的结构维度、关系维度及认知维度进行了定义，并以中国独特的“礼”文化为根基、“家”为中心和“己”为中心。杨缨（2011）认为，在中国这种有着和合尚同、崇尚平等传统的文化环境中，才特别容易形成这种道德主义信任。而中国人重情爱亲、追求默契的倾向使得中国人之间的信任具有更大的强度和持续性。中国独有的历史文化和交往、信任方式与中国得天独厚的自然社会条件相结合，长期以来为中国人积累下了丰厚的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奠定了中国长期、不间断地领先于世界的人文。

在整个中国社会中，还“人情债”已经成为了一种义务，欠情是使人羞愧的，人情的交换是建立强连带的最好法则，这种“人情法则”都是依据中国的道德概念“报”的原则进行的。中国文化情境下虚拟团队社会资本是嵌入在中国关系社会、人情社会环境因素影响下的，并且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虚拟团队的成员内部关系网中的一种资源交换能力。为了顺利完成工作，人们需要花费一定精力与周围人建立关系，根据合作者与自己的关系来决定对其信任程度，进而决定与其知识和信息的共享程度。人们谨言慎行来维持团队内部的人际和谐，使得组织内部人际交往复杂化。中国人在沟通中表现出高语境的特点，要想明白对方的真实意思，需要人们观察环境中的隐性信息，并与显性信息联系起来理解，这也使得人际交往更为复杂。而虚拟团队模糊了组织边界，建立在信息技术的交流平台上，团队成员之间的交流偏向于清晰明了、简洁迅速。

2. 知识整合在虚拟团队社会资本--创新绩效间的中介作用。虚拟团队相比传统团队而言最大的优势就是知识的共享便捷性，虚拟团队更有利于实现知识的再造与溢出。Tsai和Ghoshal（1998）认为，社会资本不能直接创新绩效，而是通过企业内不同部门间信息或知识资源的交互整合机制来影响创新绩效。Dhanaraj（2004）和Tsai（2006）的研究表明，社会资本的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通过知识的吸收能力和获取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对组织创新绩效产生影响。而Tsai（2006）认为，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既对创新绩效有直接显著的影响，也可通过的吸收能力间接产生影响。

Grant（1996）把社会资本看作是知识整合的一个关键的机制。Leana（1999）认为，成员间的信赖关系有助于其知识整合与交换，社会资本网络“粘合”特征是其对知识整合影响的重要基础。Tsai和Ghoshsal（2006）认为社会资本能促进信息与知识交流，进而有助于资源的获取。周小虎，陈传明（2004）则认为，关系性资本（如信任、规范、义务等）能促进行动者产生合作动机，从而有助于知识创造；认知性资本（如共同的语言、符号和共有故事等）能促进彼此协作，从而影响企业整合知识。

四、研究拓展及虚拟团队创新绩效形成机制模型

成员间的虚拟沟通、沟通暂时性及任务导向是虚拟团队的本质特点，这些特点与儒家关系文化下社会网络关系的形成是直接矛盾的（Powell & Piccoli，2004）。迄今为止，虚拟团队社会资本对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已经不断走向深入，为本研究分析儒家文化与信息技术的冲突、选取知识整合作为中间变量提供了借鉴，但也存在大量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为此，我们建议根据现有本土心理学的研究成果，结合Hofstede（1998）关于国家文化的分析框架（如集体主义、长期导向等），基于中国儒家关系文化与虚拟团队的冲突性，对儒家关系文化的内涵及特征进行归纳和总结，建立虚拟团队社会资本的截面多维结构和剖面立体结构。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以基于中国文化情境的社会资本作为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前因变量，以虚拟团队创新绩效作为社会资本的结果变量，以知识整合作为中介变量，构建中国文化情境下社会资本、知识整合对虚拟团队创新绩效的基本理论框架，如图1所示。

五、结论与展望

综上所述，虚拟团队创新绩效形成机制的研究是一项具有发展前景的研究课题。不过，作为组织行为学的一个新兴的研究课题，而以社会资本理论开展对虚拟团队的知识整合、创新绩效研究，目前尚存在大量悬而未决的科学问题。通过本文的综合分析，我们认为，今后研究中需要关注如下问题：

（1）在虚拟团队社会资本对知识整合影响的既有研究中，其研究视角主要集中于既有的社会资本发展问题，而对合作型信息技术支持下团队社会资本发展的研究涉及较少，实际上合作型信息技术本身改变了团队社会资本的发展轨迹。因此，合作型计算机媒介技术对虚拟团队知识整合及其对创新绩效的内生作用机制的研究有待深入，对这一问题的澄清对于管理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2）对于合作型信息技术支持下团队知识整合机理，目前没有得出一致性的研究结论，部分研究认为合作型信息技术直接影响知识整合，另外部分研究认为合作型信息技术通过影响社会资本进一步影响知识整合。因此，通过这些电子连带所形成的关系网络的分析，检验合作型信息技术、计算机媒介支持下沟通的社会现象，对于理解知识共享行为时至关重要。

（3）现有的虚拟团队知识整合问题研究，通常是将知识共享和知识利用作为知识整合的研究重点，这是建立在团队成员能够主动的贡献自己的专业知识的基础上的，而对于虚拟团队而言，团队成员是否会主动贡献自己的知识、知识贡献受哪些因素影响，有待深入研究。

（4）儒家关系文化对虚拟团队社会资本、知识整合以及创新绩效有重要影响，但国内有关虚拟团队的研究大多仍然停留在中国式定性研究层次上，从文化方面的实证研究仍然较少，因而无法深入分析虚拟团队的运行机制。因此，非常必要有探索如何以中国文化情境下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资本理论开展对合作型信息技术支持下虚拟团队知识整合、创新绩效的研究。

因此，未来的相关研究热点包括结合虚拟团队的实证调研，开发出中国儒家文化情境下的社会资本结构量表；进而以知识整合为中介变量，研究基于中国独特文化情境和制度体系下社会资本与虚拟团队创新绩效多个构念间的整合性关系问题等方面的研究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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