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居里夫人

何泽慧，中国著名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的夫人。

何泽慧1914年3月5日生于江苏苏州，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40年获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工程博士学位。1940年起在柏林西门子工厂实验宣，1943年起在德国海德堡威廉皇家学院核物理研究所，1946年起在法国巴黎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窒从事研究工作。1948年回国后，先后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原子能研究所、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

在德国期间．何泽慧首先发现并研究了正负电子几乎全部交换能量的弹性碰撞现象。在法国期间。与钱三强等首先发现并研究了铀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20世纪50年代初期．与陆祖荫、孙汉城等研制成对粒子灵敏的原子核乳胶探测器。50年代后期。领导建立了中子物理和裂变物理实验室。完成了大量的核参数测量任务并开展了相应基础学科的研究。从而培养了一批具有基础科学研究素质的人才。

70年代后，何泽慧主要从事空间科学方面的工作。在高能天体物理、宇宙线物理和超高能核物理等领域。取得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科研成果。

“我们分数够，考上物理系了，

他不要我们，根本就是老封建”

在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这片郁郁葱葱的树林里．立着钱三强先生的雕像。1999年国家追授这位开创中国原子能事业的科学家“两弹一星功勋奖章”。他的夫人何泽慧与他是同行，在我国的核武器研制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位走过了近一个世纪风风雨雨的女物理学家。曾经差点被物理系拒之门外。

1932年，何泽慧考取了清华大学物理系。那时的物理系，名师云集．盛极一时。理学院第一任院长、物理学家叶企孙，早年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的物理学家吴有训等都在此任教。这一年清华大学物理系一共招收了28名学生。其中10位是女生。但由于受到传统偏见的影响。教授们认为女生读物理难以学有所成．纷纷劝她们转系。

“他们不要我，我自己出去。

那时候到德国最便宜”

然而作为女性，何泽慧毕业找工作时，再次受到了挫折。就在何泽慧苦于无法施展抱负时。她得到一个消息。那时的山西省政府有一项规定，凡是毕业于国立大学的山西籍学生，山西省均资助3年共3000大洋的公费出国留学。何泽慧虽然出生在苏州，但祖籍是山西省灵石县。于是她立即回山西办好手续。赴德国学习弹道学。

20世纪30年代。中国与德国在军事上有一定合作关系。出国前何泽慧从在南京军工署工作的同学王大珩那里得知，德国柏林高等工业大学技术物理系的系主任曾经在南京军工署当过顾问。于是。她到德国后直接找到了这位系主任。

但是。当时柏林高等工业大学的技术物理系与德国的军事工业有着密切的关系，保密程度很高。一般不接受外国人在那里学习。

1940年，26岁的何泽慧以一篇《一种新的精确简便测量子弹飞行速度的方法》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

“感谢你的爱情，

我将对你永远忠诚”

钱三强先生是一代国学大师钱玄同的儿子，天性聪敏，勤奋好学。受家风影响，钱三强从小博览群书。兴趣广泛。

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与何泽慧成了同学。根据学校餐厅用餐男女生搭配编席的规定，钱三强和何泽慧及另外6名男生编在一桌。何泽慧发现钱三强每逢入席退席．总是彬彬有礼，颇具风度。

他们班里原来有三位女同学，有两位在亲友的劝说下。中途转学。只有何泽慧不仅坚持到毕业。而且毕业论文夺得全班最高分——90分。这个班的男学生。能坚持到学业期满的只有9人。钱三强就是其中的一个。他的毕业论文分数仅次于何泽慧。排名第二。与他们同期毕业的同学中。还有他们的好朋友于光远。那时。于光远就称钱三强与何泽慧是郎才女貌天生的一对。

何泽慧与钱三强自清华大学毕业后。就各自选择了自己的求学道路：何泽慧去了德国。钱三强则考到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跟随居里夫人学习。

虽然这次何泽慧没有见到钱三强，但至少知道了他的消息。可惜的是。二战爆发后德国与外界的交流被禁止。他们无法再次取得联系。直到1943年。德国与法国之间才可以通信。于是何泽慧给7年未见的钱三强写了一封信。当时由于战争，信不能封口，而且只限25个单词。信的大意是：问钱三强是否还在巴黎。如可能，代她向家中的父母写信报平安。

何泽慧与钱三强这段美好的姻缘就是从这封短信开始的。随着二战渐近尾声。两位年轻人的通信也越来越频繁。

经过两年的通信。1945年，32岁的钱三强终于鼓起勇气向远在德国的何泽慧发出了25个字之内的求婚信：“经过长期通信。我向你提出结婚的请求．如能同意。请回信，我将等你一同回国。”然而此时盟军已经开始对德国柏林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寄出求婚信之后，钱三强整日焦虑不安，他担心自己被拒绝．更担心何泽慧在德国的安全。不久。他终于在不安中等到了何泽慧的回信：“感谢你的爱情．我将对你永远忠诚。等我们见面后一同回国。”

1946年。二战结束后的第一个春天，何泽慧来到巴黎，他们如期举行了婚礼。

约里奥·居里向他们祝贺新婚。他在致词中说：“令人怀念的比埃尔和玛丽·居里夫妇。曾经在一个实验室中亲密合作，以后，我和伊蕾娜又结为伴侣。事实证明。我们这样的结合。其效果非常之好。亲爱的钱先生，尊敬的何小姐。我们的‘衣钵’今已传给你们了。我和伊蕾娜共同祝福你们家庭美满，祝愿你们亲密合作。在科学事业上做出令举世振奋的丰硕果实。”

“四分裂这么稀少的事情，

就是何泽慧先生先发现的”

与钱三强结婚后。已在德国做过两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顺利进入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与钱三强成为同事。在1946年召开的一次国际学术会议上．钱三强在一位英国学者投影的原子核裂变一分为二的照片中发现。原子核裂变除一分为二之外。可能还存在着其他的裂变方式。此后他与何泽慧在居里实验宣开始对原子核裂变做深入的研究。经过几个月的实验分析。1947年初，他们正式发表论文。证实了铀核三分裂、四分裂现象的存在。

“那时候什么仪器也没有，

连一个钳子都要现买”

钱三强与何泽慧的发现一经公布。便在国际科学界引起巨大的轰动。不少西方国家的报纸刊物刊登了此事。并称赞“中国的居里夫妇发现了原子核新分裂法”。同年。钱三强被提升为法国国家科学院研究中心的研究导师。获物理学奖。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正处于事业巅峰期的钱三强与何泽慧会继续留在法国时。他们决定回到自己的祖国。

临行前。他们来到约里奥·居里夫妇家。约里奥·居里夫妇对他们的决定表示理解和支持。居里先生说：“你们的决定是对的。我倘若是你。也会做出同样的决定。”约里奥·居里先生为了表达他对中国的热爱和对钱三强夫妇的友谊与支持。将若干个保密的数据告知了钱三强。还将一包放射源赠给了他们。

1948年夏季。钱三强与妻子何泽慧一起。抱着刚满6个月的女儿祖玄。登上东去的客轮。踏上了归国的旅程

新中国诞生一个月后。中国科学院成立了。钱三强和何泽慧受命筹建近代物理研究所。筹建中的研究所，包括他们夫妇在内只有5个人，在皇城根的一个四合院开始了科研工作。

当时他们的研究所连最简单的实验仪器都没有。钱三强和何泽慧每人骑了一辆自行车，在北京串旧货店和废品收购站，寻找可以利用的旧五金器材、旧电子元器件。何泽慧绘制图纸。钱三强动手制作。不久．两台简易的车床制造出来了。利用这两台车床，他们制造出了研究所急需的仪器设备。

到1955年．由钱三强担任所长的近代物理研究所已经初具规模——科研人员扩大到150人，新中国第一支核物理研究队伍形成了。

“掇武器研究没有走弯路，

没有走错误的方向，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着西方列强的核威胁。1955年。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钱三强应邀来到中南海介绍了原子弹、氢弹的基本原理。就在这次会议上。我国决定大力发展原子能事业，在苏联的援助下研制中国的核武器。

可是几年后中苏关系破裂。参加原子弹援建工作的苏联专家全部撤走。面对残局。我国决定成立专门的核武器研究所。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研究所成员由钱三强负责推荐。

由于是女性，又是钱三强的夫人，在国外做了6年核物理研究的何泽慧没能进入核武器研究的第一线。

1967年6月17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氢弹。

由于钱三强在1960年研制原子弹时就专门组织一批人成立了氢核理论组。为氢弹的研制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因此我国从原子弹爆炸成功到氢弹只用了短短两年八个月的时间。其速度之快。创造了世界上的一个奇迹。

然而如果没有何泽慧。也许这个奇迹不会发生。

情况，因为最后是他拍板发射。他就拿名单来看，非常亲切地问你哪儿人什么学校等等。看到名单上我的名字，他就问我梁思成是你什么人?我说梁思成是我大哥，周总理说那你父亲就是梁启超了，而且对我还看了一看。接着说，你很像你父亲，年轻的时候我听过你父亲的报告。后来我才知道，周总理在南开中学的瑞廷礼堂听过我父亲的演讲，而且还做了很详细的笔记，就登在南开的校刊上。一直到现在，南开还保留了那份校刊。父亲对一代人都有影响。

梁启超去世后，家里的生活全由梁思礼的母亲王桂荃维持，在后人的评价中，王桂荃的一生是中国寻常女性的缩影，但她又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女性。

记者：再给我们谈谈您的母亲，实际上父亲对您的影响，应该说更多是通过您母亲传递的。

梁思礼：实际上我母亲出身很苦，几岁就做了丫鬟，后来是我大母亲李夫人的丫鬟，再后来就跟我父亲结婚做妾了。可是她很聪明，可以看书看报甚至写文章写信什么的，全是父亲教她的，她的名字也是父亲起的。实际上我们整个家庭环境的融洽跟她的忍耐心、包容心和爱心是分不开的，所以我的兄弟姐妹像思成、思庄，虽然是李夫人生的，可是都像我母亲亲生的一样，对她非常尊敬、非常爱护。我对我父亲的认识，我接受的教育，也是通过我母亲间接传达的。

我母亲站在那儿，已经白发苍苍，

她伸开两只手臂来欢迎我，

正像我们祖国欢迎我一样

小学毕业后，梁思礼考入南开中学。抗日战争爆发后南开中学南迁，他又转入耀华中学。1941年，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是母亲还是想办法。通过朋友为他争取到赴美国留学的机会。但就在他到达美国后的两周，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局的巨变使梁思礼失去与母亲的联系。

记者：您父亲去世以后，家里生活的担子全落在母亲身上了?

梁思礼：对，父亲在世的时候，他在学校讲课、写文章，还有稿费什么的。父亲是比较廉洁的，袁世凯曾经给他20万大洋要阻止他发表一篇倒袁的文章，结果他拒绝了。

虽然父亲并不是很阔，可生活还是很好的，但他去世以后家庭生活就比较困难了。我们就靠一些稿费，还有股票，后来股票也不值钱，母亲把老楼卖了，新楼的一部分租了出去。包括我留学的问题，当时家里的经济状况是没法供我出国的，最后是母亲的好朋友丁大夫，给我搞了一个赴美的全额奖学金，学费食宿全管，交通费和其他生活费还得自己掏。后来丁大夫就凑了400美元给我。我在1941年从上海出发到美国。到美国几个星期后就发生了珍珠港事件，我跟家里断绝了所有联系。400美元，路费用了200多，就剩了100多美元，那时我还没满18岁。

从18岁以后，我就一直独立生活了。

记者：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怎么办?

梁思礼：我那会儿在学校当侍者，端盘子，洗碟子洗碗。后来第二个暑假因为我学会游泳了，就当救生员。总之就是全靠自己。原来第一个学校我去的是卡尔顿学院，可是当时那里没有工科，我又想工业救国，想学工程，所以后来我就转学了。

记者：在美国的华侨当中，您父亲应该还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个时候大家知不知道您就是梁启超的儿子?

梁思礼：我很少在别人面前谈这些事，觉得没必要，因为我总感觉我是我自己。

在美国，梁思礼主修无线电，以后又学自动控制。获得硕士及博士学位。到1949年，新中国将要成立的消息，让梁思礼归心似箭。离开母亲已经8年了，他要回家。

梁思礼：那会儿留美科协的工作就是动员我们回国，因为当时新中国要成立，局势比较明朗了，我也是留美科协的成员，也鼓励大家回国，当然自己也要以身作则。那年6月，我拿到了博士学位，9月离开美国。回来快到香港的时候，我们预感大概十一会有什么大活动，所以在那几天就用无线电听，结果就知道新中国成立了，也知道国旗是五星红旗。可是我们不知道五星红旗到底是什么样，所以我们就拿出一块红布来，然后把那个大的红五星放在布的中央，四个小的红五星放在四角。然后，我们就在我们心目中的五星红旗下，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

记者：当时您母亲来接您了吗?

梁思礼：对，到天津码头的时候，我就看见我母亲站在那儿，已经白发苍苍，她伸开两只手臂来欢迎我，正像我们祖国欢迎我一样。

我母亲也确实有一大笔钱。

所以最后我自己都说不清了，

就剃先头准备去劳改了

回国后，梁思礼参加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建设。这期间，母亲也卖掉了天津的老房子，搬到北京和他一起生活。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有人揭发，说他在广播电台的建设中有经济问题，于是他被隔离审查了。

梁思礼：原来我是学无线电的，和自动控制是一脉相传，所以我的博士学位是自动控制的。刚回国时，自动控制还无用武之地，我就被介绍到邮电部工作，当时邮电部跟广播事业局还在一块儿。那会儿只要能回国，给我什么事我就去做，不挑剔什么专业。当时国家就叫我搞天线。我原来学过天线，可钻得不深，就是现学。另外正好当时要建国际广播电台，就是建设发射台和接收台。一个组长和我，去搞这两个电台的建设。从设计画图，到采购，到加工，一直到最后建成，投试，基本全都是我们两个人做的，最后大概1952年建成。

记者：您好像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受了一段委屈。那个印象深吗?

梁思礼：当时我到湖南土改，斗地主正斗得紧张的时候，突然调我回来了，邮电部党组书记、副部长王诤找我谈，叫我交代问题。我说我没有问题要交代。后来我就被关了禁闭，在一个办公室的地上搁了铺盖卷。白天提问，晚上反省，还写材料，后来又搞“车轮战”，就说我有什么经济问题。

记者：您自己心里其实根本不知道怎么回事?

梁思礼：不太知道。那时候白天晚上睡不了觉，所以到后来我就招了，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逼供信”。第二天早上我一想不对劲，不是那么回事，我不能那么说，就翻供，翻供了他们就说我态度不好，又批评我。事实上怎么回事呢?跟我母亲有关系。我回国以后，经济上好转了一些，就把身边的美元全都给我母亲，然后在她那儿吃饭睡觉什么的。我母亲呢，正好在天津也觉得闷，我们兄弟姐妹不是全到北京了嘛，所以她就把天津的房子统统卖掉，然后在北京单买了房子。另外剩下相当一笔钱，这笔钱很多，但那是她的钱。当时和我们打交道的那些商人，“三反”、“五反”的时候就胡咬，结果到最后就牵涉到她了。

记者：他们认为您有不义之财?

梁思礼：他们以为我受贿了，而且我母亲也确实有一大笔钱。所以最后我自己都说不清了，就剃光头准备去劳改了。

记者：您能接受吗?

梁思礼：我在心理上是一种很难说的味道：我

就是因为爱国才回到祖国的，专业也不挑，给我什么干什么，而且全心全意，最后也干成了，可干完了以后还蒙受这种不白之冤。我很喜欢音乐，我记得那年五一，《歌唱祖国》这首歌刚出来。那个歌特别好听，当时我坐在铺盖卷上听了以后，心里的滋味就是酸甜苦辣，什么都有。

记者：心灰意冷了。

梁思礼：当时我就准备坐牢了，你说心灰意冷也好，什么也好，反正就觉得无望了。正在这个时候，王诤又把我叫去，说你的问题我们搞清楚了，你没事了。

1956年在梁思礼一生中是个新起点。由于美国大搞核威慑，1956年，中国在制定“十二年科学规划”时，提出研制导弹和原子弹，将喷气技术和核技术列入规划的重中之重。

梁思礼：最大的转折点还是1956年。那会儿国家决定要搞导弹，钱学森回国以后，老帅大将们听了他的意见下了决心，当然我们作为工作人员也参加规划，到1956年我才正式参加了进去，真正开始搞我的专业。因为那会儿学自动控制的人不是很多，而搞导弹是需要自动控制的，所以就叫我去当自动控制室的主任。

那个寻弹起来以后就摇摇晃晃，最后掉到发射台前面大概300米的地方，

炸了一个十几米的坑

中国的航天事业，从最初靠苏联的援助。到中苏关系破裂后的自力更生，无数人在其中默默地奋斗。失败是几乎不可避免的。1962年的一次发射，留给梁思礼一段惨痛的记忆。

记者：好像您女儿的名字也跟这个实验有关?

梁思礼：是的。我们原来仿制苏联的一个叫1059的近程导弹，等仿制成功以后，聂帅就要求我们自行设计，那会儿苏联专家撤走了。我们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年多，我们的导弹就出来了。出来了以后准备到靶场发射，那是1962年3月，我第三个孩子正要出生。当时我要去靶场，我跟我爱人就商量，要生男孩就叫梁凯，生女孩就叫梁旋。

记者：凯旋?

梁思礼：对，我准备凯旋而归，充满信心，结果第一发弹失败了，当时的情况，现在印象还很深。失败那一瞬间是这样的，别人按照规矩要撤到导弹后方几公里以外，在那儿看导弹发射。而我好奇心重，要看它拐弯做弹道分析，所以就没有跑到后面去，而是开着吉普车往侧面走，这样我就可以看到弹道过程。结果那个导弹起来以后就摇摇晃晃，最后掉到发射台前面大概300米的地方，炸了一个十几米的坑。当时我就看到一个就像原子弹爆炸似的蘑菇云起来了，因为它里头有很多燃料。我们后来就开车去看，心情非常懊丧，饭也吃不下。不过我虽然没凯旋回来，我的女儿还是叫了梁旋。

修改设计后的导弹东风二号。经过17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105次发动机试车。终于在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

记者：“两弹”结合试验是在1966年，那次是一个很大的成功。

梁思礼：对，那次我们有经验了，除了第一发是按照苏联方法以外，后面的完完全全都是我们自行设计的。1964年的原子弹爆炸，全世界全知道，可是我们有导弹这事儿，当时世界上并不知道。那会儿西方国家就说，中国光有子弹不行，得有枪。他们还不怕我们，还不承认我们作为核国家的地位，所以我们要做“两弹”结合的试验。 在国外，为了安全起见，“两弹”结合试验一般全向大洋里打。我们那会儿海军力量不足，所以非得要在自己国土内试验带原子弹头的导弹，所以这是个危险性很大的试验。周总理非常关切，说一定要做到稳妥果断、万无一失，所以我们整个队伍是精心安排的。1966年10月27号，我记得那天戈壁滩上刮着大风，还特别冷。最后我们成功了，聂帅也在现场。成功以后我们很快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就在电话机旁等着。很快号外也出来了，世界终于承认我们是核大国了。

记者：那应该是您终身难忘的一天?

梁思礼：是的。

我一生最大的遗憾，

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

没能在她身边

但是这项工作刚起步不久，梁思礼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风暴的严重冲击。在“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是武斗最厉害的时期，当时周恩来总理决定将一批重要专家保护起来，其中就包括梁思礼。

梁思礼：“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大家全不知道该怎么做，特别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当时我是支持聂荣臻的，属于保聂一派，加上我是梁启超的儿子，大字报就说我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后来，周总理把所有六级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加以保护。那会儿我们白天工作，晚上不能回家，到了下班时间就到图书馆。因为我们院本身还稍微安全点，有解放军站岗，图书馆门口也有警卫，就这样，被保护了大约一两个月时间。

梁思礼暂时有了安身之处，而他的母亲却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老人的财产被抄尽，她自己则被赶入阴暗的小屋。后来老人已经到了肠癌晚期，80多岁高龄每天还要出来扫街，最终于1968年离开人世。

梁思礼：那时候，我们虽说没被关牛棚，可是在行动上受到限制，没有太多自由，所以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虽然请示了军管会，但他们不同意我回去。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就是母亲去世的时候没能在她身边，甚至连她的骨灰都没有收起来。

对于王桂荃的去世，最痛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梁思礼的长子梁左军。由于梁思礼夫妇工作太忙，梁左军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当时还不满10岁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奶奶一下子就不见了。

梁思礼：我有三个孩子，现在是两个。第一个孩子我跟我爱人很少提起，深埋在心头。

记者：非常抱歉让您提起了很痛苦的往事，他当时跟您母亲生活在一起?

梁思礼：他跟我母亲的关系特别好，比跟我们两个人的关系要亲得多，天天在一起。后来“文化大革命”，我的母亲有这样的遭遇，对他是很大的打击。他当时只是一个孩子，到后来相当长一段时间精神都不正常，一直没见好，最后跳楼自杀了。

记者：听到这些消息，你们会不会觉得非常难以接受?

梁思礼：那会儿我一心想的是，反正我对得起国家。而且那会儿确实很紧张，你想头上就是原子弹，在下面我们还得做测试，命都不管了，就是无私奉献吧。

“苟利国家生死队，岂因祸福避趋之”

梁启超生前在给子女的一封信中提到，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从事科技方面的研究，这是他的一个遗憾。其实，梁启超的孩子中出了三位院士，可谓人才辈出。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是中国著名建筑学家、中国古建筑研究的先驱；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是中国杰出的考古学家，对新石器时代和商朝的考古有着重大的贡献。两人都在1948年当选为院士。梁思礼则成为中国当代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

2001年，天津开始建设梁启超纪念馆。在创作梁启超的全身坐像时，创作者发现，在梁启超的9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梁思礼其实就是塑造梁启超最好的模特，因为梁思礼与父亲太像了。于是他们参照梁思礼的形象，塑造了梁启超的雕像。

记者：其实您还是受了父亲很大的影响的，比如您的积极乐观，尽管遇到种种不公正，您还是把它压在心里，认真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梁思礼：父亲对我的最大影响就是他的爱国主义思想，他的忧国忧民，所以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林则徐那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这个人也敢说真话，尤其现在我年纪越来越大了以后，越敢说真话，总之我觉得我是很像他的。另外我的趣味也很多，除了工作以外喜欢听音乐，这是我一个很大的爱好，还喜欢下象棋。我父亲说过一句话，生活在苦恼里，跟生在沙漠里一样。所以我也是这样的，达观乐观。

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圆了国人的飞天梦，而作为参与神五飞天工程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院士则是圆了父亲梁启超的科技梦。梁思礼的血管里流着父亲的血，一生报国，虽屡经磨难，但矢志不改，为国家、民族争得了荣耀。同父亲一样，梁思礼一直把国家这个大“家”放在第一位。作为儿女，无论面临怎样的境遇。对这个“家”。他始终不离不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