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走出的日本诺奖得主

计划”负责人）。汤川和朝永终身沉浸于探索抽象世界的奥秘，但两人在战后积极活跃于反核运动，并签字请愿销毁核武器。

195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的江崎玲于奈博士递交了一篇关于半导体的量子反应活动的论文，这一理论最终被应用于晶体管的改进。十四年后，江崎和伊瓦尔·贾埃弗、布瑞恩·约瑟夫森分享诺贝尔物理学奖，这是日本人第三次赢得该殊荣。

1950年代初开始，有些年轻的物理学家访学美国，其中一些人，比如南部阳一郎，从此留在了美国。某种程度上为了补偿日本的“智力流失”，这些改换国籍的日裔科学家继续保持与日本国内同行们的纽带，他们常给一份非正式的内部通讯《素粒子新论研究》投稿，而彼时很多日本物理学研讨班往往会安排学者大声朗读这些文章。1953年，汤川担任位于京都的一所新研究机构的主席，即今天的汤川理论物理研究所。

为何日本的理论物理学在最糟糕的年代里做出了最有创造性的成就？或许那些迷茫的头脑想从战争的恐惧中解脱出来，遁入理论的冥想;或许战争造成的孤立状态强化了独创精神;或许在那个特殊环境下，日本人对导师和研究机构的忠诚精神暂时被打破，从而释放了自由的思想;又或许那个年代太过特殊，以致找不到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