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良心拷问的原子弹之父

1938年，从纳粹德国传来一条惊人的消息：核裂变会产生巨大能量，足以毁灭一座城市。为了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1939年8月，物理学家里奥·斯宙拉尔德和恩里考·费米决定请业内威望最高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写一封信。

这封信由罗斯福的非正式顾问亚历山大·萨克斯转交，罗斯福看完后并没有任何表示。萨克斯转而给罗斯福讲了一个故事：发明家富尔顿曾求见过拿破仑，建议他以蒸汽动力舰船代替帆船，以便在任何天气都能横渡英吉利海峡，但拿破仑态度轻蔑，最终迎来了滑铁卢之败。罗斯福沉默良久，忽然严肃地说：我不会成为第二个拿破仑。随即批准成立铀顾问委员会，但给予这项研究的资金，仅为6000美元。实验室的研究工作，主要是寻找从铀238中分离出铀235的物理方法，以及将铀238转变成一种能高度裂变的新元素钚。

1941年12月，美国海军基地珍珠岛遭突袭，太平洋舰队损失惨重。不久，一份关于加速原子弹研究进程的报告被放在了总统办公桌上，原子能的研究实践使科学家得出结论：制造一种可以用于战争的核武器是可能的。

此时，纳粹德国的核计划早已秘密实施，德国军备部长施佩尔为研究拨款100万马克，相当于74万美元。为了抢在德国人之前造出原子弹，1942年6月，美国研究原子弹工程正式启动，最初的总部设在美国曼哈顿区，因此被称为曼哈顿计划，工程负责人是陆军准将莱斯利·理查德·格罗夫斯，曼哈顿计划被赋予“高于一切行动的特别优先权”。

作为这一计划的军方负责人，格罗夫斯必须找到一位合适的科学带头人，他不仅要在量子理论方面有极高的天赋和声望，还应该是一位游刃有余的学术组织者。

为什么是奥本海默

罗伯特·奥本海默，1904年出生于纽约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哈佛用3年时间修完了4年课程，成为哈佛荣誉毕业生，后在德国科学中心哥廷根大学研习理论物理，主攻量子力学，1927年获得哥廷根大学博士学位。

1942年，奥本海默已经是一位超凡的理论物理学家，头脑敏捷，记忆力超强。他正在伯克利和加州理工两所大学同时任教，在几年时间内，使这两所大学在理论物理学方面形成了一个可以同哥廷根大学、剑桥大学和哥本哈根大学相媲美的庞大理论物理学派。

奥本海默很高，出奇地瘦，总是吸着香烟，或是一边说话一边挥舞着它。他从不安排期末考或小测验，他的课程也没有课本，很多内容都是正在发展当中的量子理论，课本中根本没有。

奥本海默的每一堂课都是一次快速的演讲，他在黑板上写下方程式，总是动作神速，计算却极少有差错。如果学生想问问题，可以随时打断他，奥本海默总是很耐心地回答，但是如果问题很愚蠢，他也会很不客气。

20世纪30年代，大量的难民逃离欧洲日趋恶化的政治气氛来到美国。奥本海默的学生有来自俄克拉荷马州的14岁天才少年洛马尼兹，有曾在犹他州做过卡车司机的哈特兰德·斯尼德，有从达豪集中营逃出的德国犹太人彼得斯，这些人在他的启发和指导下都成了一流的物理学家。格罗夫斯准将一下子看中了奥本海默，决定任命他为核武器研究的新实验室主任。

对奥本海默的推荐并不顺利，一来他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二来他早期曾与共产党关系密切。奥本海默的哥哥和嫂子是美国共产党员，他自己也参加了左翼组织。即使在科学界享有盛名的爱因斯坦，也因为是“极端激进分子”，可能与共产主义组织有联系，而被排除在曼哈顿计划之外。军方对奥本海默的审查长达半年，由于格罗夫斯态度坚决，最后被特批过关。

此后，奥本海默的一切行动都处于监视之中。1943年，他会见昔日恋人时被跟踪监视，这位恋人有着共产党员身份，会面不久就“自杀”了。他的妻子因为长期与世隔绝，并遭遇监视和盘查，得了抑郁症，酗酒成性。即使是这样，奥本海默还是竭尽全力扮演着自己的角色。他后来说：“如果在你的面前也发生了一个技术上很有趣的问题，那么你一定会努力设法解决它，而不是思虑以后结果如何。”

没有任何人感到自卑

根据奥本海默的建议，当局决定在洛斯阿拉莫斯建立一个新的快中子反应和原子弹结构研究基地。格罗夫斯与美国杜邦公司达成一项合作协议，协议规定：杜邦公司负责全部基地的设计、建造和安全运转，将公司的约6万名员工西迁4345公里。整个计划中的所有新设计都归陆军军方使用。根据协议，除却成本费用，杜邦公司在这项计划中的利润仅为一美元。

早在一战时，杜邦公司就被指责为“借战争发财的军火贩子”，如今的这个协议显然是为了挽回公司声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后，原子弹爆炸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灾难，制造原子弹的杜邦公司又被很多美国媒体称为“人类大屠杀工厂”。

基地选定后，奥本海默用极短的时间在全国招聘了近百名科学家，其中有多位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包括康普顿、劳伦斯、弗兰克和费米等。他们代表着美国当时一流的水平，分别承担着部分研究工作，洛斯阿拉莫斯也被称为诺贝尔奖获得者集中营。到1945年时，实验室已经发展到拥有2000多名文职研究人员和3000多名军事人员，其中包括1000多名科学家的超大规模。

美国是一个学术自由气氛浓厚的国家，如此多的一流科学家在一起工作，问题显而易见。但正如罗斯福的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评价的那样，奥本海默“承担了备战中有关科学方面最为艰巨的工作，而且处理得极好。谁也没有想到一个满脑子都是概念的物理学家，能够管理这么复杂的事务”。

物理学家爱德华·特勒和汉斯·贝特说：“奥本海默也许是我见过的最好的实验室主任，他的头脑十分灵活，了解实验室里每一件重要的发明。他对别人的心理有很不寻常的洞察，这点在物理学家中是很少见的。”“他和人谈话时总要使对方明白，你的工作对整个工程来说是重要的，在洛斯阿拉莫斯，他没有使任何人感到自卑。”

60万人守口如瓶

曼哈顿计划历时两年多，总耗资高达25亿美元，经费超过了美国整个汽车工业，但在计划实施期间，美国政府高层充分了解此事的仅为罗斯福总统和陆军部长史汀生，甚至副总统杜鲁门对此计划也一知半解。他向史汀生询问此事时，得到的答案竟然是“无可奉告”。

洛斯阿拉莫斯顶峰时期曾经有将近60万人，他们中很少有人知道是在从事制造原子弹的工作，通晓全盘计划的只有12个人。这些工作人员被隔离，并签订保密协议，家属仅知道一个美国陆军邮箱通讯地址，所有的对外联系都被监视。参与原子弹计划的人员在提到“原子”、“铀”和“秘密武器”时都必须用暗语代替，且经常变动。

如果德国人知道了那些美国著名物理学家在什么地方，就有可能猜出这项研究的性质，所以在曼哈顿计划中，这些科学家也有自己的代号。例如：阿瑟·H·康普顿博士叫作A·H·考玛司，埃里可·弗林博士叫作亨利·法梅尔。

一支秘密组织被派往工程各处，成员多从美国陆军谍报部门调集而来。他们喋喋不休地对工作人员重复保密纪律，调查范围细致到检查每天下班后办公室有没有散落的文件，办公桌有没有锁好。他们把调查的情况写成报告，由陆军部长史汀生亲自交给罗斯福总统。4年中，有2000多人因为说话“不小心”被检举，包括军事和文职人员。

1945年7月初，也就是希特勒自杀后的两个月，曼哈顿计划获得初步成功，三枚原子弹被制造出来，分别命名为“大男孩”、“小男孩”和“胖子”。16日，“大男孩”试爆成功，核爆炸释放出相当于20000吨TNT炸药的能量，威力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包括奥本海默。在原子弹试爆的当日，奥本海默写道：“有几个人笑了，有几个人却哭了，大多数人惊呆了，一声不响。”他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表示：“对自己所完成的工作有点惊慌失措。”

第二天，波茨坦会议召开，杜鲁门在会议上掩饰不住自己的兴奋和得意，很快告知斯大林，斯大林故作平淡地说：“那很好啊，希望可以用它来对付日本人。”

科学家的良知拷问

“日本当前的战争状况已经失败了”，投掷原子弹“完全没有必要”，否则将“引起全世界舆论的谴责，美国将负历史的罪责”。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曾私下表达对核武器的态度。然而曾在菲律宾遭受日军沉重打击的西南太平洋战区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则是力主使用原子弹的“积极分子”。

美国总统杜鲁门和国务卿贝尔纳斯则把原子弹看作是结束战争的有效手段，因为军方提供的资料预计，如果原子弹在日本本土爆炸，可以避免美军对日登陆将会造成的约100万人伤亡。当然，他们也想借原子弹的巨大威力，震慑战后苏联势力的扩张，确保美国的霸主地位。

1945年7月26日，美国警告日本必须执行波茨坦公告，向盟国无条件投降，否则“将遭到前所未有的打击，日本本土将毁灭”。8月6日和9日，两颗原子弹被投放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所造成毁灭性打击的危害至今无法估量。

原子弹投放前，奥本海默是支持美国政府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他还参加了选择具体投掷地点的讨论，战后他为此产生了沉重的负罪感，在一次和杜鲁门总统的谈话中，他说：“我觉着，我们手上沾着血污。”

1945年10月，奥本海默辞职重返学术界。他在辞职讲话上直言不讳地说：如果原子弹成为一个交战国的武器，人类将诅咒洛斯阿拉莫斯这个名字，物理学家现在真正知道了什么是邪恶。

1949年10月29日，原子能总顾问委员会召开会议，讨论发展热核计划，参加者有奥本海默、康南特、费米、李·杜布里奇、伊萨多-拉比、巴克利等人，与会者全体通过了一份不赞成继续研制氢弹的决定。

1953年，美国政府以奥本海默早年的左倾倾向，以及影响政府发展氢弹的决策为罪状，对其进行了长达四周的安全听证会。次年6月29日，美国原子能委员会根据审查结果，宣布奥本海默是一个忠诚的公民，但政治上不可靠。他被撤销原子能委员会顾问一职并收回其安全许可证，解除一切政府公职，从此被剥夺接近国家机密文件的权利。

9年后，肯尼迪总统决定提名奥本海默为著名的费米奖人选，这是对奥本海默的公开平反，但颁奖前不久，肯尼迪被刺身亡。奥本海默只得到一半奖金，安全许可证始终没有返还。这位原子弹之父带着不被信任的遗憾，于1967年2月18日因喉癌在美国普林斯顿与世长辞。而曼哈顿工程的军方负责人格罗夫斯，1948年以中将身份退役，后出任雷明顿·兰德公司副总裁，1970年在华盛顿去世。他生前出版了回忆录《现在可以说了：曼哈顿工程区故事》。

[本刊责任编辑　袁小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