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普尔的科学认识论及对其历史观的影响

摘要：科学不等于真理，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可错的，批判和批判的讨论是接近真理的重要手段，这些是波普尔科学认识论的核心内容。这种认识的产生有着科学实践、思想、本体论和人性方面的根据。在本质上，波普尔的科学认识论强调了科学知识的本性是可错的、理性批判是推动科学知识增长的根本途径、科学知识的命运是被证伪的，它不仅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基点，也是波普尔历史观形成的思想根源。

关键词：科学认识论；可错性；历史决定论；波普尔

中图分类号：B507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3－854Ｘ（2007）01－0064－03

波普尔认为，科学不等于真理，科学中存在错误，一切科学知识都是猜测的、可错的，批判和批判的讨论是接近真理的重要手段。波普尔的这种科学认识论的核心是强调科学知识的可错性（本文称之为可错主义科学认识论，简称可错论），因而开创了可错论的传统。基于此，拉卡托斯在自称可错论者的同时，认为“波普尔是第一个真正的可错论者”。由于可错论自始至终贯穿在波普尔的科学哲学著作之中，厘清其发生根源、本质特征，以及它在波普尔历史观的形成中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波普尔批判理性主义哲学的实质。

一

自柏拉图开始，西方哲学就有追求知识确定性的传统。柏拉图本人就认为，“知识是确定可靠的，并且是永远不会错误的”①。这种传统随着科学主义的盛行而走上了巅峰，科学因此被视为知识理论的体系，也就是“一种真理的系统”②。在逻辑实证主义者看来，理论一旦得到证实（或确证），就再也不会被否定或抛弃。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波普尔与逻辑实证主义针锋相对并高举可错主义大旗，认为“理论并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已为公众接受的陈述系统”③，“真理往往很难达致，并且一旦发现，也很容易得而复失”④。波普尔的这种科学认识论并非无本之木，其产生有着各方面的根据。

首先，科学中新旧理论的不断更替，为波普尔的可错论提供了科学实践根据。揭示大自然的奥秘，是人类普遍的预期，同时也是哲学和科学的追求。当哲学和科学“不再探索和思考世界之谜时，它们就都丧失了吸引力”⑤，而这种探索成果的表现形式便是理论。波普尔认为，用理论描绘宇宙图景可溯及泰勒斯，但从泰勒斯伊始，永为真的科学知识不仅尚未存有，而且历史上的科学理论总是在不断的更替。从牛顿的经典物理学到相对论的诞生，再到量子力学出现，一度被视为权威的科学理论都相继被证伪和被新的理论替代。波普尔因此得出结论：科学中并不存在绝对无误的知识，“一切科学理论都是猜想，即使是那些已经成功地通过了许多各种各样的严格检验的理论也是如此”⑥。

其次，历史上的怀疑论，尤其是休谟的怀疑论为波普尔的可错论提供了思想根据。波普尔认为，确定性的知识观从其产生到发展一直受到其它理论尤其是怀疑论的挑战。尽管这些怀疑论的论证缺乏说服力，但还是起过一定的作用，它削弱了传统知识观的影响，开始孕育了可错论的萌芽。尤其是休谟的怀疑论，对传统的确定性的知识观以致命一击，为其划上了句号。正是受怀疑论的影响，波普尔的可错论蕴含着怀疑论因素。在拉卡托斯看来，在1960年以前，波普尔“从来未说过任何反对怀疑论的话，也没有把怀疑论与可错论区分开来”⑦，波普尔在《研究的逻辑》中所主张的是一种怀疑论的可错主义，科学被波普尔看作至多只能是试探性地发现错误，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最激进的怀疑论者所不能同意的”⑧。因此，波普尔的可错论是“怀疑论再加上对科学游戏的赞扬而已”⑨。

再次，世界3的存在为波普尔的可错论提供了本体论根据。在波普尔看来，多层次进化的而且性质多样的宇宙基本上可分为3个世界，其中，世界1和世界2为传统所指的物理世界和精神世界，世界3则是人类精神产物的客观世界，即由客观知识和客观艺术作品构成的没有认识主体的世界。世界3尽管是“人类的产物，人类的创造物，但它也像其它动物的产物一样，反过来又创造它自己的自主性领域”⑩。因而，作为世界3的主要成员，科学知识具有自主性。这意味着科学知识系统是开放的，它需要新旧理论的不断更替来推动自身的进化。“可错性”理所当然是科学知识的题中之义。

最后，波普尔的可错论还有人性方面的根据。波普尔认为，所有的科学工作都是旨在发展知识，然而人天生有容易犯错误的本性，“我们是发展客观知识的工人……，我们的工作像所有的人类工作一样是容易错的”{11}，因此，“科学是可以有错误的，因为我们是人，而人是会犯错误的”{12}。科学知识之所以可错其实也是人（科学工作者）容易犯错误的本性的具体表现。

二

对于错误，西方哲学家早已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初步探讨。典型代表有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之后，洛克、贝克莱、莱布尼茨等人都论及了错误。依据他们的观点，错误在本质上是一种“不符合”或“不一致”。但早期的这些西方哲学家研究错误旨在将错误与真理相区别，并将错误拒斥在科学大门之外。由于“实证”风潮，这种认识更是“深入人心”，在逻辑实证主义确立了科学的“可证实性”判别标准之后，科学被视为真理的体系，错误因与真理格格不入而在科学中被彻底放逐。但是波普尔以其敏锐的哲学思维洞察到错误在科学研究中的重要地位，并通过阐述可错论赋予错误在科学认识活动中的合法性。因而，这种可错论思想具有独特的本质特征。

首先，可错论强调了科学知识的本性是可错的。波普尔认为，将“科学—真理”视为一体化的做法是传统认识论的误区，不利于科学知识的增长，“科学同寻求确定性或概然性或可靠性毫不相干”{13}，“我们所谓的‘科学知识’是假说性的，并且往往不是真的，更不用说肯定真或可能真了”{14}。科学是试验性的事业，科学知识在本质上是可错的，这至少可以从科学知识的来源和进化两个方面来进行阐释。其一，波普尔反对观察和实验是科学知识的来源和基础，认为“知识不可能从无——从白板——开始，也不可能从观察开始”{15}，“科学只能从问题开始”{16}，而且科学知识就是对问题的大胆的猜测性回答，即使它们已经充分得到确认，归根结蒂还是一种猜测、一种假说。“由于科学理论是尝试性、猜测性假说，所以任何理论不管它曾经多么成功，也不管它曾经受过何等严格的检验，都是可以被推翻的”{17}；其二，可错的科学知识在科学的进化中是必需的。科学是不断进步的，但“科学的进步总意味着向着更有趣、更不平凡，因而也更不‘概然’的理论的进步，这通常也意味着向着更不熟悉、更不轻松或似乎更无理的理论的进步”{18}。在波普尔看来，这种进步的根源在于科学知识是可错的，“错误的信念可能有令人惊奇的生命力”{19}。正因为科学知识的可错性，它激发人们去批判、去探索、去证伪，不断用更真的理论去替代，促进科学进步。

其次，可错论强调了理性批判是推动科学知识增长的根本途径。所谓理性批判并不是“去批判坚持某一理论的个人，它只批判理论本身”{20}。波普尔赞同苏格拉底的观点，即认为通过批判讨论来探求真理，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且是最好的方式，并称自己的批判态度是“批判理性主义”{21}。为此，他将理性批判作为反驳的一个重要环节贯彻于其方法论，“我们的知识通过尝试和排除错误而增长，知识的前科学增长与科学增长的主要区别在于，在科学水平上我们自觉的搜寻我们的错误：自觉地采取批判方法，成为知识增长的主要手段”{22}。波普尔指出，科学和哲学的兴趣仅仅在于大胆尝试增加我们关于这个世界的知识，改进关于我们世界的知识的理论，而批判和批判的讨论是我们接近真理的惟一手段。“科学的态度是批判的态度”{23}，“没有批判，就没有变革理论的理性动力，也就没有智力的进步”{24}。批判因此被波普尔视为科学方法的表征和区别科学家与生物的本质特征之一。

再次，可错论强调了科学知识的命运是被证伪。波普尔认为，科学知识是普遍性的全称陈述，它不能从有限的单称陈述中得出。从逻辑上看，科学知识不可能被证实，而只能被证伪，即使发现一千只，一万只白天鹅，也不能证明“天下天鹅皆白”这一陈述。但只要发现一只黑天鹅，就可以推翻它。科学知识是可错的，它“要么被证伪，要么永远是假说或猜想”{25}。基于此，波普尔还将可证伪原则作为科学划界的标准，认为逻辑实证主义的“证实原则”并不能提供理论系统一个经验的、非形而上学性质的恰当标志，它不适用于科学实际。科学与非科学的分界线不在于它们能否被经验所证实，而在于它们能否被经验所证伪。

三

可错论不仅是波普尔科学哲学的基点，而且也是波普尔历史观形成的思想根源。波普尔的历史观就是以可错论为基础构建起来的。波普尔认为，科学史与思想史“只不过是一些靠不住的梦幻史、顽固不化史、错误史”{26}，所有的知识都带有猜测的性质，科学理论基本上类似于神话创作。不仅如此，以证伪主义的方法论为依据，波普尔不同意狄尔泰和柯林伍德等人关于自然科学方法和社会科学方法有原则性区别的主张，他认为“在划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上费力劳神，长期以来已成为一种风气，而且已经成为一种麻烦。解决问题的方法即猜想与反驳的方法，是这两种科学都采用的”{27}。“行为，因而连同历史，可以解释为解决问题；而利用猜测和反驳的图式Ｐ1→ＴＴ→ＥＥ→Ｐ2所做的分析可以适用于历史。”{28}根据这种观点，历史的知识也都是通过不断地尝试和不断地纠正错误来实现的，它同科学知识一样，都只是猜测的产物，人们不可能有一部真正如实表现过去的历史，只能对历史做出各种不同的假定和解释。他声称，历史学家“主要的是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观点和采取批判的态度，也就是说，在叙述事实时尽量避免无意识的、因而也是无批判的偏见”{29}。正因为人们抱着判定真伪的批判态度对待历史知识，所以，历史知识如同自然科学知识一样，都可获得科学的性质。

基于上述认识，波普尔最终走向了反“历史决定论”。他认为，历史决定论是探讨社会科学的一种理论，这种理论将历史预测视为社会科学的主要目的，并且认为可以通过发现隐藏在历史演变下面的“节律”或“模式”、“规律”或“倾向”来实现这个目的。波普尔认为，在历史领域里，科学的任务是发现“趋势”，并“尽量完善地解释趋势”，而不是去发现社会进化规律。历史是自由意志创造的，无规律可言。历史主义学说所教导和认为的观点即社会科学的任务是预测历史发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长远的预言只有当它应用于可说是完全孤立的、稳定的和周期性的系统时，才可能从有条件的科学预测中引出。而这些系统在自然界中是罕见的；现代社会肯定不是这样一个系统”{30}。社会在变化着、发展着，这种发展基本上不是循环往复的；再者，社会的人都是有目的有意识的，预测可以影响被预测事件，精确而详尽的科学的社会预测是不可能的。为彻底反驳历史过程存在规律以及我们能够对历史演变作出科学的预测，波普尔还提出了一组包含五个论题的论证：第一，人类历史的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第二，我们不可能用合理的或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第三，所以，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第四，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摈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即摈弃与理论物理学相当的历史社会科学的可能性。没有一种科学的历史发展理论能作为预测历史的根据；第五，所以历史决定论方法的基本目的是错误的，历史决定论不能成立。

总之，波普尔认为，无论是自然科学理论还是社会科学理论，都是猜测性的、暂时性的理论假说，它们本质上都是可错的。他一再强调一切科学知识是猜测的、可错的，这种认识渗透到社会历史领域必然会放逐历史规律，否认历史的可预测性。

注释：

① 朱德生：《西方哲学名著菁华》，中国青年出版社1991年版，第16页。

② 洪谦：《维也纳学派哲学》，商务印书馆1989年版，第12页。

③④⑥{11}{12}{13}{18}{19}{20} 纪树立：《科学知识进化论——波普尔科学哲学选集》，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43、10、435、325、1、193、331、10、3页。

⑤{15}{16}{24}{26}{30}[奥地利]波普尔：《猜想与反驳》，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193、40、318、451、310、520页。

⑦⑧⑨ [英]拉卡托斯：《科学研究纲领方法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18、217、221页。

⑩{27}{28}[奥地利]波普尔：《客观知识》，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版，第20、196、178页。

{14}{21}{22}{23}{25}[奥地利]波普尔：《波普尔思想自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159、158、158、105页。

{17} 怀劳特：《爱因斯坦对我的科学观的影响——波普尔访问记》，《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80年第3期。

{29} 田汝康、金重远：《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55页。

（责任编辑 陈金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