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购模式“水土不服”

原定2011年11月14日挂牌交易的拉手网由于要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澄清部分会计问题，暂停纳斯达克上市路演。在全球首个团购网站Groupon于2011年11月5日上市之后，资本市场对团购这一新兴模式的认可仍在犹疑之中。据报道。拉手网上半年亏损达到了3.91亿元，为同期净收入的6.8倍，以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拉手网现金流甚至撑不了一年。其实，资金链断裂的风险已经蔓延到整个团购行业。

目前中国有5000家团购网站，团购模式进入壁垒很低，且大型团购公司已出现了快速的整合趋势。自从我国第一个模仿高朋网的团购网站美团网2010年3月上线以来，不到一年时间，团购行业已由“百团大战”升级到“千团大战”，进而突破5000，而时隔数月，团购网站大面积关闭已是事实。

据报道，2011年9月，团购网站累计关闭的数量超过1000家。10月在上海开展业务的团购网站至少有52家出现异常，网页关闭。高朋网及窝窝团等知名网站都出现了关闭二三线地方站、大幅度裁员的现象，中小型团购网的冬天已经来临。一年多时间内，团购网站从盛到衰，速度明显快于此前的博客、视频网站等。这与活跃的资本市场快速催熟团购市场有关，但也与中国互联网特殊的环境有关。

一是复制模式周期明显缩短，类似企业数量明显增加。一年多时间，5000家网站陆续上线，大家相互“学习”，结果是除了规模差异外，不同团购网站差异很小，无论按地域还是按行业划分出的小领域中，都有多家团购网站在其中厮杀，很短时间内就越过了蓝海阶段，进入了红海竞争。

二是相关领域的支撑不足，导致团购服务质量难以保障。团购的核心是集聚购买，团购公司通过将集聚在一起的购买力“批发”给供应商从而实现消费者、供应商和团购网站的三赢。团购公司起到了连接互不了解的供应商和消费者的作用，达到降低流通成本、诚信消费的目的。这就对团购服务模式中多个环节提出了新的要求，如消费者档案管理、信息挖掘，供应者服务质量、物流、支付等，成立时间还很短的团购公司很难同时解决各环节的问题，尤其是供应者的诚信问题。国内已多次出现服务质量差、高峰期间不能安排团购消费者、订单太多远超出供应能力等情况。虽然领先的团购公司制定了多项服务保障制度，但现在这些问题已对团购服务的声誉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资本实力说话，剩者为王，成为团购公司应对衰退的最重要手段之一。因而率先IPO上市，融入一笔巨资，成为团购公司提升竞争力的重要手段。正因为看到这一点，国内的几大团购公司都在积极准备IPO上市。但应看到，由于诚信体系的不足以及大量克隆者的出现，即使拥有充裕资金的纯团购网站，在中国也很难找到盈利模式。领先者必须积极拓展基于团购带来的海量客户群，为他们提供有针对性的个性延伸服务，从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进而为股东带来满意的回报。否则，很可能“水土不服”。

1　高等学府面临挑战

缩减成本，精攻所长，利用科技：美国大学需更有效

2011年12月5日，奥巴马在白宫约见一群身份特殊的人士——大学校长。我们该怎样理解这样一群奇怪的人类?他们是公司总裁还是劳工领袖?是前工业行业协会领袖还是美国某些最成功的企业大亨?文明的捍卫者还是无情的吸金者?

不管是谁，他们已经处于一场政治风暴的中心。对大学费用的愤怒从最为光鲜的家长扩散到最为寒酸的草根。奥巴马先生一直在努力地疏导这股愤怒以免被它淹没，在白宫的会谈中，有人抱怨在过去三十年里，大学费用已上涨到原来的三倍。教育部部长Arne Duncan催促各大学“应更加紧急”地处理大学费用问题。

要求有紧急意识不是没有道理的：往届学生所欠贷款已接近一万亿。但是冷静地反省也是必需的，除了费用问题，美国大学还存在其他的弊病。不断上涨的费用通常是更深层次问题的表象。在顺风顺水的日子里这些问题只是让人稍感不适，而一旦时局艰难，这些问题则是致命的。

第一个问题就是无法说“不”。几十年以来，美同大学总是提供更多的条件：给本科生提供更多的课程，给教授安排更多的研究生，给每个学生提供更多的体育设施，并且总是乐呵呵地设想会有更多的钱来支付这些开销。第二个问题是常春藤迷恋心理。美国绝大部分院校都喜欢做一些事情提高院校等级，让学校变得更有耶鲁的味道，而不是一所名不经传的乡巴佬大学。并且乐此不疲。

常春藤迷恋心理带来的后果就是对研究的迷恋，甚至最好的大学里也有这个问题：教授们手拿放大镜专注地在知识领域的边缘上踱来踱去，让学生们颇有受骗的感觉。在等级较低的院校里，这个问题导致院校功能混乱。1959年美国文学教授一年发表13757份学术资料，现在他们一年能够捣鼓70000份，而这里面绝大部分都是陈词滥调。艾莫利大学MarkBauerlein指出，佛蒙特大学文学部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学院，它2004年发表的16份研究论文，到现在只有11份被引用过一至二次。教师们把教学时间浪费在写那些没人会去看的文章上。Richard Arum和Josipa Roksa在他们的著作《学术漂浮》里说，超过三分之一的美国学生经过四年的大学生活后，批判性思维和分析推理能力并没无提高。

正当公众对大学高收费的愤怒愈演愈烈时，科技正动摇着大学的根基。互联网正在改变规则，明星院校可以通过网络给成千上万人授课，而不再是教师亲临讲台面授那些少数的天之骄子。测试和评分也可以自动化。一些盈利性的企业，如凤凰城大学通过全方位利用互联网重点教授一些受欢迎的课程逐步减少开支。斯隆基金会的一份报告指出，2010年网上注册的学生上升了10％，相对现实中而言学生总体数量仅增长了2％。

很多学院的第一反应就是关起门来等这场暴风雨过去，但是暴风雨不会过去。高等教育产业面临一个残酷的选择：即调整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或者步入举步维艰的未来。重新思量自己员工的职业模式当然好过看着它枯萎(四年制大学的教授能够获得长期聘用的比例从1997年的50％下降到10年后的39％)。所以，各学院主动改革当然比眼睁睁看着被虎视眈眈的政客接管更为明智了。

越来越多的院校开始意识到这点。他们明白在学术界，要明智起来，做法大体和企业一样，那就是放弃不该做的事情。他们正从常春藤迷恋心理中缓过神来。开始和各私人企业建立联系。而且越来越多如考夫曼基金会一样的组织，也正不予余力地宣传革新的教义。

学习的座位

1996年19位富有远见的州长创立了位于盐湖城的西部州长大学(WGU)。为了尽量压缩成本，这所大学里所有的教学都在网上完成，同时许多在传统院校里捆绑一起的东西也被分离开来。教授们决定教学内容并设计试题测试学生是否掌握所学知识，并需自己从校外出版社买教

学资料，聘请“辅导员”指导学生。值得注意的是，WGU的校长也在白宫此次约见的九位大学校长之列。

爱达荷州杨百翰大学已经决定将本科教学作为未来发展重点。它已经摆脱昂贵的表面工作，如体育运动设施和博士学位项目，并且引进全年课程。Comell每年在网上教的学生达10000名，其中大部分人都是参加工作的成年人。新罕布什尔南方大学设有五个卫星学校，这为学生待在家里学习创造了更为便利的条件。南加州教育学院的老师已经和一家叫2tor的私人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为45个州及13个国家的学生设计课程。

大约100年前，美国各大学已经面临相似的忧虑：那就是攀升的费用以及学校和社会的脱离。哈佛大学校长Lawrencehowell指出“很少有院校是被扼杀的，它们通常是自取其亡……它们之所以死亡是因为本身已经没有价值，或者不能完成世界期望的工作。”那时，美国的大学迅速地开展“世界期望的工作”并且开始了一个美国主宰高等教育的世纪。现在他们得重走当年路线才能在这个世纪成功地延续。

2　我要自治

挪威瑞士挺不错

英国欧元怀疑论者的梦想在它们的身上得以实现——自豪地脱离欧洲一体化。欧元区危机以及最近同德法的紧张关系激起了英国对两个国家的兴趣，这两个国家不止拒绝加入欧元区，更是逍遥在欧盟之外。“相比别国，欧盟与挪威和瑞士的关系已经没那么亲密，我们至少也可以做到这样”支持英国脱离欧盟的保守党后座议员多米尼克·拉布如是说。

这两个国家都拥有着巨大的财富，使他们得以信心满满地游走在欧盟之外。“一个在保险箱里有黄金，另一个则在海底深处有石油。”弗莱伯格大学的吉伯特·卡萨苏斯说。

拥有丰富石油资源的挪威是欧洲自由贸易联盟和管理欧盟内部市场活动的欧洲经济区(EEA)成员。但它在欧洲议会和欧洲委员会并没有代表席位——欧洲委员会被描述成“传真式的民主制”，因为布鲁塞尔负责制定法规，它只负责接收。但挪威人在欧盟总部仍然十分活跃，在公用事业公司，食品企业以及地区政府的游说方面都是非常强烈有力的。一旦被严重激怒，他们就会拿石油的进出口进行要挟。

而瑞士与欧盟各组织的关系甚至比挪威还少。虽然它可以进入单一货市场，但却并不在欧洲经济区内。1994年以后，贸易方面的事宜都由其与欧盟签署的双边协议规定，该系列协议的内容覆盖了运输，科研以及人员自由流动等方面。但瑞士还是没能逃离束缚。其恶名昭著的秘密银行在布鲁塞尔的压力下不得不共享外国利息支付的信息，目的是减少跨境偷税漏税的发生。加入申根护照自由区后，瑞士更是实施了更加严格的诈骗管控并开始了边境管制。这种种的改变都引起了相当激烈的争论。

除了银行业被干预，瑞士更是被无穷的指令淹没，而这些指令它却根本没有参与制定过。2007年，由于欧盟的限制条例影响了其出口，瑞士的奶酪业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格鲁耶尔(一种瑞士奶酪)大战最终以瑞士取消对法国奶酪的惩罚性关税以更加自由地进入欧洲市场而告终。根据瑞士政府自己的估计，电信业，新电子产品以及最让英国担心的金融股服务业都有被挡在欧洲市场外的风险。

英国欧元怀疑论者可能会认为瑞士和挪威得到了足够的自治权才得以忍受如此这般的欺凌。然而由于英国更加庞大也更加自信固执，这种半独立的地位对其来说也可能更加难以获得。并且以局外人的身份在欧洲进行自由贸易是有代价的。也就是说它需要通过付出代价才能参与监管单一货币市场，而关于其运作方式的重大事项又只能由局内人来决定。对于这样一个习惯了发表意见的国家来说。那该会是一种很不爽的被孤立的感觉吧。

3 大块头有大智慧

为什么大公司比小公司更有创造力

有人说个子高的人和聪明的人都不会喝酒。英国连环画Viz以一封读者的来信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信上说：“我每天喝15品脱的酒，身高6尺3寸，是理论物理学的教授。”但是，另一个关于大小和聪明的问题却从未解决：大公司是创新的催化剂还是小公司在这方面更出色?

约瑟夫·熊彼得对两个观点都曾赞成。1909年，他说小公司更有创造力，但1942年他又改变了看法，断定大公司在投资新产品上更能创新，因为大公司的消费群体更广，能以更快速度获得更大收益。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创新很容易被模仿，因此小公司的创新投资常常难有回报。

近来，熊彼得的第二种观点过时了：人们认为小型新兴公司有创造力，而大公司则慢慢吞吞，官僚作风盛行。但智库Progressive Policy Institute的米歇尔·曼德尔表示，这种想法过于简单化。在他的新报告《规模与创新》中，米歇尔得出结论。即当今经济更偏向大公司而不是小公司。大公司卷土重来，大块头有大智慧，原因有三点。

首先，马歇尔认为，经济增长越来越靠大生态体系推动，比如围绕苹果iphune和谷歌安卓操作系统的体系。这些体系需要一个核心公司来管理。而这家公司要有发挥科技领导能力的规模和技术。

其次，全球化给大公司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处。要想抓住创新成果，成为美国标准的大公司已不再足够，还必须有能力面对新兴世界巨头——其中许多背后有更大的国家的支持。

再次，创新者面临的最重要挑战要么涉及教育、卫生保健等大体系，要么涉及全球变暖这样的大问题。要严肃认真地变革一个复杂体系，公司必须要有大规模。

若真如此，上述言论对决策者来说意义重大。西方政府热衷发展小型企业和建立创新生态体系。但如果大公司才是创新关键，又何不转而将注意力集中到培养国家领军者上来?反托拉斯调节员使出浑身解数阻挠垄断企业创新，比如阻止电信公司AT&T收购T-Mubile在美国的分公司。但倘若垄断巨头比两个小公司更具创新力，为何不允许前者兼并后者呢?

我们应从曼德尔的言论里学到什么?过去“小公司有创造力”的说法已经过时了。新经济的领军者中有几个曾在成立之初被赞个小胆大，但它们都已经成长为大公司了，比如苹果(2011年8月曾是市值最大上市公司)、谷歌和脸书。员工人数在5000以上的美国公司的平均每人研发时间是人数在100到500之间公司的三倍。谷歌、脸书等公司获得巨额利润，正因为它们是市场创造者，而不是接受者。

大公司在雇佣当今最重要的资源——人才上占很大优势。毕业生身负债务，在稳定的薪水和新兴企业股票(就像买彩票)之间，很多人倾向前者。在避免官僚式僵化方面，大公司也在进步：等级制度正被铲平，外来思想正被接纳。消费品巨头Procter&Gamble的大部分想法来自企业之外。乔治·巴克利爵士是拥有109年创新历史的3M公司的老板。他认为，像3M一样的公司能将创新和规模的好处结合。3M会像小公司一样做很多小

实验，但也能将多种领域的技术融合在一起。一旦擦出火花，3M就会投入大量资源使星星之火成燎原之势。

然而，有两个观点反对曼德尔。第一，尽管大公司在增长性创新(比如对现存产品的小修小补)上表现出色，但它们不太愿意进行破坏性创新，也就是彻底改变游戏规则的那种。熊彼得最开始赞赏的那种大公司常常掩埋威胁既定业务线的想法，就像AT&T对自动拨号待那般。曼德尔声称，要想解决美国医疗保健和教育中最紧迫的问题，大公司必须发挥作用。但有时候，最好的注意起初并不起眼，但传播速度快，继而改变整个体系。脸书成立之初只不过是同一所大学的学生保持联系的工具，现在已有8亿用户了。

第二个反对观点是，重要的并不是公司规模的大小，而是它们是否成长。增长迅速地公司往往能取得进步。最出色的公司能采纳好想法并加以利用，在短短几年内就将自己从小不点转变成大巨人，就像亚马逊和谷歌。这样高速增长的公司创造了许多就业机会：在美国，1％的公司创造了40％的新工作。

毋庸置疑，政治家应当停止妖魔化大公司，也不能再同情小公司：对经济体而言两者均必不可少。但是政治家不能这厢才发现大公司的好处，那厢就津津有味地挑选起国家领军者了。公司一旦被认定为领军者就会狼吞虎咽国家补助，排挤规模小但创造力更强的公司。同样，政治家也不能容忍垄断。促进创新的关键在于让充满活力的新公司成长，让效率低下的旧公司被淘汰。在这一点上，熊彼得自始至终都是这么认为的。

4　如履薄冰的主儿?

二级市场眼中的私人股权

价格打折、型号过时、库存过量，二手车经销商的顾客们一边踢着轮胎，一边大谈特谈汽车行业的近况。私人股权“二手”市场也是如出一辙，过去在资本界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终于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

“二级”股权的换手通常发生于投资者打算把锁定十年的投资提前出售之时。Triago作为一家协调二级交易的公司，估计2011年此类交易的总额能达到250亿美元，将比去年增加25％。

银行和保险公司对市场负有主要责任，因为他们需要出售在私人股权中的投资，释放资金来应对诸如巴塞尔协议Ⅲ、欧洲偿付能力监管标准Ⅱ和美国沃尔克法则等新规定的突然袭击。德国北方银行(HSH Nordbank)于2011年8月卖掉了价值6亿2千万欧元(约10亿美元)的投资组合，该组合不乏卡莱尔和KKR这样知名大企业的股份。

二级交易大雨将至的预言已流传多年，但直到前不久前，也只有最绝望的投资人才愿意以跳楼价甩卖股权。眼下因为能卖到更好的价格，交易量也开始扶摇直上。德利万邦(Tullett Prebon)的交易商间经纪人尼尔·坎贝尔表示，目前许多投资人的股权差不多都可以按1美元股权95美分的价格出售，而在2009年只能卖到60美分。去年有些资产的价格甚至翻了一番。

由于科勒资本和Harbourvest这样专注二级市场的基金公司想趁机抄底，大量集资买人导致了价格上涨。这类基金也不乏一起血拼的同僚，有些养老基金和基金的基金(FOF)已开始从二级市场着手来向有前景的基金和区域注资。

有人说二级市场的增长显示出机构投资者对私人股权这种资产越来越熟悉——越来越感受到后者的魅力。这使得二手私人股权较之以往更好出借和销售，但想要完成交易还是会非常麻烦，更别提这类交易本身就比其它投资更不透明了。跟想买一辆状况不明的汽车大家来当面讨价还价不一样，这种买卖只能通过中间人来谈价格。大家也有为此建立交易所和衍生产品的意向，这样定价就能更加透明，但是构想目前还没有落实。

Triago的马修·德瑞恩预计，截至2015年的年度统计，二级交易的成交额将达到每年750亿美元。私人股本业界的苦苦求生也将为二级市场的增长添砖加瓦。相当多的公司股权是买断公司在价格顶峰买来的。他们不得不等着经济形势好转再转让，或者向公众出售来把钱还给不耐烦的投资人。私人股权公司现在持有股权的平均年限为5年，而2007只有3年半。有的投资人不想等这么久才能把回报装进口袋，他们就会转入二级市场，交出旧车的钥匙，然后攫取一切能到手的现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