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力古汉语字典》的特色及编后絮语

［摘要］《王力古汉语字典》是依照王力先生《我理想的字典》的基本构想打造出来的，由王力先生本人及其六位大弟子共同完成。该字典在体例和音义的处理安排上都具有鲜明的特色，其中最重要的是词义的概括性、系统性、时代性明显增强，又特设“部首总论”、“辨析”、“同源字”、“备考”、“按语”等创新项目，为读者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和知识点。通过策划和加工这部辞书，编辑的经验体会是：抓住好选题，并与作者共同制定出优良的体例，是编辑辞书的首要任务；邀请一流学者专家加入编写，组建优秀的作者队伍，是成功的重要条件；编辑应当与作者精诚合作、同舟共济，不可坐等。

［关键词］《王力古汉语字典》 特色 编辑感悟

［中图分类号］G23［文献标识码］A

王力先生早在20世纪40年代初就设计了理想字典的模式。那是1941年4月，在清华大学30周年纪念演讲会上做的《我理想的字典》的讲演，1945年刊发在《国文月刊》33期。接着写出了字典的样品，即《了一小字典初稿》，并于1946年4月发表在《国文月刊》42期。然而直至1984年才得以着手编写，此时，王先生已84岁高龄。他用自己几十年学术实践的积累，渊博的学识、深厚的造诣去逐字逐条地考察《辞源》及旧辞书的训释，按其“理想字典”的基本构想制定了体例，使这部字典得以面世。

一、《王力古汉语字典》的特色

1. 在义项处理上的特色

第一，强调词义的概括性、系统性。

字辞书追求释义周详是正确的，但是义项太多太散，把字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假借义以及经典传注中的僻义等相互孤立地堆放在一起，平列在一个平面上，会给读者造成困惑，不知所从。《王力古汉语字典》（以下简称为《字典》）强调释义的概括性，将以往字典纷繁而互相孤立的义项加以梳理，去伪存真，缕出一词多义之间的关系，合并本义相同的义项，将本义及其引申义系连起来，揭示出词义的系统性。对于间接的远引申义和假借义则单独立义项，如此，义项减少了，字义反而更明晰、更系统，更符合字义发展引申的客观实际，因此也更容易被读者所理解。

第二，在对字义作系统分析时，尤其注意词义的时代性。

词汇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地变化着，词义可以扩大、缩小、转移，又会有些新字、新词应运而产生。《字典》努力在释义中表现出词义的时代性。对于中古以后才产生出的“后起义”和元明以后产生的“晚起义”(后世衍生出的新义项)，以及后起或晚起的字形和词（后出晚出的新词新字）在释义中均给予注明。从而体现出语言的发展变化，使读者树立起语言的历史观。

《字典》的释义方式，便于读者在逐层递进的释义中理解和掌握字词的意义和用法，感悟词义的系统性、历史性特点。在历史地、系统地分析和注释词义当中，《字典》发现并纠正了以往字词书的一些错误。例如：

“寺”，本义为“持”；先秦引申为“侍奉”，见《诗经·大雅·瞻卯》“匪教匪悔，时维妇寺”；《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的“寺人”，指宫廷近侍、宦官；再引申，把宦官办公的处所，即其官署称为寺，如大理寺、太常寺等；待佛教传入我国后又有了“佛寺”之义。《汉语大字典》“寺”音sì下的义项为：①官署。②佛教的庙宇。③通“持”。④通“恃”。音shì下的义项为：“近侍的内臣，通指宦官”。如此则将其本义“持”当作通假义了。而且从相互独立的许多义项中看不出词义之间的关系和时代的先后。

“趾”，本义是“足”。假为“足指”义当是在唐代以后的事。但旧《辞源》“足指曰趾”却举了《诗经》“四之日举趾”的例子。旧《辞海》以《文选·吴都赋》“足趾之不蹈”为“足指”的例子，都错了。《诗经》的“举趾”是举足，不是举“足指”。《吴都赋》的“足趾”二字是同义词连用，不是“足之指”；蹈地用足，不能用“足指”。且“指”是脂部字，“趾”是之部字，南北朝以前，脂之不能通假。

第三，设立〔备考〕栏。

古籍中只见过一次的僻义，往往不十分可靠，《字典》将这样的义项均归入〔备考〕，以免它们同正常的词义混在一起，给读者添麻烦。例如“喜”字：

〔备考〕通“饎”。酒食。《诗经·豳风·七月》：“田畯至喜。”《郑笺》：“喜，读为饎（chì）。饎，酒食也。”朱熹《集传》：“治田早而用力齐，是以田畯至而喜之也。”与《郑笺》异。

像这样典籍中仅此一例且传注解释不一的词义，归入备考义项。再如“奸”字：

〔备考〕犯淫。《说文》：“奸，犯婬也。”按，《集韵》引《说文》作“犯也”，无“婬”字。《集韵》是。

此中提供的信息是很宝贵的。

第四，除了在释义的体例上有所革新外，《字典》在内容上增加了一些创新项目，目的是给予读者更多的知识，提供更多的信息。下面从五个方面加以介绍。

①除了一些小部以外，在每个部首前有一篇“部首总论”，说明该部首的意义、该部字的特点、大致可分的类别，等等，有提纲挈领的作用。

例如：

〔大部总论〕“大”是古文“人”字。小徐本《说文》：“大，天大、地大、人亦大焉，象人形。古文人也。”林义光曰：“（人）象侧立，（大）象正立。”所以《说文》大部字多与人有关。例如：奎，两髀之间。夹，持也，从大挟二人，会意。夷，平也，从大从弓，东方之人。

也有些字与大小的大有关。例如：奄，覆也，大有馀也。夸，奢也，从大，于声。契，大约也。

《说文》另有亣部，云:“籀文大，改古文，亦象人形。”这个亣部的字多与大小的大有关。例如：奕，大也，从大，亦声。奘，駔（zAng）大也,从大，从壮，壮亦声。奰（）（bFi），壮大也，从三大、三目。

这个亣部有个“奚”字，《说文》云：“大腹也。”其实“奚”的本义是奴隶，从大也就是从人。

《康熙字典》大部有些字不属于《说文》大部，这里不讨论。

“这里不讨论”，但是提供给读者一个信息，有兴趣的读者可进一步去研究探讨《康熙字典》大部字的情况。又如：

〔辛部总论〕辛部所收的字不多，大多与讼争有关。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以“辛”为义符，因“辛”本为黥额的刑具，故“辜”、“辟”、“辠（罪）”、“辞”等以“辛”为义符的字，本义都与狱讼有某种联系。只有“辣”字是与“辛”的另一意义（辛辣）相联系的。另一类是以“辡”为声符的字，“辨”、“辩”仍与讼争有关。只有“辬（斑）”与争讼毫无关系。（笔者注，《说文》：“辡,辠人相与讼也。从二辛。”）

对部首这样的讲解对读者是很有益处的。

②注释联绵字。联绵字是不可分解的双音词，词义与各个单字成员的意义无关，联绵字重音不重形，常常成为阅读古书，尤其是阅读辞赋骈文等典籍的拦路虎。《字典》特设联绵字训释一项，帮助读者正确理解词义。例如：“〔兜鍪〕叠韵联绵字。头盔。古称胄，秦汉以後称兜鍪。《後汉书·袁绍传》：‘绍脱兜鍪抵地。’”又如，“〔僶俛〕双声联绵字。勤奋的样子，汉·贾谊《新书·劝学》：‘然则舜僶俛而加志。’犹言俯仰之间，形容时间的短暂。《文选》南朝·宋·颜延年《秋胡诗》：‘熟知寒暑积，僶俛见茶枯。’注：‘僶俛，犹俯俛也。’”

③辨析同义词，即对意义相近的字提出来加以辨析，帮助读者更深入地理解词义，辨别同义词之间意义和用法上的差异。例如：

〔辨〕二，两。上古时代，“两”和“二”不同义。“二”字用于基数和序数均可；“两”字只用于成双成对的事物。汉以后，“两”、“二”变成了同义词，但序数不能用“两”，“第二”不能说成“第两”，春天的二月不能说成“两月”。基数如果是两位数以上，也不能用两。例如“二十三”不能说成“两十三”，“三十二”不能说“三十两”。“两百、两千、两万”在现代汉语里说了，但古人只说“二百、二千、二万”。

〔辨〕奸，姦。二字在上古时代音义皆不同。“奸”，古寒切，是干犯的意思；“姦”，古颜切，是姦诈的意思。后来由于“姦”又作“姧”，所以又演变为“奸”，与干犯的“奸”变为同字。（《辞源》引《管子·重令》“奸邪得行”为例，是误引。查《管子》原文作“姦”，不作“奸”。）

④列举一些同源字。同源字指音近义同的字。列举同源字是为了给予读者一些语源学的知识。例如：“〔同源字〕踞、倨。踞是没有礼貌的行为，倨是对人没有礼貌。故二字同源。”再如：“〔同源字〕北，背。《说文》：‘北，乖也。从二人相背。’徐灏云：‘古者宫室皆向南，故以所背为北。’朱骏声云：‘人坐立皆面明背暗，故以背为南北之北。’”那么北背同源。

⑤在字条最后以按语形式交待《说文》中有无该字。云“《说文》无某字”者，指秦汉典籍中出现而《说文》未收。如果《说文》与《字典》归部不同，则交代《说文》在某部，不仅提供信息而且方便查阅。有时根据情况还有更丰富的内容。例如“嘱”字，“按，《说文》无嘱字。嘱托的意义古但作属。”又如今天的“两”字，在《说文》中分作三个字，其按语解释说：“按，《说文》分为‘，

两，緉’三个字。‘，两’在部。‘緉’在糸部。

下云：‘再也。’那是数词的两。两下云：‘二十四铢为一两。’那是斤两的两。緉下云：‘屦两枚也。’那是‘葛屦五两’的两（笔者注：“葛屦五两”出自《诗·齐风·南山》。葛屦，麻葛制成的单底鞋；五，通“伍”，并列；两，“緉”的借字。鞋一双。）。”

通过以上简述，《字典》的信息量可见一斑，从中也可见出编者深厚的功力。

2. 在释音上，《字典》也有其特色

释音内容包括三方面：①今音，以汉语拼音注释。②中古音，注明《广韵》反切及声韵调。其中类隔切及《广韵》未收字补以《集韵》或其他韵书。③上古韵部。标明上古韵部，一方面便于阅读上古韵文，一方面便于识别叠韵联绵字。

释音中，必须处理好古今音的契合、音与义的契合等问题。其中古今音的契合问题比较复杂，由于语音演变（包括古方言音问题），造成许多异读字的分合现象。①有的今音只有一读，古音却有数读。例如“汛”，《广韵》有息晋切、所卖切、苏细切三读，义项均为“洒，水汛”。今音xùn,只与息晋切契合，那么中古音就舍弃其他反切，只取与今音相同的息晋切。②又有的字古反切相同，而今音出现异读，如“接、睫、婕”本为同小韵的字，今却别为jiE/jié两音。那么就在出现异读的“婕jié”的反切“即葉切”下注“音接”，提示中古反切读音。③还有整个小韵的字，今音全部改读，如《广韵》魂韵“昆 古浑切（gOn）”小韵20个字，今音都读作kOn了。《字典》就在这类字音下注明“今读如坤”。类似这样的问题，晚近新编古汉语字典常常有所疏忽。例如“氄”，《广韵》“而陇切（rGng）,毛细而软。”与今标准音合。而《汉语大字典》用而陇切，却注音为róng，与反切不合。古音亦有róng音，见《字汇》而中切，《汉语大字典》未取。“署”,《广韵》、《集韵》均只有去声常恕切，而今音变作上声shL。《辞源》、《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均未加区别和说明，将相抵牾的汉语拼音与古反切对应地并列在一起。

〔瘈瘲〕病名。瘈，音chì。《辞源》在chì音下列出《集韵》的三个反切：胡计切、诘计切、吉曳切。《汉语大字典》取胡计切、诘计切。《汉语大词典》只取诘计切。然而都与今音chì不合。《字典》取《五音集韵·祭韵》“尺制切，小儿惊。”音义均契合。

《字典》对于今音相同但古音来源不同者，按不同来源分别设立音项。如“焉”字，《广韵》有两音两义：“於乾切，何也（又谒言切，安也。音义皆同）”；“有乾切，语助也”。据《广韵》，疑问代词的焉当读阴平yQn,语气词的焉当读阳平yán。但是今音都读阴平。又如“洮”字中古有两音两义“他刀切（tQo），水名。徒刀切（táo），盥洗”。今一律读作阳平。于是《字典》分立两个音项以示来源之别。

《字典》还很重视通假字的读音，将本义音和通假音区别开，并努力找到它的古反切根据。例如“锡”字，古籍中常借为“赐”。《辞源》、《汉语大词典》均于“锡”本字音xU下列“赐予”义项，读者必然认为锡用于赐予义时也读xU。《汉语大字典》在xU音下注曰“通赐（cì）”，但没有注出其根据与音读来源。《字典》注曰：“《集韵·寘韵》‘赐，斯义切，《说文》予也。又姓。或作锡。’”如此则找到了通假根据。可是《集韵》的斯义切当读sì,与今音cì不合。《字典》又以《中华新韵》“赐，读书音sì，话音cì”，给予说明，很是周到。

《字典》在释音上还纠正了以往字词书归错古韵部的错误，以及对古韵书未作校勘而误用的反切，等等，此不赘述。

可以说，无论是释音、还是释义，《字典》是有所创新、有所前进的。《字典》尚未出版，就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关注，并著录于英国汉学家、第一任欧盟驻华大使魏根深（Endymion Wilkinson）编纂的《中国历史手册》中。当然《字典》尚存在需要打磨的地方，就是在贯彻释音、释义的体例要求上也有不尽完善之处。重要的是，《字典》需要广大读者的关心和帮助，专家学者的呵护，更需要编者和出版者承担起持之以恒不断修订使其臻于完善的责任。只有这样，才能使这部字典真正成为精品。

二、编后絮语

在我的编辑生涯中，这部书的部头不能算最大，作者不能算最多，操作时间（从约稿到出书）也不能算最长，然而它最费心力、最花时间、最困难、最曲折、故事最多，因此经验体会最深刻。

1. 作者与编辑部的精诚合作、同舟共济是极为重要的。对于部头大、学术价值高、难度大的图书，特别是大型辞书，显得尤为重要。起初，王先生编写的字典样稿侧重学术价值，从古汉语研究的角度出发，音项中只有中古音及上古韵部。当我提出年轻的学者及一般的读者不懂或不熟悉反切，为了扩大读者面，为了将传统与现代接轨，是否以汉语拼音加注今音时，先生略作思考就立刻同意了。当我拜读第一册书稿时发现，汉语拼音一律是由中古反切折合的，有些与今音不一致，尤其是“文改会”（现在的语委）规定的一些字的读音。我犯难了，在确定体例时没有谈今音的标准和依据这个问题，这是我的疏忽，我本来是知道先生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的。我立刻与王先生的秘书张双棣商量，当时先生已患脑动脉硬化症，从身体、时间、学术观点等各方面分析，问题不好解决，只好依旧。1991年1月中旬召开第一次编者会议时，我又提出这个问题，希望能调整。王先生的六位大弟子极为慎重，他们尊重、崇拜先师，不愿意更动先生制定的体例。我认为先生是从善如流、与时俱进的大家，如果他健在，应该是能够接受这一意见的。经过再三讨论，决定只对释音体例略作改动，今音的注释与《现代汉语词典》取得一致，因为《现代汉语词典》记录的是语委规定的标准音。实际上，这一项改动又引出了释音的一系列其他问题，即古今音的契合问题。①古音数读（包括方音问题）而今只有一读的，如何处理？王先生的手稿有时有两个甚至三个反切。②古反切相同，而今出现异读的现象如何反映呢？③整个小韵的字全部改读的又怎么标注呢？于是出现了后来的释音体例。

人们习惯说“编辑是为人作嫁衣裳”，确实有几分道理。尤其是字词典的编辑，必须有一种特别平静的心态，耐心地做着许多琐碎、繁杂、枯燥的事，甘于默默无闻地付出、奉献。这往往是有学问的不愿意做，没学问的做不了的事。仅就统一全书繁琐细微的体例而言，书稿出自众手，又经历十几年时间，在主编故去无人作全面统稿工作的情况下，体例不一的问题可想而知。尽管不断将发现的问题整理出来，打印好发到作者手里，提请注意，最后依然将大量问题遗留给了编辑。仅以引书格式为例。《字典》引书范围上自甲金文下至鸦片战争，浩瀚典籍情况复杂，随时做着统一已有书目的体例，还不断出现新问题。这项工作从开始一直做到最后一个校次。依体例去补齐和纠正朝代名、作者名、书名、篇章名，花费了不知多少时间。为了核查可疑书证，往往就为一个字要去翻几部书，辛苦而熬人。

从另一个角度说，其实编辑岗位也是读书学习的近水楼台，因为每个作者都是某一学科或专题的行家里手，更何况遇到像王力及其大弟子们这样的作者。给他们作编辑，读书稿本身就是学习，而且有随时问难请益的方便。然而，无论你面对的是多么知名的专家，知识多么渊博的学者，你都不要忘记自己编辑的身分和职责，即“剪裁和缝制嫁衣裳”的任务。它要求你有专业的能力和水平，要能作出“得当的剪裁”，并能耐得住焚膏继晷、精心“缝制”的艰难过程。如果是群体作者，还需要编辑有组织调配、协调各方面关系的社会活动能力。没有这些功夫，就不是合格的编辑；有了此等功夫就必然能与作者精诚合作，为书稿制作美好的“嫁衣裳”。

2. 必须请一流学者专家加入编写辞书的行列，请他们亲自编写并做领头人。《汉语大字典》、《汉语大词典》的编纂培养了一大批辞书专业人员。1983年初，我曾走访《汉语大字典》川鄂两省、《汉语大词典》五省一市的许多编写点，了解当时编写队伍的情况。而今，从中脱颖而出了辞书界的领头人及大批专家。但是想要编出质量高、学术水平高的辞书，请各专业中一流学者专家参加编写非常必要。他们的学养代表当今专业研究的高度，凭他们的深厚功力，可以居高临下，高下在心地处置词条，一般人难以达到他们的水平。在我国辞书史上，从《说文解字》、《玉篇》、《类篇》、《字汇》、《正字通》、《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以及清代《雅》学、《说文》学大家的诸多巨著，以至现代的《新华字典》、《现代汉语词典》，凡是有里程碑意义的优秀字辞书，无一不是由造诣颇深的学者们，甚至是一代宗师精心编纂的，有的竟然不惜倾其毕生精力。正因为如此，这些字辞书才流传至今，成为历代学子不可或缺的工具，成为汉语史上的宝贵财富。《字典》是北京大学中文系两代专家学者在十多年中协力编纂的，他们功力深厚、写作态度严谨。这是这部字典能够在旧有字辞书的基础上有所提高、有所前进的关键。

3. 对于好选题要一抓到底。从1984年初与王先生商定体例，至2000年6月出版，历经十几个年头。除了最后一年半时间用来专门处理这部《字典》的稿子及校样外，其余年份我每年发稿数量平均在100万字以上，当然也就必须处理100万字以上的校样。其紧张忙碌的程度可想而知，其实每年100万字已经是超额完成任务了。然而心中始终有一个信念鞭策着我，那就是抓住《字典》这个好选题、抓住这些理想的作者，无论碰到什么困难，要顽强地一抓到底，为出精品图书奋斗。当初，鉴于王先生年事已高，商定全书分成四册，写完一册出一册。但当第一册子丑寅卯四集完成后，王先生感到体力不支，恐难以完成这部巨作，便于1985年9月召集了他的六位大弟子，唐作藩、郭锡良、曹先擢、何九盈、蒋绍愚、张双棣，将续写任务交给了他们。几位写的样稿经王先生审阅通过后，大都已经开始编写了。不想1986年5月，王先生竟然离开了我们。先生的这几位大弟子都是语言学界知名的学者，各自的教学和科研任务都很重，有的有社会职务，还挨着个的都有赴港澳或出国任务，经常凑不齐，因此编写进度很慢。到1990年底，几乎陷入了停顿状态。从编辑的角度，我不忍心让这部字典半途而废，也不同意师母和作者先出版第一册的要求。下定决心抓住这个优秀选题，一定要让王先生“理想的字典”问世。于是开始逐一拜访编者及王师母，调解各方面关系，组织编者会议，请编者传阅手稿，进一步调整确定体例，制定编写计划，签署协议⋯⋯。尽管编写计划一拖再拖，协议一次次不能兑现，但是我依然锲而不舍，因为编者们并没有忘记恩师的嘱托和遗愿，只是太忙、任务太重、时间太紧。我相信只要不断地“督战”，挤出一点是一点，总有一天会攻克的。就是这样，初稿终于在1996年完成，开始统稿工作了。这是一部项目丰富、注释缜密的字典，六位专家又各有所长，训释内容的取舍、繁简见仁见智。何况编纂时间又长达十多年，就是自己一个人的稿子，前后也会有所差异。即使编写体例、审稿条例再细致，后期的统稿工作也是极其繁复和艰巨的。编者们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光是唐、何二位先生的审音工作就进行了一年多。大到审音、审义、统一体例、协调繁简，小到“同源字”、“同义字辨析”等互见条目的核查、制作检字表，等等。后期工作工程大、耗时长、细致而繁杂。这期间有磕磕绊绊、有意想不到的干扰，有突如其来的变故；必须承受压力、忍受委屈，真是一言难尽。然而终于紧紧张张地赶在王力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日前出版了。作者、出版者终于一起手捧这部先生未竟的“理想的字典”来祭奠先生在天之灵。王先生这部遗作先后荣获了第四届国家辞书奖一等奖，第五届国家图书奖大奖。先生的六位大弟子没有辜负先生的期望，出色地完成了任务，中华书局也兑现了当年对先生的许诺。我相信，王先生一定会含笑九泉的。

（此文转载自2001《中国辞书论集》）

（作者单位：中华书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