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济与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

摘要：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武汉大学文学院，曾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营垒之一。从“旧派”代表人物刘永济与“新派”教师朱东润、叶圣陶、苏雪林等人的交往情形来看：所谓“新”“旧”之争，确实存在意气纷争与人事纠葛的因素，但其实质还是源于学术观点与理路的分歧；“新”“旧”之争确曾是客观存在的学术生态现实，但并不代表两派人物在学术上没有交流，在生活中“老死不相往来”。这两派人物在其学术生涯中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相互之间在学术观点与理路方面的竞争，以及由这种竞争所激发出来的潜能和创造欲，正是他们取得重要成就、形成各自特色的原因之一。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从整体上促进了当时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武汉大学文学院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其独特气质和深厚传统。

关键词：刘永济；武汉大学文学学科；新派；旧派；文化保守主义

就时间维度来说，本文选择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为主要的观照时段。之所以作出这样的选择，一方面考虑到这是刘永济学术人生的黄金时段，年富力强的他风头劲健、声名远播，在中国文学研究界奠定了自己的学术地位；另一方面我们也留意到，这是一个学术尚未被复杂而量化的考评体系所桎梏的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一位学人的学术地位、学术影响乃至学术话语权的覆盖范围，又会呈现出什么样貌呢？这是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之一。

就空间维度来说，本文选择了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为主要观察场域。这一观察点的选择，当然不仅是因为刘永济将他绝大部分的学术生命贡献给了这里，也不仅是因为他主要的学术活动、学术成就都是以此为平台所展开的；更为关键的原因在于，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时段内，他在这样一个场域之中如鱼得水，既掌握着相当的学术话语权，又担任院长之职长达8年。这一学术场域，实际上与刘永济构成了相互映衬的关系：一方面，作为学科带头人之一的刘永济，以他的学术声誉与影响映照了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历史上的兴盛，而另一方面，同样也可以说，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风头劲健，亦成为后人了解刘永济之学术地位的最佳参证。刘永济本人曾被国立武汉大学推荐参加过部聘教授的评选；而1948年又曾被推荐为“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士候选人”，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这所学校对其学术地位及贡献的认可。20世纪上半叶的大学场域，是中国读书人的社会身份由古代向现代转型的主要空间。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这样一个场域中，学人与学术机构之间如何互动？秉持不同学术理念的学人之间又如何共处？应该如何看待他们之间的分歧？这同样是令我们感到兴味无穷的话题。

一、武汉大学文学院曾是文化保守主义的营垒之一

将刘永济置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这一场域中加以观照时，实际上是设定了“机构与人”这样一个中心话题。在此中心话题的主导下，风气与氛围，成为我们观察的重点。就主流的学术风气而言，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一度被视为中国文学研究界文化保守主义的堡垒之一。就整体的学术氛围而言，“保守”之风的统摄地位，确立了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基本的学术统系与品格。易而言之，“保守”的面目奠定了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尤其是中国古代文学学科的基本学术气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名师云集、鼎盛一时。刘永济既是这一切的见证人，也是这一切的缔造者之一。刘永济与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的关系，成为学者与大学场域之间良性互动、彼此成就的一页历史缩影。

直到今天，后人提及国立武汉大学时期的文学院时，“新派”与“旧派”之争仍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在该校文学院的历史上，不知多少传说、轶闻围绕着这样一个中心话题而展开，又不知多少纠葛、恩怨，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场域中扑朔迷离。在过往的那段岁月里，新旧两派各有拥趸、相争不下。所谓“新派”这一边，不乏我们所熟知的闻一多、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凌叔华、叶圣陶、苏雪林等文化名流的身影；而“旧派”这一边，则更因刘博平、刘永济、刘异、徐天闵、席鲁思等名教授的存在，在学术上愈显阵容强大。关于“新派”与“旧派”的划分，刘永济的前任——于1939年11月至1942年1月出任该校文学院院长的高翰，多年以后曾在海峡对岸给出了如下的回忆：“当时校中文学风气，分新旧两派。中文系内，旧派有系主任刘赜先生（字博平，黄季刚弟子），讲授文字、声韵、训诂等小学方面课程。辞藻之学，以二刘并称——刘异先生（字豢龙）讲授文心雕龙；刘永济先生（字弘度）讲授词、曲选。子学有谭戒甫先生，诗学推徐天闵先生……新文学方面，当时有叶绍钧先生、朱光潜先生、朱世臻先生、苏雪林先生、冯沅君先生等。通伯先生也是偏重于新文学的。”事实上，虽然属于“新派”一系的陈源（通伯）担任过文学院院长一职，但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主流风气，还是由“旧派”所秉承的中国传统学人风度为主体构建的。这种风气，被来自“新派”一边的教师朱东润抨击为“陈旧得可怕”。我们知道，在一个具体的学术场域下，核心人物的学术理想与作为，一般会对群体的学术范式产生一定的导向作用，甚至有可能形成强大的心理暗示。始终被明确划分在“旧派”阵营之中的刘永济，作为“保守”一系的代表性人物之一，其学术风度与作派被他的同事、弟子们不断演绎、强化。其中，当然不乏实有其事的确证，但一定也少不了半真半假的传说。以至于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少数有幸拜见过刘永济的本科生眼中，“自始至终没有言词”的刘永济，“像历史一样沉寂与深奥”。抛弃那些意气之争，我们愿意从刘永济出发，平心静气地来看待国立武汉大学时期文学院的“保守”风气。

确实，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新旧之争，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非常突出，有些矛盾甚至可以说是非常尖锐的。以至于曾出任国立武汉大学校长的王星拱，不得不亲自出马，协调那些原本只应限于学院内部的新旧之争与人事纠葛。据载，王星拱曾亲自出面安抚两派，称二者“相辅相成”，“不应厚此薄彼”。“新派”与“旧派”之争，也给纠葛漩涡中的当事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曾在武汉大学文学院任教的朱东润，在其自传中为这些纷争与纠葛颇耗费了一些笔墨。在他看来，所谓的“新派”与“旧派”之争，是从建院一开始就埋下的阴影。朱东润说：“闻一多的主张是把中文系办成一个现代化的中文系”，“但是当时的中文系只是一个封建社会的中文系。说来也很稀奇，尽管一个大学里各系都向前看，惟有中文系是向后看，并且认为各系不妨向前，惟有中文系必须向后，这是中国的国粹，轻易碰不得的”，“无奈中文系好像是注定要落后的”。“旧派”势力之盛，在新派眼中如同阴影一般笼罩心头。朱东润曾说：“其实三十年代左右的武汉大学中文系真是陈旧得可怕。游国恩、周子斡还在那里步韵和韵，这是私人活动、无关大局，刘先生在中文系教师会议上昌言‘白话算什么文学！’不能不算是奇谈怪论。”在朱东润的笔下，不只武汉大学文学院充满了“新派”与“旧派”的纷争，甚至整个校园里也充斥着被戏称为“湘军”与“淮军”的两派势力的明争暗斗。

那么，究竟应该怎样看待出现在《朱东润自传》里的武汉大学文学院呢？或许，朱东润本人已经给出了答案。他在这部自传的《序》中提示道：“作者是人，和读者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因此也必然有自己的喜怒哀乐。这些情感必然影响他的作品，特别在自传这样的作品中，影响较大。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将来会有这样的人，纯客观地对待自己，祛除任何可能出现的思想感情？这样的想法是不难的，但是要看到这样的人，我们还必须等待，很可能我们所得到的结果只是很大的失望。”我们应该感谢朱东润的坦诚，帮助我们理性地去看待这样一部渗透着传主本人喜怒哀乐的自传，也帮助我们理性地去看待他笔下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里的那些纷纷扰扰。

其实，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学术界而言，中文系的“保守”，并非国立武汉大学一家。在历史上声名赫赫的西南联大亦概莫能外。据说，在该校中文系的一次师生茶话会上，主持会议的系主任罗常培就曾公开批评一名学生“爱读新文学，讨厌旧文学”的行为。罗常培认为：“中国文学系，就是研究中国语言文字、中国古代文学的系，爱读新文学，就不该读中文系。”罗常培的批评或许在今人看来颇有几分偏颇，但在当时确实代表了相当一部分中文系教授的固有观念。

二、“新”“旧”之争源于学术观点和理路的分歧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的“新派”与“旧派”之争，确实存在着意气纷争与人事纠葛的因素；但就其实质而言，主要还是源于学术观点与理路的分歧。关于这一点，我们愿意列举曾与刘永济共事多年的“新派”教师苏雪林、朱东润等人的回忆文字，并在此基础上展开探讨。

在朱东润的理解中，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充满了“旧派”与“新派”的对立。如朱东润所言，“新派”与“旧派”的分野，早在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创立之初就存在了。而这种分野被他描述为：“文学院的垮台，已经是肯定了。陈通伯最多只能保住一个历史系，其余的中文、外文、教育三系，由于系主任和校长王星拱直接联系，院长的职权便完全搁起来。我是中文系教师，刘主任、刘先生、徐先生是系主任的一帮，叶圣陶、高晋生是通伯的一帮，苏雪林这位女教师，从她的师友关系看，应当说是通伯的一帮，但是她是安徽人，所以刘主任看在淮军的分上，没有给她难堪。”“刘主任已经把我安排在通伯一边，中文系的形势，除了苏雪林以外成为三对三的情况。然而力量是不均衡的，有王星拱撑腰，刘主任又拉进来两位教授，一位姓黄，一位姓徐，都算是刘主任的支柱。还有一位从中大来的助教李某某，作为讲师请来。人手全了，开始进行排斥。”在朱东润看来，系主任刘博平是刻意在“排斥”他的。在朱东润的同事叶圣陶的日记中，屡见朱东润向他抱怨刘博平“对于彼多方表示排挤”的记录。

在朱东润的记忆中，“新派”的处境是相当艰难的，不只他自己如此，叶圣陶也是如此。朱东润谈及叶圣陶在武汉大学的经历时曾这么说：“叶圣陶可苦了，不是什么大学毕业，和刘主任的祖师爷章太炎、黄季刚都没有关系，而且曾经写过几本白话小说，这就成为他的罪状。刘先生不是有句名言吗？白话不算是文学，因此圣陶的作品便成为他的包袱。”此处的“刘主任”，指的是时任文学院中文系主任的刘赜（博平）；所谓“刘先生”，则指的正是刘永济。在朱东润的笔下，记载了一件发生在叶圣陶身上的“排挤”事件。他说：“刘主任的得意门生朱某某留系当助教，这时正派上用场。圣陶上课的时候，朱随班听课，在大学里，这本是常事，圣陶也没有注意。事实上，这样的事，什么人也不会注意的，可是助教是奉了系主任之命来的，他总得做出一些成绩来。在中国大学里，老师们对于自己的语言，一向是注意不够的，圣陶的苏州腔，也不免有些期期艾艾，这一切都被助教逐字逐句录下来，每周向系主任汇报。每周每月，积少成多，刘主任手中的材料已经够了，他把材料上串下连，终于造成了圣陶不通的罪名。刘先生还好，那位王校长的贵同乡、中文系教授徐先生更是如获至宝，到处为圣陶的不通，进行义务宣传。”事实上，正因为刘博平认为叶圣陶“不通”，所以才会发生将叶圣陶“排了三班大学一年级国文”的排课法。对此，叶圣陶深为不满，质问系主任刘博平道：“新来的黄先生、徐先生为什么不排三班国文呢？”刘博平的回答是：“这哪能比呀？人家是专家。”很明显，“新派”们的学问，在老先生们眼中无疑是浅薄的。叶圣陶的日记记载了“旧派”与“新派”之间的这场纠葛。叶圣陶在1939年8月26日写道：“（高）晋生来访，言刘博平以国文系主任名义，将派定彼与朱东润、苏雪林及余专教基本国文，此似太叫人劳苦，亦复看不起人，约明日往彼寓所共商应付之方。”是日，叶圣陶与陈通伯长谈，“承告校中权力之转移，现院长一职同于虚设。刘（博平）君以新旧门户之见，颇欲排挤异己。相与叹惋。余本不欲为大学教师，去年贪于避难之得暂安，遂勉强来此。今乃为人所嫉视，意颇不快。任余之性，当作一书正告校中，国文系持抱残守阙之见，决非武大之福，亦非学生之福。而刘之所为如此，尤羞与为伍，但事实上又不能遽尔他往，只得忍之。然此忍之也者，最难堪之事也。”次日，叶圣陶与高晋生、朱东润、苏雪林等“冒雨访刘博平，告以不愿专教基本国文之意。刘饰说再三，劝大家勿误会，并言必将我们之意达学校，可谓无结果而散”。

作为后人的我们，已经很难分清这场是非的始末。不过，晚于叶圣陶等人任教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的程千帆，对于“新派”与“旧派”之间的争执，作过这样的分析：“文学院是闻一多当院长，后来他走了，就是陈源（字通伯，笔名西滢）当院长。但中文系主任是刘博平先生，一来他是湖北人，二来他是黄季刚先生的大弟子，有学术地位。所以陈源尽管当院长，也不能动他。陈源是胡适他们一派的，中文系像刘永济先生、谭戒甫先生、徐天闵先生、刘异先生（他是王闽运的弟子，讲经学的），都是旧学一派。还有朱东润先生，和陈源是同学……他和刘博平先生、刘永济先生搞不好，并不是两位刘先生对朱东润先生有意见，主要是他们对陈源有意见。”⑩作为局外人的程千帆，他的分析可能是相对比较客观的。并且，他也意识到了问题的症结之所在，并非是针对人，而是学术的派别之争。晚年的程千帆，曾经这么评价朱东润与“旧派”学者的关系：“他在中央大学的时候和胡小石先生关系也不好。大概这些老先生，像胡小石先生、刘永济先生，他们对于传统的学术理解得很深，对于有些近乎半路出家的朱东润先生都不大表示佩服。”

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院所谓“新派”与“旧派”之争，主要是学术理念、文化选择的分歧。关于这一点，我们以苏雪林为例来讨论。在苏雪林对刘永济的回忆中，耿耿于怀的有三件事。其中，第一件事是这样的：苏雪林“忽然无意间得到解决屈赋的线索”，撰写了《国殇乃无头战神说》、《月兔源流考》、《山鬼与希腊酒神》等文，想在武汉大学的《文哲季刊》上发表。兼任《文哲季刊》主编的刘永济“横加压抑不让其面世”。第二件事就是“文学史”课程排课之事。此事尤其令苏雪林愤愤不平，她说：“最令我不平的是他聘请程千帆来当中文系主任，强把我所教中国文学史前半部夺去给程教，后半部始给我。文学史前半部问题多，较为精彩，学生也喜欢听受，我虽不愿，也不敢违抗他的意思。”苏雪林甚至因此迁怒刘永济，指责刘永济“不思他之来武大是由于我的推荐”。言下之意，大有指责刘永济“忘恩负义”的意味。实际上，这种说法颇值得商榷。据考，苏雪林之就职武大，是在1931年的下半年；而刘永济接受武大的聘书，则是1932年的夏天。以苏雪林初至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时的“特约讲师”身份，虽与院长夫人凌叔华交情甚笃；但在武大立足未稳的她，又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一位教授人选的聘用呢？相对而言，《刘永济先生年谱》中关于刘永济由当时在武汉大学颇有影响力的湘籍人物李剑农、皮宗石等推荐为武大教授的说法似乎更合逻辑。至于课程安排这件事，刘永济的处理，恐怕主要是从教学水平的角度来考虑问题，似乎不是刻意要排挤某个人。程千帆曾回忆说：“那时的文学史是苏雪林先生在教，但她总讲不完，总是讲到唐代就结束了。刘先生认为这样不行。那时按照刘永济先生的看法，文学史在唐以前是重要的，于是干脆分成两年。要我教前半段，苏先生教后半段。苏先生每一次教文学史都只教到唐代，现在要她从宋代教起，她就要重新备课，所以她心里很不愿意，有意见。”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来看待这件事，就不得不承认：从教学的角度来说，一门讲授“中国文学史”的课程“只教到唐代”就戛然而止，无论如何是不合适的。刘永济的处理，也未尝没有道理。至于刘永济让苏雪林从头备课、负责教授唐代以后的文学史，或许是出于对苏雪林与程千帆二人当时学术水平与教学能力的主观判断。从苏雪林自己的日记及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她当年任教的情形与态度。她曾自己回忆说：“上课时总是懒洋洋提不起精神，学生甚至在黑板上写‘若不点名，谁也不愿来上课了’。我看见了，也只好佯作未见。我是真教的不上劲，又能怪谁。”“新文学研究学生多阅他书，文学史学生则多瞧我不起之神色，此皆余讲书无精彩。”她还忠实地在日记中记录了自己授课时的敷衍：“文学史讲《天问》，因预备不充实，只好多说闲话。”如她自己当年所反思的那样：“敷衍之事，余为之亦屡矣，名誉损失，地位动摇，皆以此故。”她还曾回忆，自己因为嫌武汉大学老图书馆建得太高，“先要在坡坨起伏的山路上走上半里，再爬台阶”，遂懒于查证资料的情况。她说：“为了怕爬那百余级石阶，我往往宁可让自己文章一个典故昧其出处；一位古人生卒时间，说得不大正确；或可供佐证的材料，听其缺少一条或数条；或该注的原文记不清楚，只有以自己的文字总括几句；还有为懒查书，当把别人已说过的话，矜为自己的创见；别人已矫正过的错误，我来大驳特驳。”虽然苏雪林多次表示“我是欢喜学术的，只想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并确实将一生的大量时间付诸于专门的学术研究。但她早年以这样的教学及治学作派，在一贯推崇“多闻阙疑，慎言其余”的刘永济看来，大约是很难入其法眼的。与苏雪林的情形不同，“新派”一系的叶圣陶，在教学上颇受学生们欢迎。程千帆认为，正是因为这一点，使他得到了刘永济的尊重。据程千帆回忆：“叶（圣陶）先生尽管在本系教的课在当时看来是最一般的课，但是学生非常欢迎他。因为他的教学方法很新，改作文很认真。所以像刘永济先生对叶先生还是蛮好的。”从刘永济对待苏雪林、叶圣陶的不同态度，我们至少可以知道，所谓新旧之争固然不能排除意气之争与个人恩怨的因素，但如果太绝对化，则又未免过于武断了。

令苏雪林不满的第三件事，则是刘永济对胡适等人的批评。她说：“他（引者注：指刘永济）保卫中国文化之心强烈，终日对我骂胡适之、顾颉刚是出卖中国文化的‘汉奸’‘卖国贼’，说日本人没有历史，却要伪造历史，中国明明有唐虞三代的历史，胡顾等偏要将它斩断，毁灭，非出卖中国文化的汉奸卖国贼而何？”这样的话，对于以胡适为文化领袖的苏雪林来说，当然是刺耳的。于是，多年以后的苏雪林，讥讽起刘永济来也是不遗余力的。她曾这么批评刘永济的屈赋研究：“《离骚》是屈原象征性的自传，《九章》则是屈原写实性的自传，补《离骚》之不足。以前注家不懂这个道理，把《九章》次序乱排一气，不知次序一排错，屈原的身世便混乱，看不出所以然了。刘永济更拿起大斧，把《九章》一下子劈去了五章，说这五章或用典不宜，或文理欠佳，一定是后人所作，混入屈集的。你看他的鲁莽是何等的可怕！”

以上这三件事，其实都不能视为刘永济与苏雪林之间的个人纠葛。譬如，关于刘永济可能阻挠苏雪林文章发表一事。其实苏雪林自己虽然愤愤不平，但内心深处也明白，刘永济不肯刊登其文的原因，并非是对她个人有什么特别的不满，主要是由于双方在学理上分歧过大。苏雪林回忆其《国殇乃无头战神考》被武大《文哲季刊》拒载的主要原因时，曾说：“文学院长刘永济哪里肯刊登这种野狐外道的文字，将它压抑下来一年之久。”苏雪林自认的“野狐外道”文字，又是怎样的呢？我们不妨来看看她写作《屈原天问中的旧约创世纪》一文的思路。她说：“我把《天问》神话部分四十四句反复推敲，不久便发现，第一个是《旧约·创世纪》，亚当、夏娃、魔蛇、生命树守树天使、洪水、挪亚方舟、巴别塔、挪亚子孙之繁衍，应有尽有。”在她看来：“《天问》中固无生命树、智慧树，仅有‘靡萍九衢、枲华安居’二句。《山海经》、《淮南子》均言昆仑仙山有不死树、圣木。不死树当然是生命树，圣字古人不指道德之崇高，而指智慧之优越，则圣木当然是指智慧树。亚当在我们中国有五个译名，即‘安登’、‘阿旃’、‘阿耽’、‘阿丹’、‘亚当’。夏娃没有许多译法，以‘女娲’二字为公名。女娲二字与夏娃原译音Eva也相通。始知伏羲之妻名女娲之由来。”我们不难想象，像刘永济、刘博平这样的“老先生”，看到如此文字时的反应。苏雪林曾回忆：“我们武汉大学同事之爱谈中国古史者则怫然以为不可。记得我偶然谈到域外文化早来吾国问题，他们勃然愤怒，竟骂出‘放屁’二字，当然是无意的，但若非愤极亦不至于此，我当然不怪。但亦可见我那时是独来独往非常寂寞的。”事实上，苏雪林写过不少类似思路的文字。如她在写作《山鬼为希腊酒神考》时，这么分析《山鬼》中的“歌主”：“实一美少年乃天帝宙士的儿子，他是开始种植葡萄及酿酒的人，故为酒神。信徒甚多，男女皆有，而以妇女居其多数。女信徒到高山过野生活举行酒神祭奠，恒数月之久。她们千呼万唤请酒神归来，歌中后半段正表现这种情况。”关于刘永济对这样一类思路的看法，苏雪林有自知之明。她说：“当然，这篇文章是拿不出去的。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是个旧式楚辞专家，所有中文系资深教授都是古典文学的保守者，哪里看得上我这个仅能用引车卖浆文体写文章的；我的楚辞研究，他们一向视为野狐外道，哪里肯把我那篇酒神考放在眼里。他们是连看都不看的，我也只好藏拙。”“大家都有指为野狐外道，非正法眼藏。即连胡适之先生也不赞成。”刘永济长期担任武汉大学《文哲季刊》委员会的编辑主任，自然在用稿上有一定的权力。苏雪林用“域外文化”研究屈赋的思路，与索来看不惯“务反旧说，自命新奇”之风的刘永济是很难投合的。关于刘永济治学的风度与态度，程千帆曾经作过这样的评价：“他的著作，没有一部不是精心草创，然后又反复加以修改的。蝇头细楷，在稿本的天地头上都批得满满的，加以誊清，然后再改，为的就是求真。先生曾举《寓简》所载欧阳修晚年改定自己的文章，用思甚苦，不是为了怕先生生气，却是为了怕后生嘲笑的话告诉我，并且说：‘嘲笑还不要紧，但误人子弟，问题就大了。’所以先生对于学术界一些哗众取宠、欺世盗名的恶劣作风，是深为不满的。”如果说，刘永济可能做过一些令苏雪林耿耿于怀的事，也不是对苏雪林个人抱有什么成见，而实在是学风不同不相为谋。

三、“新”“旧”两派的“往来”、竞争及其学术史意义

讨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我们有必要注意这样一个学术生态现实：所谓“新派”与“旧派”在学理上的分歧、在意气上的争执乃至在人事问题上的纠葛，从目前的资料来看确实是存在的；然而，这并不代表两派人物在学术上没有交流，在生活中“老死不相往来”。以刘永济为例，如果我们对他在武汉大学的生活轨迹略作梳理，就会发现许多相关的细节。例如，被划入“新派”阵营的朱光潜，与刘永济十分交好。国立武汉大学避迁乐山时期，二人过从甚密。朱光潜“常拄着‘文明杖’从城里他的住处，来到城郊的刘先生家，相互谈论学问、国事”。就连“新派”的魁首陈通伯，也有向刘永济索书、索诗的记录；对刘永济颇有微辞的苏雪林，也曾拿出自己的画作向刘永济索题。曾与刘永济比邻而居的叶圣陶，在日记中记录了他与刘永济的往来。1938年8月20日，为躲避空袭，刘永济与叶圣陶两家皆在贺昌群家避难寄居。叶圣陶记录道：“刘夫人以一被借予我们”。其后，刘永济与叶圣陶在雪地头为邻，两家时有走动。1939年中秋节，因叶圣陶的儿媳住院，刘家前往叶家致慰并赠送了月饼。1940年1月7日，刘永济与叶圣陶同赴钱歌川所设家宴；同年1月19日，刘永济又与程乃颐出面，合请叶圣陶、钱歌川、李儒勉三家同事，以及房东蓝春芳，“肴馔颇精，饭后叙谈一时许才散”。叶圣陶离开武大时，刘永济下山与之“叙别”，而叶圣陶“又至刘家，晤弘度君”辞行。叶圣陶的记录，为我们还原“新派”与“旧派”教授们的真实相处情形提供了一些资料。事实上，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里，教授之间来往密切，或是诗酒雅聚，或结通家之好，都是很平常的现象。这样的一种风气，使程千帆直至晚年仍旧记忆犹新，并心生感叹。据他的弟子们回忆，程千帆曾这么说：“到南京快二十年了，有关系密切或疏远的同事，但没有朋友。家庭之间都很少来往。这种社会风气，不是一个开放向上的社会所有的。（程师讲这话时，神情有些黯然）”

如上所述，所谓“新派”与“旧派”的对立，虽然时常表现为意气的纷争、人事的纠葛，但究其实质，还是由双方在学术理路上的分歧所造成的。今人谈起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时期的“新旧之争”时，若以一句“不能容人”笼统责之，无疑有欠公允。更何况，至少具体到刘永济的身上，无论是作为一位名教授，还是后来成为文学院的院长，他都是颇有几分容人雅量的。“他在任武汉大学文学院院长期间，文学院有众多著名教授，尽管在学术思想上有较开明的胡适派学者、有较保守的学衡派或较持重的章黄学派传人，刘先生与不同学派的教授都能平等相处、合衷共济。”从刘永济身上，我们看到：国立武汉大学文学院在历史上的“保守”，实际上表现为对一种学风的主动皈依。如果说“新派”与“旧派”之分野是无法回避的历史存在，那么也应当更为客观地从学理的角度加以分析。倘若纯以人事纠葛与派系倾轧视之，则未免太小看前辈学人了。

所以，不难想象，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武汉大学文学院，一方面有着浓郁的“保守主义”氛围，另一方面也有自由与宽松的学术环境。程千帆回忆说：“最初我到武汉大学工作，中文系主任刘博平先生根据文学院长刘永济先生的提议，想把中文系的学生与一般性的大一国文课区别开来，一周五小时。我就问刘永济先生用什么样的讲义。他想了一下说：‘你可以自己编讲义。’当时大一国文用的讲义，是黄耀先（焯）先生选的，比较偏重散文。后来我想讲一点带有文学理论的内容。当时就我所了解的情况，写了一个讲义，分上中下三篇，一篇是总论，一篇是骈文，一篇是散文。骈文和散文主要是选本的序跋，比如《古文辞类纂》的序，《骈体文钞》的序，等等。总论就选了十篇文章。拿给刘先生看，刘先生就让我试着边教边改进。……一年讲下来，根本没时间讲总论以外的东西，我就向文学院长、系主任汇报了，他们认为比一般的大一国文在程度上是提高了。”而这份讲义，就是后来的《文论十笺》。如今，在日趋完备的中国大学教育评估体系下，教师在本科教学阶段的授课中很难再享受到这样的自由。与教育管理的自由开放相关，当时在教师学术能力的评价上也颇有几分“自由”的风格。程千帆曾回忆1947年自己在武大文学院升任教授的过程，他说：“那时升教授也简单，就是系里通过推荐了就行了。我就拿了《古典诗歌论丛》里的文章，当时还没有结集出版，抄写了一份，交给刘博平先生看了，认为够水平了，就升了教授。”

自由、宽松的场域氛围，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中文学科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新”“旧”两派在学术观点与理路方面的竞争以及由此所激发出来的潜能和创造欲，则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两派学人的学术实践与探索。朱东润曾坦言，其《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的撰著与“武大中文系师生的特别要求”直接相关。苏雪林虽自嘲“只知写写白话文，国学没有根柢”，但是在与长于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爱“借题发挥，大骂五四以来的新派”的刘永济的竞争中，也逐步转向对古代文学尤其是屈赋的深入研究。多年以后，苏雪林在评价自己的学术成果时，仍自觉不自觉地隐含着与刘永济等“旧派”学人“较劲”的意味：“我知道我这部书不配称为学院派的著作，但国学湛深的旧派如刘弘度、姜亮夫，受过科学训练的新派如闻一多、游国恩、陆侃如解释屈赋都不对，还是我这个浅学来解释为好。我自己坚信我的研究，50年或100年必有知音。”当“新”“旧”两派将彼此间的“较劲”主要用于学术研究范畴时，对于其学术潜能与创造力的激发是显而易见的。回顾20世纪中国学术史，无论是“新派”苏雪林、朱东润，还是“旧派”刘永济、刘博平，他们在各自的学术生涯中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是这些学人取得重要成就、形成各自特色的原因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讲，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学科的“新”“旧”之争，从整体上促进了当时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武汉大学文学院也在这一过程中形成了其作为“古典文学的大本营”的独特气质和深厚传统。

在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中，大学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机构。在这一场域空间下，学人的表现、学人与学人之间的关系，学人与学术场域之间的关系，都是有趣的话题。本文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武汉大学文学院这一空间场域下对刘永济及“新”“旧”之争所做的讨论，抛砖引玉，希望能引发学界同仁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