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领中国地理科学走向世界
总结经验并将其上升为理论,以致地理科学本身的理论建树显得十分薄弱。他常要求青年同志在进行一项研究工作之后,要提出三方面的成果才算完成任务,包括根据任务的要求而提出调查研究报告、系统汇总调查地区的素材写成区域地理资料及总结工作的经验和体会写出有关的理论文章等,期望通过任务的完成来带动学科本身的发展。
根据自身实践的点滴体会,吴传钧发表过一些理论见解,例如关于经济地理学的性质和范畴问题,过去我国地理界不少同志受前苏联经济学家的影响,断言经济地理学是经济科学,而且是以研究生产配置为中心;吴传钧认为,经济地理学是一门和自然科学及技术科学关系十分密切的社会科学,也可以理解为具有自然-经济-技术三结合特点的边缘科学,同时他主张经济地理学的研究不能局限于以生产配置为中心的狭义的生产地理学,而应当是以研究经济活动的地域体系的形成过程、结构特点和发展趋向为中心的广义的经济地理学。无论是这些论点还是他后来提出的地理学以研究人地关系的地域体系为中心等论点,都是发前人之所未发,为地理学的理论建树提出的新论点。
新的奉献
吴老在古稀之年最关心的大事有两件,一是如何开创我国地理事业的新局面;二是如何更好培养大批又红又专的、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青年地理工作者。
为了开创新局面,除了本职工作外,吴先生还兼任一些有关的业务组织工作。在研究所内,他先后当过学科组组长、研究室主任、副所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在研究所外,他担任中国地理学会等五六个全国性学术团体的理事长、常务理事、秘书长或顾问,以及《地理学报》等七八种全国性地理学术期刊的主编、副主编、编委或顾问,还受聘于一些名牌大学地理系和地理研究所,任兼职教授、研究员或顾问。特别是主持中国地理学会的工作以来,他对推动和协调地理界有计划地进行某些全国性学术工作作出了一定贡献。对外开放以后,吴先生代表我国地理界,曾先后出访了美国、日本、捷克、新西兰等20多个国家,参加国际学术会议或短期讲学,曾担任过联合国大学(东京)校长顾问委员,组织由该校和中国科学院共同出面召开的《土地资源评价和合理利用(1981)》和《地区发展规划(1983)》等国际学术讨论会。1984年在巴黎召开的第25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吴传钧周旋于各国代表团之间,经过协商和斗争,恢复了我国在国际地理联合会的会籍,了却了他一桩心愿。1988年在悉尼召开的第26届国际地理大会上,吴传钧被选为国际地理联合会(IGU)副主席。
多年来,吴传钧一直积极参加国际学术交流活动,增强了开拓和发展我国地理学的信心。他认识到我国地理学在当今世界上不能说是落后,相反,在某些领域还居于领先地位,但也不能不承认我国地理学理论建树相对薄弱,在工作方面和手段方面同先进国家对比还存在不小的差距。为了对外宣传我国地理学的成就,他主编《Geographyin China》等英文书刊对外发行,并担负美国《China Geographer》和西德《Geo Journal》等地理学术专业期刊的编委工作。
为了培养年轻一代地理工作者,除了经常到有关大学兼课或作学术报告外,自1960年起,吴传钧开始着手培养硕士研究生,1981年开始招收经济地理、人文地理和国土整治等专业的博士研究生,1988年开始接纳博士后进修生。每次和新招入的研究生的第一次谈话,他总会先谈到一个立志问题。他强调青年人不可无志,而且要立大志,有了理想,才能一步一步向着这个目标奋斗,以求“卒抵于成”。吴先生认为,地理研究是一种脚踏实地的工作,不仅要“读万卷书”,系统汲取国内外和前人的宝贵经验,而更重要的还要“行万里路”,多做野外考察,多做社会调查的工作。他自己便是从上世纪40年代初在四川调查土地利用开始,有时徒步、有时骑马、有时蹬自行车,不辞辛苦,跑遍了各省(市、自治区),取得了大量第一手资料,再加上在世界各大洲考察的经历,使他对地域差异性的认识极为深刻,这也许就是他对地理研究有最大的发言权的原因。他要求青年一代不怕苦、不怕累,争取一切可能的机会到大自然中去,到基层中去,多多考察、访问、调查,以求取得感性认识,然后再阅读他人著作,从而加深理解,知所取舍。他还常常把自己以往工作中的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告诉学生,让他们少走弯路,以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在学术和品行两个方面都能健康成长。
对于当今人类所面临着的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等关系问题,吴老认为,这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内容,也是现代地理学研究的中心内容。对于西部大开发,吴老说,党中央决定西部大开发是十分正确和英明的,因为种种原因,西部地区经济还比较落后,尤其是基础设施。但西南、西北自然资源十分丰富,这是西南、西北的优势,对此,吴老十分风趣地打了个比喻:“东西运出来是金银财宝,运不出去是树皮烂草”。还有水资源和水利设施的问题,在西部开发中是十分重要的。中国有56个民族,大部分在西部,在开发西部中,如何使文化融合,创造中华民族的共同文化,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有很多东西没有充分挖掘出来。还有一些认识要端正,如中国幅员辽阔,但东西部在文化、自然资源、经济、气候等方面差别很大,所以发展西部要因地制宜,才能健康发展。如“以粮为纲”是违反原则的,全国千篇一律,草场被破坏,畜牧业被破坏,蔬菜基地也被破坏,林地“以粮为纲”,资源就被破坏,这样的决策缺乏地理差别观念。
又如,过去只知道陆地国土,不知道海洋国土。海洋国土又叫海洋经济专属区,沿海的200海里范围内,主权国有优先开发和管理权,中国有300万平方公里海洋国土,今后很多资源要从海洋补给。不能忽视海洋的研究和开发,否则,会影响到现代化建设。
年逾古稀的吴老先生兢兢业业工作的精神,十分令人钦佩。地理学方面的深厚精湛的修养,科学研究的丰厚成就,使这位学者卓然立于科学殿堂。作为中国地理学会理事长,我国现代经济地理学和现代人文地理学的学科带头人,吴传钧成就斐然。他为推动中国地理学界与国际地理学界的合作交流和地理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009年3月13日,吴传钧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在他生前,他常说的一句话是:“只要国家需要,我就生命不息,工作不止。”我一直在想,吴老的精神源泉正在于他对地理科学的热爱和对祖国的热爱。这位毕生钟情于大地山川并为地理学作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杰出学者,其事业和科学精神正如大地一般,永恒、永存和无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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