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纪之初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取向探析

[摘 要]世纪之初急速变迁的中国社会带动着教育的整体变革，在社会转型期背景下，教育社会学研究表现出研究领域不断拓展，问题取向的主导研究逐步形成，多种研究视角的灵活运用以及本土化研究路径的渐趋明晰等诸多形态。

[关键词]教育社会学 研究取向 学科使命

[中图分类号]G40—0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843(2006)02—0121—03

[作者简介]陈大忠，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硕士(上海 200000)

考察教育社会学发展历史，可以发现其研究形态也有个变化的过程，从规范性研究到证验性研究，从宏观研究到微观研究，从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最终宏观、微观，理论、应用走向融合。这一过程反映出教育社会学研究形态在社会实践与学科理论交互影响下不断调整、发展的趋势，本质上是不同社会时期的实践需要促成了研究形态的转变。换一角度来看，这也折射出教育社会学对社会发展所担负学科使命的演变历程。

一、提升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水平是时代所需

我国目前正处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由农业社会向工业化乃至后工业化社会、由“初步进人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转型的时期。社会转型相应地带动了思想观念、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转型。教育作为社会的一个子系统，在这场变革转型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全局性的影响，从宏观层面到微观层面，从制度领域到观念领域，其中尤以社会的体制转型和观念转型对教育制度和教育观念的影响最为突出。一方面，教育抓住社会转型的机遇和挑战，不断改革与发展；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教育发展也遇到了一系列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这些构成了社会转型期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主要社会背景。

首先，社会体制转型促成教育体制的整体变迁。社会制约教育，教育系统只有与社会需求、社会结构相适应，才能有发展的基础，所以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的变迁必然会引发教育系统的整体变迁。当前我国以经济体制的转型为中心带动其他社会体制的转变，教育体制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着深刻的变化。具体来说，办学体制由统一向多元转变，权限划分由集权向分权转变，投资体制由单一渠道、结构不合理向多种渠道和合理配置转变，招生就业由统招、统包、统配向自主招生和自主择业转变，学校管理由行政制约型向需要约束型转变。

其次，社会观念转型对教育观念变迁的巨大影响。如果说体制转型是社会转型表层的、突变的过程，那么观念转型则是社会转型深层的、核心的、渐变的内容。观念转型既是社会转型的结果，更是社会转型的前提和精神动力。当前我国社会观念转型集中表现在价值观念的多元化上，一方面传统价值观在不断扩展、深化，另一方面不同性质的价值观并存共生。就教育活动来说，教育在本质上是一个改造观念的过程，教育系统的变革在根本上是靠观念支撑的，观念转型对教育的影响远比体制转型的影响范围更广、更深，更具体。当今时代，“人的发展是社会发展的根本途径”已成共识，个人本位的教育观也得以确立，尊重人的个性、发挥人的主体性充当了教育变革过程中的主流思潮。

第三，无论是社会体制转型还是社会观念转型，在促成教育系统变迁的过程中，也带来了诸多的矛盾冲突和教育问题。比如，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之争，民办教育的基础性与产业性的矛盾，教育系统的乱收费现象，以及教育目的的迷失、教育者自身利益意识的膨胀等。有学者把它概括为六种类型：即结构性教育问题、跨时空性教育问题、过程性教育问题、伴生性教育问题、失范性教育问题和失误性教育问题。分析和解决这些教育问题是推动教育发展、实现教育变革不可回避的任务。

二、当前我国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取向

一门学科的研究取向可以整体反映该学科的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和研究形态，它是衡量学科成熟与否的一项综合指标。叶澜主编的《中国教育学科年度发展报告》(上海教育出版社)，对教育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作了年度的系统总结，从2001年起至今已出版3期。3期的年度报告对学科发展的整体把握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其一，因为年度报告对本学科的文章采用宽统计、窄分析的方法，即先以宽泛的教育社会学标准作统计，然后以较窄的学科意识作二次筛选整理；其二，在于文章统计的刊物较有代表性，主要包括人大复印资料《社会学》、《教育学》、《青年研究》，以及CSSCI来源期刊，如《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全球教育展望》、《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其三，在于对相关文章的梳理贯以以点带面的原则，让人体会到见微知著的分析。根据对3期《中国教育学科年度发展报告》中本学科资料的再分析，世纪之初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取向表现为：

(一)研究领域向纵深拓展

学科研究领域的拓展、延伸是学科发展的重要标志之一。我国教育社会学自恢复重建以来大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一是教育社会学制度化建设前的准备期(1979—1982)，二是教育社会学制度化恢复重建期(1982—1991)，三是教育社会学的初步繁荣期(1992—2001)。在这一过程中，从开始的国外教育社会学理论的介绍引进，到本土的学科制度建设，到第三阶段的初步繁荣期，我国教育社会学逐步丰富、拓展了自己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初步繁荣期，对学科性质的界说和学科研究方法的探索，以及课堂社会学和课程社会学微观领域研究的延伸，都是这一时期本学科研究领域的亮点。循着这一发展趋势，进入21世纪，教育社会学研究领域继续向纵深拓展。

从表中可以看出，我国教育社会学研究范围逐渐扩大，并且向纵深拓展。在学科建设、个体社会化、教育自身系统的微观研究(如师生角色、课堂互动、课程的社会学分析)等方面研究不断深入。比如，学科建设在两个方向推进：学科理论的体系化和学科体系的分化，其中，吴康宁的《教育社会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和马和民的《新编教育社会学》(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在学科体系化方面作了可贵的探索；而课堂社会学、课程社会学、班级社会学等分支学科的发展，又促使学科体系的不断分化，使教育社会学在分化与融合中走向成熟。对传统领域中微观层面的研究又多是放在新的社会背景和新的视角中来进行的。

(二)问题取向研究取代学科取向研究，日益成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主导取向

随着社会的飞速发展，人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随之产生的影响反映到教育层面，出现了新的教育现象和问题。比如，社会节奏的加快、家庭形态的变革和大众文化的浸染，使得学生的生活愈趋复杂，学生的生活质量已成为社会、学校和家长不可回避的教育社会问题；科学技术的发展催生了“网络社会”的来临，使青少年社会化和学校教育面临着全新挑战，也引发人们深深的思考，城市化进程中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也已放到教育平等的层面加以研究等。

这些教育问题是社会转型期教育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教育变革的关键，理应成为教育研究的实在对象。

人们为什么如此关注教育公平问题?这与社会转型期引发的体制和观念的转变息息相关，可以说，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在教育领域的延伸；在靠知识、信息生存的当代社会，人权的实质就是学习权或学赋人权，人们对教育公平所寄予的关注，正是对民主的期盼、对人权的追求。在社会转型时期，由于经济市场和教育市场的非均衡性，作为一种人权的受教育权和学习权具有明显的地域差异性和历史相对性，从而形成了教育机会不均等的时空变迁模式。对教育公平的这一时空变迁模式，人们从多维度加以透视，有的从教育过程人手，有的从文化视角切入，还有的以弱势群体、社会分层、性别角色等作为分析点，去揭示现实中教育不平等的致因，并设计实现教育平等的可能途径。

(三)多种研究视角交融并存

纵观近年来教育社会学研究的文章，一个突出的亮点呈现在你的面前，那就是用新的视角来分析教育领域各层面的问题。可以说这就是创新，是学科发展不可缺少的动力。比如，在学科建设层面，有学者从教育社会学体系中新旧制度主义分析理论人手，探讨了教育社会学的学科性质(即教育的制度分析)，并认为正是新制度分析主义突破了旧制度分析主义的边界局限性，使得该理论对教育制度正处于激烈变革的中国具有相当强的适应性和解释力。在教育系统微观层面的研究中，也表现出这一研究形态，如从知识社会学角度研究教师角色，使很多教师角色研究中无法解释的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释，诸如：知识与教师之间具有什么关系，教师依赖什么知识，教师参与知识的方式是怎样的等等。又如，把习以为常的教育现象放在学校场域中加以观照，使人进一步理解了这些事实背后的力量。

尤值一提的是，后现代主义思想逐渐成为教育社会学研究的一种视角。后现代主义由社会转型而产生，对社会生活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对人们理解转型期的教育问题不无启发。比如，后现代主义促成的“批判教育学”理论范式，正是教育社会学中的一种后现代实践；在后现代主义观照下的教师角色、课程文化等也有了新的解读。

(四)在反思、批判中本土化研究路径渐趋明晰

教育社会学学科形成于西方，发展于西方，引进学习西方的教育社会理论是必须的。我国教育社会学重建时期走过了这段介绍、引进和学习的历程后，我们自己的研究该向何处去?对此，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不要把目光只是盯在国外教育动态上，而应更多地关注本土教育需求，不要把精力只是耗费在对于国外教育研究的研究上，而应扎根于自己的土壤，致力于建立与发展本国教育理论，指导本国教育实践；不要盲目地跟进所谓的国际教育学术潮流，这些潮流也许会把我们当前的研究引向歧途。”可喜的是，这种本土化研究的急切期盼正逐步成为确实的行动。以学科建设为例，前辈学者们以对我国教育社会学20年重建历程的回顾、对30年停滞沉沦期的反思，对我国古代教育社会学思想的发掘，引领着教育社会学本土化研究的进程。而诸多学者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教育实践问题的关注、思考，也正是基于自身实际的本土化追求，而且，这样的研究方能真正指导本国的教育实践。

教育社会学应该“通过对教育社会现象，尤其是对教育社会问题的研究来揭示教育与社会互动的机制及协调发展的规律”。在社会转型期背景下，教育社会学研究更应该以实践问题作为学科研究的抓手，实现从“学科体系时代”到“问题取向时代”的研究形态的转变。唯如此，新世纪教育社会学研究方能承担起学术、道德和社会的使命。

注：本文中所涉及到的图表、注解、公式等内容请以PDF格式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