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省博物馆藏青铜文物的区域性文化特征

代表。铜车马的构件精美复杂，与同时期陶车明器相比，应是按照实用器的式样、结构制作。全车二百六十多个部件，长短不一，大小不同，规格形制各有异同。在复原装配过程中，无论套合、连接、斗合，都丝丝入扣，非常牢固，没有一轸一辐是模拟的，也没有一钉一铆是抽象的。通过对铜车马的研究和修复实践，知其制造技术有范铸、锻制、延压、铜竹复合制四种。装配方式为扣接、焊接、铆接、子母口套合四种。装饰采用了先进的鎏金工艺和压花技术。

贵州省博物馆藏东汉铜车马，虽不如秦陵车马器壮观，但其器物完整，在全国十分罕见，实为贵州出土的国宝级珍贵文物，曾参加“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览”“中国古代科技文物展”。它的发现对研究东汉时期盘江流域的社会、经济、文化具有重要意义，是追寻西汉时期贵州夜郎文化，以及探究两汉时期汉文化与夜郎文化之间在相互融合进程中合为一体的重要实物资料，也是汉王朝封建制度替代夜郎奴隶制的重要资料。

从出土铜车马来看，汉代车马礼仪与丧葬制度已经融入西南夷地区的社会文化，贵州夜郎地区已经纳入华夏一统，回归中华文化。出土铜马车的贵州兴义万屯汉墓群8号墓葬是典型的东汉早期砖室凸字形墓，除铜车马外，还有提梁壶、水塘稻田模型、七乳铜镜、摇钱树、五铢钱、三足铜岙、铜洗等汉式器物。而且，万屯汉墓所在地旧时属样舸郡漏卧县，乃“漏卧侯国故地”（《汉书·地理志·漏卧县·应劭注》），漏卧为夜郎旁小邑，也是夜郎古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汉王朝统一西南以后，漏卧归入汉郡县制统治，也接受了汉代车马礼仪丧葬制度，使用铜车马殉葬。依汉代旧制“郡国两千石、六百石以至黄绶，皆赐常车、驿牛赠祭……正妃、夫人、妻皆如之”（见《后汉书·礼仪志》第六）；郡守“两千石”（见《后汉书·地理志·郡国五》）；辎軿车乃二千石以上夫人所乘之车（《后汉书·舆服（上）》志第二十五）等，铜车马的墓主人应该是郡守或郡守以上职务的夫人。汉武帝平西南夷之初，既与土著统治者约定，“以其子为令”，出任郡守或县令官吏所属郡县。其后，汉王朝对当地土著王侯“四夷国王，率众王，归义侯、邑君、邑长，皆有丞，皆郡县”，享受同级汉官待遇。由此推断铜车马的主人应该与漏卧侯有关，可能是漏卧侯的配偶或重要女眷。这再次证实：汉武帝至东汉时期，中央王朝已经完成了对贵州西南夷地区的统一，西南边疆也已经纳入华夏一统。

套头葬和鼓型铜釜

“套头葬”是贵州赫章可乐区域内战国秦汉时期地方民族墓葬中最为独特的一种葬式，是可乐墓地的标志性文化特征，被夜郎文化研究者视为夜郎文化的重要表现。其葬式的主要特征是在墓底一端侧放一釜（铜、铁釜均有）或一铜鼓，头骨置于其中，躯体则放墓底中部。这种将死者头部用大型铜器罩住的特殊葬式被称为“套头葬”，且仅见于贵州地区，国内其他地区还没有发现。

鼓型铜釜是“套头葬”这一区域性特色文化的重要实物表现。贵州省博物馆藏鼓型铜釜，青铜铸造，高27.6、口径37、底径7.5厘米。敞口、长颈、鼓腹、小平底，腰间安带状扁耳一对，通体素面无纹。这种鼓型铜釜除贵州赫章可乐有出土外，还在云南曲靖八塔台、呈贡天子庙、祥云大波那和楚雄万家坝等地有单个发现，且数量远不如赫章可乐。此鼓型铜釜底部有烟炱，且将其倒置俨如原始铜鼓，釜底似鼓面，釜腹似鼓的胴部，釜颈和口似鼓腰足，击之其声锵锵，它应该同时具有炊器和乐器两种功能。这种鼓型铜釜对于探讨贵州地区铜鼓的起源，有着重要价值。

赫章可乐地区套头葬俗除使用鼓型铜釜外，还发现有用鼓改装的铜釜、立耳铜釜和铜洗垫头或盖头的新葬式。

贵州省博物馆藏鼓改装的铜釜，通高21.7、口径36.8、腹径30.2、底径26.3厘米。原系鼓，素面无纹，敞口、高领、束颈、浅腹圆鼓、大平底，肩部饰小半环耳四个，两个一组，相互对称。后在口沿即鼓足处加铸绚纹半环耳一对，作釜用，故得名。

贵州省博物馆藏立耳铜釜，高21.3、口径37.5、腹径34、底径7厘米。敞口、高领、束颈、圆鼓腹、小平底。口沿上置对称绚纹立耳一对，底有烟熏痕迹。

鼓改装的铜釜和立耳铜釜在出土时均侧置墓坑一端，内盛人头骨和牙齿，属“套头葬”。鼓改装的铜釜目前在国内仅出土两件，另一件出土于云南楚雄万家坝，埘探讨贵州古代铜釜和铜鼓的关系有重要研究价值。立耳铜釜发现范围较广，目前除云南、四川有少许出土外，其余地区还未见。此釜是“套头葬”的重要器物，是古代夜郎民族的典型器物，对研究夜郎民族的埋藏习俗有一定价值。

赫章可乐用铜洗盖脸和将死者头部置于铜鼓内的葬俗，还见于德国考古研究院在东南亚柬埔寨东南部的波赫遗址，发现于“波赫第一夫人”墓，与这种葬俗同出的还有冷水冲型铜鼓、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铁剑等。这些似乎说明古夜郎地区和东南半岛二者之间存在前后传承和文化迁徙的文化内涵。

贵州青铜文化的区域性特征

据考古资料显示，贵州青铜文化起源于商末周初，繁荣于战国秦汉时期，消亡于东汉两晋时期。贵州地区古夜郎时期青铜文化既与周边青铜文化相互交流，也有自身清晰的发展脉络，保留了一批具有区域性特色文化的青铜器物有鎏金铜鍪、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铜剑和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铁剑、心形铜钺、帆船形铜斧、无胡铜戈等。

贵州省博物馆藏鎏金铜鍪，青铜铸造，是一件具有地方性文化特征的青铜器物，是巴蜀文化和贵州土著文化交流的产物，其造型特殊，国内罕见，被视为夜郎民族的遗物。此铜鍪为汉代炊具，表面通体鎏金，高10.8、口径6.4、腹径9.2、足高2.5厘米，敞口，束颈较长，圆鼓腹，圜底，底下三短蹄足，肩部一绚纹环耳。这件鎏金铜鍪不仅告知我们墓主人的地位显贵，也提醒我们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先进性。西汉早期，鎏金工艺就已经在贵州地区的青铜制造中被使用。它既美化了青铜器物，体现鎏金器物自身的华贵，也体现了器物拥有者的尊贵，是贵族阶层身份的象征。

馆藏赫章可乐“南夷”墓葬出土的镂空牌形茎首铜柄铁剑更具地方特色，剑长59.1厘米，剑身狭长，起脊，横断面呈棱形，铁质。茎为铜质，喇叭圆柱状，实心，短粗，无格。茎首制成由镂空卷云纹、涡纹、弧线纹组成的弧形扁体牌饰。茎中段有突棱二道，圆孔一个，四周遍饰绳纹。突棱前后两端为云雷纹、连续三角纹。这种铜柄铁剑国内已发表的资料中十分罕见，与邻近省区的滇式、巴蜀式或中原式剑显然不同，仅在云南省曲靖八塔台曾征集一件，应该属于夜郎区域内青铜时代的典型器物，对探讨古夜郎文化有重大意义。另外，这种铜柄铁剑的铸造工艺也值得研究。战国秦汉时期贵州尚不产铁，其铁的来源多来自巴蜀地区商贾“窃出市夜郎”。这种铜铁合制器物，铁剑身呈柳叶形，应为巴蜀文化的产物。铜柄的纹饰丰富，剑茎后端的牌饰为镂孔卷云纹、涡纹、弧线纹，是夜郎青铜文化特征的重要表现。经二次铸造，将铁剑锻打后嵌入剑茎铸成铜柄铁剑。因此，它是两种不同文化和谐共存、合二为一的实物见证。

贵州省博物馆所藏青铜器物展示了贵州战国秦汉时期独特的地域文化特征，再次证实古夜郎国和夜郎青铜文化是历史的真实存在。这些分布于贵州各地的青铜器物，有些能够与贵州普安铜鼓山遗址出土的陶质模范相套合，或与模范上的纹饰相似，也证明贵州地区有着自己独自的青铜文化，其青铜冶炼和铸造技艺已十分发达。

馆藏心形铜钺，青铜铸造，通高13.1、领高4、厚2、肩宽10厘米，銎长5.4、宽2.2、深10.4厘米。形制扁平，纹饰呈心形，銎为直口扁圆，正面为上宽下窄的三角形。矮领，双斜肩，刃始于肩部半椭圆形。銎下端两面铸有凸起的“V”形符号。这种青铜钺在贵州省仅黔西南的普安、兴义等县出土数件，是研究古夜郎地区青铜文化的重要实物资料。我们在贵州普安铜鼓山遗址中，发现有“V”形符号陶范，能够与心形铜钺套合，证明“战国秦汉时期普安铜鼓山遗址能够生产心形铜钺，是原产地之一”。

帆船形铜斧，青铜铸造，长10.8厘米，刃至銎最宽处6.4厘米。造型别致，极具特色，斧身呈帆船状，上部铸有纳木扁銎及浅槽，刃为弧形双面刃。这件铜斧对研究贵州西汉时期的兵器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贵州省博物馆藏有数件青铜戈，器型独特，风格迥异，极具地方文化特征。这些铜戈均为战国时期，无胡，直援，纹饰有变形饕餮纹、弦纹、单人头纹、三人头纹、三道弦纹等。

无胡直内饕餮纹铜戈，通长25厘米。援身宽大，中线起脊。阑两侧各有一长方形穿孔。自援中圆孔两侧至穿下，有变形饕餮纹。方内近阑前有一长方孔，后部为变形饕餮纹。末端内连弧，凹成W形。

无胡直内三人头纹和单人头纹铜戈，均为双面刃，阑侧两穿孔（上穿孔残），方内一穿孔，援面有“胡桃”纹，中心为一扁圆形穿孔。三人头纹铜戈与普安铜鼓山出土陶范上的纹饰类似，内端有三个头像，而且援面纹饰也与普安铜鼓山出土戈范的“胡桃”纹饰相似，具有明显地方文化特征。

铜鼓文化——贵州青铜文化的延续与发展

铜鼓是古代中国西南少数民族遗留的优秀的物质文化遗产，贵州自古以来就是铜鼓的分布区域。从馆藏资料来看，贵州出土的铜鼓包括有石寨山型、遵义型、麻江型三大类。其中，贵州杨粲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两面铜鼓和麻江谷峒出土的铜鼓，被定名为遵义型铜鼓和麻江型铜鼓的标准器，它们是中原文化和土著文化相互融合的结晶，是贵州青铜文化的延续和发展。

馆藏西汉石寨山型铜鼓，青铜模铸，面径44.5、高24.5厘米，重8.85千克。造型独特，纹饰优美，鼓面略小于胴部，束腰，有带状扁耳两对，足外撇，近沿内收。纹饰有翔鹭纹、芒纹、三角纹、锯齿纹、带尾圈点纹、竞渡纹、羽冠舞人纹、牛纹、涡纹。这面石寨山型铜鼓出土于战国晚期到西汉中期可乐墓葬群，其历史时代与贵州夜郎文化大致相当，是夜郎文化和滇文化相互交流的历史见证。

遵义型铜鼓以1957年贵州省遵义市播州土司杨粲夫妇合葬墓出土的两面铜鼓为标准器。它是民族大融合历史背景下，中原汉族豪强和当地土著民族相结合的产物，是华夏文化与贵州土著文化的结晶。

馆藏杨粲墓女鼓，高29.9、面径49.5、胸径51.3、腰径43、足径49.8厘米，重18.1千克。鼓面略出沿，胸凸，胸大于鼓面，腰微束，腰下一棱不明显，足微外撇。胸腰际带状扁耳两对。鼓面中心芒纹十二出，芒间无纹，晕圈五，内圈与外圈为单线起晕，中间三圈为双线起晕，晕间无纹，鼓面有钱文痕，鼓面有十多枚钱币印痕。从胸至足部有多道弦纹。

杨粲墓男鼓，高27.8、面径44.2、胸径44.5、腰径36.3、足径43.1厘米，重12.6千克。与女鼓形制基本相同，但纹饰更丰富，有芒纹、单线晕纹、同心圆纹、复线人字纹、游旗纹、叶片纹和菱形纹。同时，在鼓身和鼓内发现有分散嵌入体内之铜钱残骸，少数还可辨识钱文残字“元”“通”“宝”“祐”“绍”等。

这些资料为遵义型铜鼓的断代提供了依据，也说明在宋代铜材缺乏的情况下，贵州土司为了满足自己奢靡的生活需求，可以使用铜钱来铸造铜鼓，也证实了土司的富有和铜鼓的神圣高于铜钱的经济价值，铜鼓是神权的象征。

馆藏麻江型铜鼓，通高29、面径48、胸径51、腰径45、足径49.5厘米，重17.6千克。1954年出土于麻江县谷峒火车站，形制“小而矮扁，胸、腰、足间无分界标志，腰中部有凸棱”。纹饰上继承并发展了遵义型铜鼓的游旗纹和乳钉纹，并融入中原文化的符箓纹以及人物纹、动物纹、植物纹，增添了吉祥语和纪年铭文。中国古代铜鼓研究会编著的《中国古代铜鼓》认定此件为麻江型铜鼓的标准器。麻江型铜鼓是目前贵州少数民族同胞在庆典活动中还广泛使用的乐器，是古代铜鼓的现代延续，是万家坝型、石寨山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铜鼓和北流型、灵山型铜鼓的继承者。

（责任编辑：阮富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