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名难副
公司生产,别看它的口径要比“虎”式坦克的88毫米炮小了整整13毫米,但是,由于它采用的是70倍径的超长身管,所以,威力反而要比“虎”式坦克的88毫米炮更强。德国原本是想在1944年1月大规模投产这种Ⅳ号歼击车,可是到了投产的时候才发现75毫米KwK42 L/70坦克炮产能已经完全被“黑豹”坦克占满了,根本无法为Ⅳ号坦克歼击车生产出多余的火炮。于是德国只好拿Ⅳ号坦克上的KwK40 L/48 75毫米火炮来临时充数。至于真正安装75毫米KwK42 L/70坦克炮的IV号坦克歼击车,受制干火炮产能的不足,产量几乎可以忽略不计。
随着时间的推移,德国研发的反坦克火炮(坦克炮)口径越来越大,身管越来越长,为了承担它们射击时的巨大后坐力,现有的底盘已经无法满足需求,于是底盘的设计也就只能不断向重型化发展,直至最终导致了PzKpfwⅧ这种188吨怪物的诞生。而底盘的重型化发展,反过来又更加刺激了当权者在其上装备更大威力火炮的欲望,结果战争后期德国重型坦克的发展便因此陷入了恶性循环,最终p司技术储备用尽而走入了死胡同。以希特勒所青睐的KwK 44 L/100 75毫米坦克炮为例,其后坐力高达18吨,能够与之匹配的底盘吨位级别至少要在60吨左右,而从战前相关技术储备情况来看,德国人甚至都没有为研制40吨以上级别的动力/传动装置作好准备。结果,当战争后期各种德国新型坦克的战斗全重纷纷超过40吨大关后,动力/传动装置方面的问题便麻烦不断,成为了战斗车辆向重型化发展的最大瓶颈。这样一来,后期德国人生产的各种新型坦克,就因为身管一再加长、口径一再加火的各种高性能火炮,其底盘也就在尺寸上一加再加,构造也越造越复杂,结果两个同样难造的东西正好凑合到一起,其机械复杂性、整体造价与生产难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方向性迷失令人扼腕
从PzKpfwⅥAusf.B“虎王”的情况来看,当德国人发现“虎王”产量过低的时候,始终认为是底盘和发动机上出了问题,结果从1943年1月到1944年8月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德国人都把精力耗费在如何改进它的底盘和发动机上,却丝毫没有留意到这些问题其实全都是由火炮引起的,结果错失了改正错误的最佳时间,反而越陷越深。在KwK 43 L/71 88毫米坦克炮的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德国人却又推出了更为恐怖的KwK 44 L/55 128毫米坦克炮,其发射弹药穿甲能力达到了2 000米距离270毫米的程度,而如果稍微留心一下号称二战期间拥有最佳装甲防护的IS-3,其铸造式炮塔的正面厚度“仅有”220毫米的事实,我们便不难判断出KwK 44 L/55128毫米坦克炮威力过剩程度,以及为这种过剩的威力所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得不偿失。不但为了容纳这门巨炮被迫重新设计了新型底盘,接二连三地推出PzKpfw Ⅲ与E-100之类的败招,同时还要忍受分装式弹药所带来的低射速,其方向性迷失实在是令人扼腕。
德国人对他们坦克炮存在造价高昂、结构复杂的问题也并非完全没有觉悟,但他们的解决方式却仍然是直线性的,完全没有考虑到底盘的承受能力。事实上,作为一项仓促性非常明显的对策,德国人紧急上马了刚性炮架工程,也就是取消了常规火炮复杂的驻退机构和复进机构,直接把各种新型火炮“捆绑”到了战车的前装甲板上。很明显,德国人是想靠这种办法来大幅降低火炮的生产工时和金属消耗量,从而迅速提高火炮的产量。但是,由于这种刚性炮架是直接与战车的装甲板相连,所以,火炮射击时产生的后坐力要全部由战车的底盘来承担,这对于战车的悬挂系统是一种严峻的考验,对于本已不堪重负的底盘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像“虎王”上的88毫米Kwk43 L/70火炮,采用刚性炮架设计之后,其开炮时产生的瞬间向后加速度竟然达到了4.55g,而现代主战坦克允许范围也才不过3~3.55g。
因此,正是由于这些长身管火炮的巨大威力麻痹了德国人的判断能力,使德国人没有能够及时发现这个致命的错误,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损失。绘图板之外的影响不可忽视
应该看到,战争中后期,德国坦克设计中一味注重火力和装甲防护的偏执,并因此导致车辆重型化,力求以所谓的“质量”抵消掉敌人“数量”优势的设计意图。事实上,在“闪电战”于战略层面首先破产后,德军战略防御战役的显著特点是弹性防御原则,即把主要方向上有准备的阵地防御,与次要方向和中间地区的机动防御相结合。不过,战争中后期的德军由于缺乏足够的战略和战役预备队,已经无法保障整条战线的安全。因此防线一旦被突破,德军所投入的机动力量又无法迅速合围突破敌军,造成后续敌军扩大突破口,进而造成整个战线的动摇。因此,对德军总参谋部和前线官兵来说,维持和扩大“装甲救火队”的规模,远比斤斤计较所谓的“质量”更为重要。
更何况,很多有眼光的德国职业军人看到的是,在1944年年中,一辆全重28吨的,无论是装甲防护、火力还是机动性还都能说得过去的Ⅳ号坦克生产成本是103 462帝国马克,装配工时仅为5 000;而一辆全重45.5吨的Ⅴ号坦克生产成本虽然为117100帝国马克,只比Ⅳ号坦克略微提升,但装配工时却达到了约15 000;至于69吨的PzKpfw Ⅵ生产成本则一下子飙升至300490帝国马克,装配工时更高达30000。然而问题在于,一辆Ⅴ号坦克的作战效能真的高于3辆Ⅳ号坦克?
这种鬼话在这些目光敏锐的职业军人眼中是站不住脚的。毕竟“数量上的优势在战略战术上都是最普遍的制胜因素,应该将其看作是基本原则,不论在什么地方都是应该首先和尽量争取的”是这些传统的普鲁士军官所信奉的最为朴素的军事哲学之一。
进一步讲,由于战前对于重型装甲战斗车辆的技术储备有限,既便相对较轻的Ⅴ号坦克,其战斗全重也超过了很多关键部件的负荷范畴,实际可出动率较之纸面还要大打折扣,再加上越重型的装甲战斗车辆,结构上就越为复杂,要对其进行有效操作和维护保障,所需的专业技能要求也就越高,然而德军前线部队在几年的残酷战争中不断增长的人员伤亡,意味着后备人员在经过充足的训练前便不得不被送上战场,这也使得前线部队特别是装甲部队兵员的专业技能水平下降明显。结果这些都进一步降低了这些重型装甲战斗车辆在性能上的增益,以质量来抵数量的想法是行不通的。在整场战争中,古德里安几乎从头到尾反对将Ⅴ号坦克或是更大吨位的Ⅵ号坦克投入量产是很能说明问题的。
可惜的是,不同于施佩尔、古德里安和总参谋部对德国坦克设计重型化、复杂化趋势的“抵触”乃至“痛恨”,希特勒本人、他的“近臣”及其“私人军事顾问班底”却对这种趋势抱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兴趣”和“热情”,甚至于可以说,是“长官意志”在很大程度上直接促成了德国坦克设计思路的“偏颇”。
冷战中的西德坦克设计思路
在理想情况下,坦克的各项性能应该构成一个标准的多边形,而不仅仅是由火力、机动和防护构成的三边形。可惜的是,由于“闪电战”的“意外”破产,纳粹坦克设计中曾有的合理性因素最终荡然无存。结果,尽管有关德国坦克的“神话”多如牛毛,尽管在盟军眼中,“虎”式和“虎王”也的确是了不得的装甲怪物,但在对技术装备发展道路的态度上,由于各种错综复杂的原因,纳粹德国坦克设计思路最终却表现出了越来越令人难以想象的保守与僵化,这与人们脑海中的印象可谓大相径庭。
令人感慨的是,如果说二战中的德国坦克设计思路,其最终走向令人失望,那么冷战中重新出现在中欧前线的“日耳曼战车”,其设计思路恐怕同样是令人乏味的,而且到了今天越来越不具有普遍的参考意义。因为就其本质而言,尽管在技术上的进步和精良的制造工艺为人所津津乐道,但无论是“豹”1还是“豹”2,却不过是在“前沿防御”这一总的战略思想捆绑下,一种用于遂行机动防御任务的“自行反坦克炮”而已。也正因为如此,联邦德国在战后精心打造的两代主战坦克,尽管拥有犀利的火炮、强悍的动力系统和精密的火控系统,但薄弱的装甲防护却最终暴露了一切,作为一种以“坦克”的名义掩盖起来的“自行反坦克炮”,机动和火力才是一切!
然而,这样一种过分强调单方面“技术效率”,针对性如此强烈的坦克设计理念,对于一个拥有全球性利益的大国来说,是否具有普遍的参考意义呢?答案恐怕是否定的。事实上,将坦克设计为一种“自行反坦克炮”,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陷入了一个典型的技术效率迷局。技术效率通常指收效与投入的比率,如何提高技术效率是长期以来困扰人类文明的一个问题。而作为一个捷径,要想大大提高某一方面的技术效率,一个有效方法便是以单一的专用性代替大而全的多用性。事实上。高度专业化带来的高效率对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也正因为如此,在铺天盖地的苏联坦克的威胁下,西德方面按照“自行反坦克炮”来设计其主战坦克,本无可厚非,在冷战背景下,这是联邦德国最好的选择。可惜的是,随着冷战的结束,这种在特定时间、特定背景下的设计理念,却越发显得不合时宜了。这其中的原因在于,因其高度专业化用途“窄”而产生高效率的武器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其最初效率,与其受到反制,效率降低甚至消失之间,往往只有一个短暂的时间间隔。在冷战结束后的今天,我们看到了几种打满了“补丁”的“豹”2,与冷战中的“豹”2相比,它们已然是面目全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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