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锐实力论”与西方对华舆论新炒作及其应对

2017年1月，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将“锐实力”（Sharp Power）一词贴上封面后，西方媒体便打响了又一轮针对中国的舆论战。无独有偶，从早期的“黄祸”到“中国崩溃论”“中国威胁论”、再到今日“锐实力论”的出现都体现了西方媒体在全球传播领域对中国的持续性舆论炒作。虽然风波暂息，但通过“锐实力论”风波为基点，结合社会传播学视角追溯西方媒介对华舆论的传播手段和热度根源，可以剖析西方媒介所设议题里话语的真实意图，为我国应对下一波可能的西方舆论攻势提供参考。

“锐实力论”的由来和特征

2016年11月，美国《外交》双月刊发表了一篇由报告主导者、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研究部副主任克里斯托弗·沃尔克和杰茜卡·路德维希合写的文章，“锐实力”一词首次出现；不久后的12月5日，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发表了一份名为《锐实力：日益增长的威权影响力》的报告，继英国《经济学人》杂志、“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的轮番解读后，“锐实力”论初见成型：所谓“锐实力”是“威权势力”采用“收买、审查、操纵、胁迫”等非常规手段对目标国施加影响力的一种方式。①

西方一些媒体还列举了中国“锐实力”的三大表现：颠覆政府、霸凌小国和施加压力。②比如，控诉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在全球14个国家都设有波段，“涉嫌操控33个电台”；近几年一些国家对中国的积极看法日益上升，都是“中国政府动用手段遏制不利言论”的结果，以及“孔子学院”等政府背景的学术机构的教材干涉学术自由等等。在西方媒体和学界的“有色”解读下，“锐实力”已经成为具有清晰主体和具体行为的一个概念，对于我国国际形象的构建和中国话语传播造成国际困境。

不过，与以往西方渲染“中国威胁论”不同的是，此次“锐实力”之争波及范围多在澳大利亚、新西兰等中小国家，涉及拉美、中东欧等地区和海外华人群体。这反映了一种重要迹象，即西方媒体和学界已经开始试图调整话语策略，不再以西方为中心而改用“边缘迂回”和“多种渠道传播”的战术来诱发国际舆论，根本目的就是抗拒中国所倡导的以促进世界各国共同发展、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为核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蛊惑西方乃至世界民众对华持有敌意以及借机“流产”与中国的相关合作。

“锐实力论”甚嚣尘上的建构手段和热度根源

从“锐实力”话题的迅速升温到不久的概念成型仅仅在短短一个月内完成，可见西方媒体对于话题议程的精心编排和传播手腕：“信息过滤”到“沉默螺旋”，一气呵成。在议程设置理论中，大众媒介虽然不能成为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的决定性因素，但通过信息的编排，却可以有效地影响人们的关注度，以及他们议论的先后顺序。其中，大众传媒报道或不报道某个“议题”，媒介对少数议题的突出强调以及媒介对一系列议题按照一定的次序所给予的不同程度的报道，分别影响着受众对于议题的知晓度、重視度和重要性的三维判断。然而，通过频率和碎片化报道尽管能够制造一时的热度，却缺乏可持续性；针对受众心理进行有的放矢，迎合传播生态才是西方媒体议程设置的精髓。结合此次“锐实力”的传播来看美国对华舆论的建构，可以发现，在对华舆论战中，媒体往往成为传播主战场，通过从猎奇的议题和口碑出发，先发制人，其中文本和传播手段的多方暗示则早就设定好了受众的心理。

西方往往将精英圈或者主流媒体作为舆论主战场，其背后则是对现代传播生态的把握。首先，从整个传播链的信息枢纽变化上看，法国社会学家塞奇·莫斯科维奇发现，在现代媒体出现在人类社会生活以后，虽然信息获取渠道不同于以往，但支配人们信息获取渠道的内在逻辑仍然与前现代化的社会有着类似之处，心理暗示和催眠依然广泛存在，受众数量却发生了激增。③这就意味着，在现代传播生态中，诸如记者和领袖此类角色已经进化成为信息的枢纽，在整个传播生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选择媒体作为发声器，也是选择了将信息传播效果最大化的方式。其次，从传播生态的外延出发，利用国际传播环境的自由和法律漏洞，抓住机会一次次进行“擦边球”也是西方媒体借助其独特身份大行其道的方式。据历史的检验，西方媒体在国际上的许多行为已经触犯“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从“阿拉伯之春”再到涉华的报道，其中很多都触犯到了当地国家的基本利益，但由于国际法律对此的漠视，西方无数次利用媒体进行搅局，为自己国家的利益服务，一来巩固了自己作为“监督者”的身份，二来避免了法律对其行为的追责。

在对整个传播大局的仔细考量背后，西方媒体也十分注重对受众“对症下药”。具体来说，西方媒体对于议题的猎奇性塑造，比较擅长的手段是具象化叙述物、阅读渲染和二次传播，通过猎奇的议题吸引受众后，再进行暗示催眠和心理迎合可以极大的左右受众的认知，“锐实力”事件在此就成为了一个完整的例证。不同于以往的“threaten”，西方媒体采用了更具象化的“sharp”一词作为舆论主题，将其与冷兵器的联想结合，是暗示一。同时，在阅读体验上，《经济学人》运用夸张的铁锤图片作为封面并且标红中国版图进行重点提示，铁锤的尖锐和“sharp”一词的呼应，成为了第二种暗示。在其后，中小国家掀起“锐实力”二次浪潮对我国形成舆论压力正是第三种暗示，即“沉默螺旋”。再加之，西方媒体一直与“事实”“独立”等标签相结合，其声誉是伴随着西方现代民主和法治体制的确立及媒体相对独立的地位产生的；西方媒体经常对中国用“国家管控”和“言论自由”等词语进行对比打压，这种特意的心理暗示和魔力催眠，故意掩饰了西方媒体对于报道的初衷。因此，西方媒体以媒体的政治背景为切入点，制造公众对非西方媒体的误解，通过部分否认媒体共性，影响大众认知是西方媒体设下的“暗示”之四。

对于背后信息传播的机制，社会心理学家勒庞指出，群众的意识有时会漫无目的地漂游，并受到暗示的操纵和牵引，当流言传开的时候，群体很少对主观和客观加以区分。群体中的某个人对真相的第一次歪曲，是传染性暗示过程的起点，在暗示和相互传染的推动下，一个人编造的奇迹，立刻就会被所有的人接受。④由此可见，找到信息的枢纽并进行足够的暗示，则可以催眠一般地将普通受众的认知混淆。

在整个舆论事件中，西方媒体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传播链，从信息的发出到反馈，西方媒体都牢牢把握住了每个变量，从而构成有效传播，不仅塑造了一场西方架构的“真实”，还引起了国际对于中国的忧虑，这种忧虑其实正中西方下怀。先不论媒体报道内容的真实性，其中文本概念里就设下了很多“雷区”，比如对“软实力”一词的剥夺和诡辩。在此次“锐实力”舆论事件中涉及的“软实力”作为一个参照物，就得到了原作者的重新界定。冷战后，美国在推行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同时与美国单边主义的行径产生了冲突，造成美国全球形象受到非议，尤其是“9·11”事件后，美国以反恐和人权为由过多干涉了他国的内政惹来了当地的不满。在“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的定义中，软实力是通过吸引别人来获得想要东西的能力，而不是用棍棒来威胁或用胡萝卜诱惑。⑤但美国之后的做法显然与奈的觀点背道而驰，现今，奈又借“锐实力”之风，对“软实力”进行了另一番解读。奈在其新文章中提到，区分“软”和“锐”的重要一点就是看其民主和开放程度；⑥这就将美国过去的问题政策转移到了对现今“威权政府”的恐惧上，并且将“软实力”进行垄断使其永远变为西方的所属物。而在冷战时使用的公共外交也被美国重新拿来利用，通过模糊公共外交和文化外交的概念，混淆视听，制造中国政府要走美国老路的恐慌乱象。这种转移矛盾的手段对于此时处于发展焦虑时期的西方来说正是一个很好的纾解口，通过树立“外敌”找到西方自身的凝聚力，这种新闻对西方以及亲西方的大部分国家而言是喜闻乐见的，因此往往能够迅速传播开。而对于这次舆论的主要策划者美国自身来说，平衡世界权力，维护“一超”地位，对“中国威胁论”的“再翻新”也属于美国对世界舆论权的新一轮强化和突破。

由上可知，西方媒体往往能够抢得舆论先机并不只是其硬实力发展的自然结果，中国目前的困境也表明文化软实力的确也需要精心培育。

应对西方媒体对华负面舆论的对策思考

从早期的“中国威胁论”到现今的“锐实力论”，可以看到，现今关于中国的大多数标签都是“他塑”视角下的结果。而中国几次自主提倡的价值观一直都逃不开被西方诟病或者收效甚微，国内学界在中国声音如何向外传播的主题中也提出了很多具有建设性的对策。基于对西方媒体此次“锐实力”事件的深入分析，可以为我国提供具体的传播策略。

一、定位传播平台，注重传播技巧

从以往的经验看，中国话语传播主要建立在人文交流和政界学界的基础上，缺少与国际媒体的接轨，国内媒体缺乏国际认可度，在面对西方舆论攻势时进行信息对接的渠道单一，而往往落于被动。国内媒体无法取得国际影响力的一大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媒体报道的局限性，这体现在与专家学者联系不紧密，传播技巧缺乏上。其中，忽略国际市场，对受众兴趣整合缺乏考量，导致了国际关注度不够，自然话语权也缺失。因此，找准国内媒体定位，展示自我特色，针对受众进行有的放矢，建立口碑，是建立有国际影响力的媒体基础。通过对受众喜好进行分析和研究，在做好视觉和行文体验的基础上，引起受众共鸣。同时，注重传播技巧，对部分专题的深度挖掘和长期跟踪，结合专家成果，分类进行高质量或者高频率的报道，从而建立媒体自我形象。

二、扩展多媒体渠道，制造影响力

网络媒体在当下也成为传播生态圈中的一个不可或缺因素，在原来一批报纸媒体不断电子化的潮流下，网络媒体已经成为了囊括经济、时政、娱乐等多主题的信息体，虽然其本质是网络用户的互动平台，但其外延已经不断涉及到国际政治的重大事件。网络媒体最能够发挥影响力的地方一般是诸如票选和抗议类的群众活动，对于需要制造短期却有大范围影响的事件具有相当的效果。因此，在可控范围内，恰当利用“网红效应”为国际传播开路，适应当下传播趋势变化，是弥补我国传播渠道单一、快速取得影响力的直接途径。

三、主动出击，跳离西方议程框架怪圈

针对以往西方的舆论攻势，我国一直都保持理性回应、不小题大做的态度。但在中国声音亟待传播的当下，继续采用“隐忍”策略将不免落入窠臼。在“锐实力”话题初具影响力之时，我国的回应点多强调在“实力”概念本身上，而本来众多概念都为西方先造，西方也享有解释权，一味回应他人挑起的话题则落入了既定的死胡同中，造成有理说不清的局面。想要打破这种局面，需要三维的合作。首先，对于西方的传播手段和路径需要一个完整的探析，除了总结以往西方议题传播特点外，重点更要放在未来预测上，及早抓住西方舆论造势趋势。其次，抓住发言良机，不做无效发言。要根据西方舆论漏洞进行布局，警惕西方论调，勿要一味跟随主题发言辩驳，同时对接可对话平台，做好长期舆论应对部署，抓住机遇进行反击。最后，鼓励多方位献策，开放智库合作。不仅要提升国内智库的建设水平，走向国际，同时还欢迎国际智库的加入，针对中国声音如何传播到世界的主题进行多方位建言献策，举行交流会，有计划地按地区培养亲中智库，制造影响力。

小结

西方舆论声音能够在现今仍占主导地位，除了历史的积淀外，还包括了西方综合的议题主导能力，对于一场“无妄之灾”，回应解释这一应对策略已经不能成为有效化解舆论的手段。中国目前也在经历一个信息传播的转型时期，长期舆论“被动”的状况既反映了我国媒体传播的不足，也对我国媒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即要主动对接国际。国内媒体的政治背景并不是国内媒体走向国际的最大障碍，传播机制的固化思维才是国内媒体难以对接国际平台的根本原因。想要跳脱西方对中国的舆论怪圈，媒体仍然是第一战线，但调整媒体传播方向、优化媒体运行机制、改善我国传播生态不是一时之功。因此，更要做好长期受制于西方舆论的心理准备，步步为营，谨慎对待西方的舆论陷阱。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一般项目“西方媒体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角色变迁与作用机制研究”阶段性成果。批准号：14BGJ034）

「注释」

①参考英国《经济学人》、美国《外交事务》、澳大利亚的SBS广播电台、《澳大利亚人报》等10余家主流媒体总结归纳得出。

②Christopher Walker，Jessica Ludwig，“The Meaning of Sharp Power：How Authoritarian States Project Influence”，https：///articles/ china/2017-11-16/meaning-sharp-power，2018-2-8.

③塞奇·莫斯科维奇，许列民译：《群氓的时代》，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06页。

④古斯塔夫·勒庞，戴光年译：《乌合之众》，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版，第89页。

⑤Joseph S. Nye， Jr“，Can America Regain Its Soft Power After Abu Ghraib？”，https：//yaleglobal.yale.edu/content/can-america-regain-its-soft-power-after-abughraib，2018-2-10.

⑥Joseph S. Nye， Jr，“China’s soft and sharp power”，https：//www.aspistrategist. org.au/chinas-soft-sharp-power/，2018-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