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疾呼计划生育受挫

一提起计划生育，谁都会想到马寅初和他的《新人口论》。马寅初的刚直不阿，坚持计划生育的真理，使控制人口最终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但许多人却不知道，邵力子是马寅初《新人口论》的全力支持者。邵力子是新中国之初少有的几个最早提出并倡导计划生育的有识之士，而且早在20世纪20年代，他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是名副其实的公开呼吁计划生育的第一人。而在马寅初遭受不公正的批判时，他还是坚持自己的主张，没有见风转舵，销声匿迹。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搞调查，见到家乡的村民安居乐业，相处和睦，他十分高兴。当见到满地奔跑的众多小孩子时，邵力子忧心地对陪同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四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

一年之前，也就是1950年初，邵力子同当时的卫生部长李德全有过一次长谈，邵力子对“光荣妈妈”这样的号召有忧虑。战争需要大量生产人口，但经济建设却会因为人口的超速发展而不胜负担。邵力子提出了要明确控制人口的主张，他说，“中国的生产落后，而人口的发展太快，是一个很突出的矛盾，如不防患于未然，采取计划措施，加以控制的话，则不仅影响建设，同时也影响民生，成为社会发展的阻力。”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最早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他说，“避孕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

早在1921年，邵力子在自己主编的《民国日报》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邵力子在由中共党员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介绍计划生育主张，他提出，“生育节制果要实行，我以为必须与节欲同时做起。”他同时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对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邵力子是有切身感受的。他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的父亲，当年生了一个孩子，两年后又生了一个，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又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一直分居了十多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本人与前妻结婚后，隔两年就生一个孩子，在妻子怀上第六胎时，痛苦无以名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自己狂奔，胎是掉了，她也因此大出血而死了。

1950年，他的续弦傅学文担任了中华妇女节制生育会北京分会的会长，邵力子把以前研讨过的列宁有关这方面的著作，和自己过去就主张的节制生育的主张找了出来，加以提高、充实、发展，为夫人宣传“计划生育”提供科学概念。1954年9月17日，他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了主题发言，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观点鲜明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环境里，人口应有限度，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控制的办法就是科学的医学手段，并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等，并且还应当从实际上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方法和药物。”

建国初要全力推进计划生育，邵力子感到孤掌难鸣。当时百事待举，头绪纷繁，兴奋点不可能关注到这事上来，他一个人，恐怕形成不了气势，他想到了马寅初。

马寅初与邵力子是浙江绍兴同乡。在50年代初期，马寅初三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浙江调查，几乎走遍了浙江。每次都是一口气要跑十多个县市，他除了关心农业生产，最主要关心探问的就是人口问题。他在第三次回浙江调查时，到一个远房亲戚马本纳家去访问，结果大吃一惊。这个亲戚已经有了六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靠救济度日。也就是这个亲戚的情景，使马寅初明确了人口按几何级数生长的“原理”，他对马本纳说：“人口的生长，不得了，不控制怎么行，你想想看，我们的祖父是一个人，到我们第二代就是五兄弟两姐妹，一人成了七人，到了你们第三代，是二十九人，再到了你的下辈，是第四代，现在是七十五六个，这人口的增长速度和倍数是多么惊人。”

1955年春天，邵力子约了卫生部长李德全去拜访马寅初，商谈计划生育之事。还没等邵力子、李德全开口，马寅初已经抑制不住了，快人快语地说：“我以人大代表的身份，三次去浙江视察，调查浙江人口增长的情况。经我的调查，浙江每年的人口增长率平均是百分之二点五至百分之三，有的地方甚至高达百分之五。”马寅初长得敦厚，倒像是北方人，性格也率真，他拿起桌上的材料，一边翻着数据，一边激动地对二位来客说：“其实，这样严重的人口形势，不是浙江一省的现象，全国几乎都是这样的。我的调查证实，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实在是太高了，几乎就是失控，每年都要增长千分之二十二以上，甚至可能接近千分之三十，这就是说中国每年净增人口已经达一千三百万之多。如果以保守的每年3%来推算，10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将达8亿多，15年后将达9.8亿，50年后将增加到26亿，这个数字是惊人的。”

邵力子表示同意：“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对人口的增长采取措施，任其自然，后果不堪设想，将会给国民经济带来极大的困难，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也就不能很快地提高，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发展会受到严重的影响。”马寅初忧心忡忡地说：“现在的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中国人口多，土地少，人口像现在这样的速度发展下去，简直是不得了，生产跟不上的话，国家不可能富强起来！这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必须解决的重大问题！”邵力子建议：马老是经济学家，应该将几次去浙江调查的材料，写成含有学术思考的报告，由此提出的计划生育主张，会更具有说服力，将引起决策者的重视。马寅初听了邵力子的设想，连声说：“对，我得将材料整理出来，写成一篇有说服力的著作，在人大会议上正式提出在中国必须控制人口发展的主张！”

邵力子的来访，使马寅初深受鼓舞，马寅初知道邵力子是中国最早提倡计划生育的有识之士，近来也公开呼吁控制人口。马寅初决心集中精力，集中时间，将在中国实行计划生育的理论建立起来。为此，他撰写了专著《新人口论》。这部书稿指出，我国人口增殖太快，与此相应的是我国的经济发展资金积累不够快，拖累了工业、农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在中国不仅要控制人口的数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质量，必须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长，国家要进行人口普查，制定切合实际的人口政策；要提倡晚婚、避孕，实行计划生育；政府要有具体措施干涉生育等等。

马寅初的许多观点，与邵力子“不谋而合”。著作写好后，马寅初送给邵力子征求意见。邵力子拍案称好，并建议他一方面公开出版，一方面将论著的精华提炼出来，在全国人大会议上作一次专门的书面发言。

马寅初认为这样两方面同步操作很好，有利于提高人们对计划生育的认识。于是，他在一届人大四次会议上，正式提交了计划生育的提案：中国的人口非控制不可。马寅初的提案一石激起千层浪，得到了广泛的回应，大家都称赞他的看法有道理，人口问题是到了刻不容缓需要解决的地步了。他还被请进了中南海紫光阁，在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就“控制人口问题”作了专题发言。马老讲得有理有据，也很动情，得到了与会者的热烈掌声。因此，他心血凝结之巨著《新人口论》才得以面世。《人民日报》全文刊发了马寅初的提案。

邵力子逢人便宣传《新人口论》，他总是说，马老的人口理论，很有道理，很有价值。他不遗余力，宣传节育。同时，还自费铅印了一批名为《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宣传册子，到处分送亲友。他伸出一个手指的习惯动作，他的亲戚都知道，他伸出手指时会笑着对年轻的育龄夫妇说：“只要生一个就够了，再不要多生了。”

1957年3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邵力子专门就计划生育问题作了发言，表示赞同马寅初提出的观点，强调说：现代的人，在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都要有计划，在生育方面也更应有计划。他表示反对当时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他指出：“不赞成用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修改《婚姻法》，推迟结婚年龄，建议在农村宣传节育，推广持久性的避孕措施。

在1957年6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论》，邵力子立即起而响应。邵力子说：马寅初代表发表了一篇《新人口论》，也可以说是系统地提出了人口的控制论，他从多个方面论证了在我国实行对人口控制的必要性，由此提出的“计划生育”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见。我认为，实行计划生育越快越好，希望全国各级领导认真提倡，把宣传节育列入农村工作重要事项；人民代表、政协委员每年两次视察，到农村去，到基层去，把节育工作作为视察项目，并对农村广泛宣传节育避孕和迟婚的好处。

风云突变，反“右”突起，对马寅初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有的文章竟然在标题上标明《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到1958年春，整个形势已经不容计划生育这样的“异音”了，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明确指出人多的好处，他说：“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性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在紧接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会议报告对马寅初的抨击火药味十足，报告说：“某些学者甚至断定，农业增长的速度还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他们认为，人口多了，消费就得多，而不是首先看到人是生产者，人多就有可能生产得更多，积累得更多。显然，这是一种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

在那场众所周知的运动中，马寅初因提出人口问题被戴上“攻击社会主义”的高帽，成了右派，邵力子也与马寅初“如出一辙”宣传计划生育而受非难。在批判马寅初最剧烈的时期，有人就阴阳怪气地说要揪出马寅初背后的人，也有人点名道姓，说邵力子也是马尔萨斯。邵力子据理论争，对这些攻击予以还击，他说：马寅初何罪之有？我邵力子怎么是马尔萨斯？他在一次会议上，光明磊落地说：“新马尔萨斯主义，是利用科学的避孕方法来宣扬反科学的马尔萨斯人口论……现代的新马尔萨斯者，甚至大吹大擂地宣传战争，鼓吹法西斯思想，所以它是极端反动的，我们必须坚决反对。但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倒洗澡水把孩子一块倒掉，因为马尔萨斯主义利用节育避孕来宣传反动理论，我们便不敢提倡节育避孕。敌我界线很是分明，他们不重视人，不重视劳动，我们承认人最宝贵，劳动创造一切财富；他们否定一切社会变革，我们要认识世界进而改造世界；他们歌颂战争，我们拥护和平。我们和新马尔萨斯的差别是很清楚的。”

马寅初以一颗赤子之心，坚持自己的计划生育主张，在猛烈批判和多方劝告、坚持不改的情况下，受到了严厉“惩罚”，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委职务，被剥夺发表文章的权利。面对如此高压，有好心人劝邵力子以后也别谈“计划生育”一事了，不要坚持这样的主张了。邵力子依然故我，他对劝阻他的人说：“科学是批不倒的，淫威是压不服的，个人受点冲击是小事，计划生育是关系国家建设的大事，怎能为了自己的私人小事，为了明哲保身，而丢掉国家的大事呢？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主张，我还是要对对待马老的不公正保留意见。”

在当时的气氛下，邵力子不可能公开在会议上为计划生育疾呼了，但他没有气馁，利用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机会，向基层干部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

1962年，在政协一次医药卫生组听取医学专家谈节育的座谈会上，邵力子又一次疾呼计划生育，他当时已年过八旬，他动情地说：“想听计划生育报告的人恐怕不止今天到会的人。男同志也许认为生男育女是女同志的事，我认为不单是女同志的事，假如知道生男生女的辛苦，有了计划生育的办法而不采用就不对头了。解放后，我在政务院是‘不管部’的政务委员，我把我的想法同毛主席、周总理都说过。1957年毛主席在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时还讲，生育的无政府状态是很危险的。早在中共八大会议上，周总理也说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但是，从1958年以后就不再提计划生育了。假如这几年少生些孩子，国家的粮食就没有那么困难了。”在这次会议上，邵力子建议全国政协医药卫生组应该在这方面继续努力做工作。

邵力子坚持不懈宣传计划生育，得到周总理的肯定。1965年3月，周总理在全国政协会议四届一次常委会上指示医药卫生组要加强计划生育的协调工作，他特别指着在场的邵力子说：“这件事，邵力老有一功。”

1955年春天，印度大使馆邀请周总理出席鸡尾酒会，周总理邀请邵力子、马寅初等民主人士一道参加，宴会中，邵力子对印度大使说：“印度人口增长太快，应加以控制。”马寅初接着也说，“印度人口要控制，中国人口也要控制。”邵力子点头，接着说，“中国人口有多少？说是5.7亿，实际上已经达到7亿，中国若不控制人口，将来不得了。”周总理在一边听着二老与印度大使谈人口，没有急于表态，只是等谈话快结束时，他对三人说：“你们谈的是国家大事，我们国家如果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邵力子、马寅初不断地提出计划生育，并向周总理多次真诚相告，希望党和国家为此尽快制定政策。周总理十分清楚二老的意见是正确的，为此专门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笑着对周总理说了两句话，算是答复：“恩来啊，中国革命的成功，证明了一是人多好办事，二是人多热气旺。”这事从此被否决。但周总理并没有放弃，还在支持二老的意见，一直到“文革”，他还专门派人到各地去调查研究人口的急速膨胀，使周总理忧心忡忡，他专门向毛泽东打报告，要求及早实行邵力子、马寅初在50年代初就提出的“计划生育”。但毛泽东还是没有同意，在周总理的报告上批了“未必有此事”。这事就没有能够提上议事日程，一直到70年代初，经济的长期徘徊和人口的猛长，大量知青无工作可做，城市呆不下去了，才使计划生育成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中央出台了计划生育政策。这时，已是邵力子、马寅初提出计划生育意见的20年后。社会上因此有了“错批一个人，多生三亿人”的辛酸调侃。（责任编辑 刘家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