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权力法则：长卡司机被纳入艾滋病监测的过程与原因

摘要：以风险行为定义的艾滋病高危人群概念在引入中国后发生了质变，最明显的例证是原本不属于高危人群的长途卡车司机竟也被纳入哨点监测系统，这本身是一个错误假设引发的错误判断。作为当代医学社会学关键性概念之一，“生物权力”系指政府机构利用法规和行政手段在公共健康问题上对普通公民的管理、控制、支配以及规训，它会以维护公众利益为理由侵入到私人生活最隐秘的空间。鉴于中国的长卡司机在严格意义上不属于高危人群，要求这一人群在常规体检期间接受艾滋病监测的做法涉及到公共权力与个人权利的紧张问题，同时凸显着医学知识的建构和卫生机构的政策倡导对生物权力的左右。

关键词：生物权力；艾滋病监测；长卡司机；医学知识建构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2575833（2012）090

作者简介：景军，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张晓虎，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博士后；张磊，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医学院讲师、清华大学公共健康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北京100084）

问题的提出

在全球抗击艾滋病的努力中，针对疫情的监测工作当属预防与控制艾滋病蔓延的重要措施，疫情监测通常以两种方式落实：一是利用在诊所和医院发现的艾滋病病例报告；二是针对有特定高危行为的人群建立哨点监测机制。发达国家一般根据病例报告把握艾滋病疫情的变化。在低收入国家，由于病例报告制度的不完善、艾滋病检测试剂的缺乏、化验设备的有限以及医务人员的专业能力等问题，哨点监测机制则作为把握疫情变化的主要手段而存在①。

所谓的艾滋病哨点监测就是在固定地点和时间连续地在有高危行为的群体中开展艾滋病病毒检测和风险行为调查。指导艾滋病哨点监测的工作指南在20世纪80年代由世界卫生组织提出，当时的主要监测对象定位于孕妇和结核患者。联合国艾滋病防治规划署于1995年成立后与世界卫生组织制定了一系列有别于之前的哨点监测指南。到2003年，这些文件明确了“疫情状况”的说法。这一说法指艾滋病流行的严重程度。根据联合国艾滋病防治规划署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指南，艾滋病流行状况的严重程度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低流行，即没有任何一个高危人群的感染率超过5%的比例；第二类是聚集流行，即某一高危人群的感染率超过5%的比例，但普通人群中的孕妇感染率保持在1%的比例之下；第三类是普遍流行，即疫情已经在普通人群中扩散，关键性指标之一是普通孕妇的感染率超过1%的比例UNAIDS， Guidelines on Surveillance among Populations Most at Risk for HIV， 2011， pp4-5 。

根据联合国艾滋病防治规划署与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建议，艾滋病哨点监测的重点要按照上述三种不同疫情状况分别而论：在低流行阶段，监测重点是有吸毒行为、卖淫行为、性病以及男男性行为的人群；在集聚流行阶段，监测要扩展到与这些人群有密切关系的人们（包括嫖客或性病患者的配偶）；在普遍流行阶段，监测的重点既要继续包括高危人群，同时还要纳入一部分普通人群UNAIDS， UNAIDS Terminology Guidelines， 2011， p 8，12，19 。根据疫情状况制定艾滋病哨点监测策略的根本目的是使监测工作具有针对性并可节省有限公共卫生资源。

中国目前有78万存活的艾滋病感染者，虽然在高危人群中出现艾滋病聚集流行问题，但总体保持在低流行阶段，还远远未到普遍流行的程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世界卫生组织：《2011年中国艾滋病疫情估计》，《中国艾滋病性病》2012年第1期。尽管如此，卫生部在2010年9月发出规定，要求遍布全国的艾滋病哨点监测系统不但要继续针对吸毒者、暗娼、孕妇、性病患者、长途卡车司机（以下简称长卡司机）、嫖客及结核病患者实施原有的监测计划，还要纳入青年学生、流动人口、肾透析病人、需要侵入性治疗的患者、计划生育门诊就诊者、单位体检者和无偿献血者中国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010年艾滋病防治项目管理方案》，2010年 9月。鉴于中国的艾滋病疫情尚未显现普遍流行的迹象，将大量属于普通人群的公民纳入艾滋病哨点监测的决定具有极大的盲目性，而且有公共卫生资源被滥用之嫌。这一决定还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中国卫生领域中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益之紧张。本文即以长卡司机为例对卫生部最新有关艾滋病监测工作的决定展开深度讨论。假设错误

中国政府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下于1995年着手建立艾滋病哨点监测系统。该年，42个国家级监测哨点在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所针对的四类人群包括性病患者、暗娼、吸毒者及长卡司机伏圣高：《艾滋病哨点监测的历史和发展》，《预防医学论坛》2010 年第55 期。到1998 年，国家级艾滋病监测哨点增至98 个，监测人群扩展到六类，即新增了孕产妇和有偿供血者中国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二处：《1996 年中国艾滋病哨点监测报告》，《中国性病艾滋病防治》1997年第5 期；卫生部疾病控制司：《中国1995-1998 年艾滋病哨点监测报告》，《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0 年第1 期。到2007 年， 中国的艾滋病哨点监测系统拥有393个国家级哨点及458个省级哨点，监测人群增至8类， 即在取消对有偿供血者的监测之后纳入了男男性行为者、嫖客和结核病患者李东民：《中国艾滋病病毒哨点监测系统的历史和现状》，《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8 年第12 期。时至2009年，遍布中国各地的1318个监测哨点共覆盖46万人之多吴尊友：《中国艾滋病疫情监测面临的挑战》，《疾病监测》2009 年第11 期。

在中国的艾滋病哨点监测系统初步形成期间，长卡司机就立即被视为高危人群纳入监测。针对长卡司机的监测哨点从1995年的4个到增至目前的46个。尽管卫生部主管部门的官员在近年意识到长卡司机并非高危人群，同时针对长卡司机使用了“脆弱人群”的说法，但地方疾控部门仍然继续使用带有歧视性的高危人群标签在长卡司机中监测艾滋病疫情。由于各哨点每年要展开一次监测，每个哨点每轮要监测400人左右，估计中国每年有近2万名长卡司机要在常规体检期间要接受艾滋病病毒检测和高危行为调查部分地方疾控部门继续坚持使用高危人群的标签在长卡司机中监测艾滋病疫情的做法在以下文献可以得到印证： 刘志华：《高唐县长途卡车司机艾滋病健康教育干预效果评价》，《预防医学论坛》2007年第10期；阎瑾、纪卫红、魏慧英：《2009年兰州市七里河区400名长卡司机HIV、丙肝、梅毒感染状况分析》，《中国卫生检验杂志》2010年第5期；张宏：《福州市2010年5类艾滋病高危人群综合监测结果分析》，《职业与健康》2011年第2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