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力子首提节制生育和计划生育

一

新中国建立之初，党和政府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刚刚诞生的人民政权，迅速恢复遭到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使社会秩序得到安定，人民群众得以休养生息，为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创造条件。当时，战乱初平，广大人民群众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有了繁衍后代的较好的条件。当时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一些社会经济政策实际上也是限制节育、鼓励多生的。

1953年，中国在完成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后，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时期。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国内环境由长期战乱转入和平安定，人民生活有了明显改善，医疗卫生和防疫工作及妇幼保健事业得到开展，危害人民生命的急性传染病得到控制，死亡率显著下降，由1949年的20‰下降到1953年的14‰，出生率则保持高水平，因而人口增长速度加快，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49年的16‰增至1953年的23‰，进入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次人口增长高峰期。1953年进行的第一次全国人口普查，弄清了人口底数。当时，包括台湾、港澳、国外华侨和留学生在内的全中国人口总数突破了6亿大关，达到60193万人，其中内地达58060万人。

人口基数之大，增长速度之快，引起党、政府和社会有识之士对人口问题的关注。

邵力子，近代著名政治家、教育家。1921年加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其一直主张国共合作，曾任国民党中宣部部长，1949年国民政府拒绝签订和平协定后，脱离国民政府。新中国成立后，留驻大陆，任多届全国人大常委、政协常委，民革常委。他首提和推广节制生育，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提出中国要控制人口的思想。

1921年邵力子任《民国日报》主编的时候，就积极提倡节制生育，在自己主编的副刊上全文发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国婚姻律》，把节制生育与妇女解放问题结合在一起宣传。1922年5月，邵力子在向警予主编的《妇女评论》上，发表了题为《生育节制释疑》一文，提出要加强节育技术的研究，“尽可用科学的功夫去发明”。

不过，也曾有言，在中国第一个引入“计划生育”理念并引起知识界广泛讨论的人是胡适。

1910年，胡适留学美国，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留学期间，他认真地观察了美国的社会生活。1916年11月，他饶有兴趣地写了一组《纽约杂诗》，其中一首The New Woman（《新妇女》）是这样写的：头上金丝发，一根都不留。无非争口气，不是出风头。生育当裁制，家庭要自由。头衔“新妇女”，别样也风流。

他已经完全接受了桑格夫人提倡的“Birth Control”（胡适译为“生育制裁”，又译为“节制生育”，简称“节育”）的观念。桑格夫人是美国节制生育运动的创始人，也是节制生育的国际领袖，更是一位男女平等主义者。胡适受桑格夫人思想的影响，自称“无后主义”，他“不但反对承继儿子，而且根本质疑‘为什么要孩子’？”主张两事：一“无后”；二“遗产不传子孙”。反对孟子“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谬论。

1917年年底，胡适归国在北京大学任教，遂母心愿与江冬秀结婚，但他并没有放弃“无后主义”。1919年，儿子出生，他在《每周评论》登出了《我的儿子》诗：“我实在不要儿子，儿子自己来了。‘无后主义’的牌子，于今挂不起来了。”

邵力子提倡计划生育，与他切身感受到多生育给妇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惧有很大关系。他的母亲30岁时嫁给了他父亲，由于经历了生产过程的痛苦，她决定不再生孩子，但当时没有可行的避孕方法。从32岁那年起，邵力子的母亲就与父亲分居了十多年，直到绝经为止，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前妻怀上第六胎时，苦苦要求邵力子想办法让她打胎。邵力子找遍当时各大医院，就是没有一个医生敢做这样的手术。后来她自己狂奔，想掉胎，胎是掉了，她也因为大出血而死。这痛苦的一幕幕，经常浮现在邵力子的眼前。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乡浙江探亲。见乡村满地奔跑的幼孩之众多，他陷入沉思，向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员说：“我们常说中国地大物博，实际上，中国的可耕地并不多，中国是地少人多。现在中国是4亿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产又跟不上的话，国家要在短期内摆脱贫困就不太可能。国家难以富强起来，人民就难以较快地富裕起来。”

随着经济建设规模的扩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妇女走向社会，投身劳动的人数日益增多。生育子女过多过密，必然影响她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和对子女的教养，因而越来越多的妇女要求摆脱家庭羁绊和多子女的拖累，实行避孕节育，但又苦于缺乏避孕节育知识和药具。一些人往往自行采取一些不科学的办法。为此，不少人向政府有关部门呼吁，要求给予帮助和指导。

1953年8月，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指示卫生部改变限制节育的态度和做法，帮助群众节育，并且批准了卫生部修订的避孕及人工流产办法。邓小平可谓党和国家领导人中提出和倡导节制生育的第一人。

在1953年冬天召开的政务院会议上，邵力子提出了计划生育的观点，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决策场合提出计划生育问题。他说：“避孕要求不要限制，医生对生育已多的妇女应同意施行避孕手术。”

1954年9月17日，邵力子在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上做主题发言。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会议上就计划生育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他说，人多是好事，但在经济还没有发展起来的困难很多的环境里，人口应该得到控制，不控制人口，后患无穷；要大力传播有关避孕的医学理论，指导并供给有关避孕的药物。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长文。这对当时“多子多福”“人多好办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冲击。

新华社高级记者徐熊曾回忆：“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一次会议上，刘少奇委员长提出，最近毛泽东主席和中央书记处其他几位同志议了一下，大家一致认为中国需要节制生育，控制人口。那时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成员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作为记者，我参加了这次人大常委会会议，目睹了会上发言争先恐后的热烈情景。常委们一致拥护中共中央提出的这个节育号召，并且从国家、个人、社会等角度阐明节育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及应注意的问题，对避孕具体措施也提出不少建议。在会上发言最积极的，要算邵力子和马寅初。会议开了一整天。可是，由于这是一件大事，需要党内党外充分酝酿，所以这次会议没有公开报道。此后一系列有关‘节育’活动，都是公开报道的。”

这年12月27日，刘少奇在国务院第二办公室召开的节育问题座谈会上，代表中共中央发表重要讲话，指出：“现在我们要肯定一点，党是赞成节育的。”“反对的理由都不能成立”。1955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中共卫生部党组关于节制生育问题的报告。

二

邵力子为全力推进计划生育，想到了经济学家马寅初。马寅初与邵力子是浙江绍兴同乡。在20世纪50年代初，马寅初三次以全国人大代表的身份回浙江搞调查。他除了关心农业生产外，更多的就是询问人口问题，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资料。

1955年春天，邵力子约卫生部长李德全去拜访马寅初，商谈计划生育事宜。马寅初长得敦厚，性格也率真，他拿起桌上的材料，一边翻着数据，一边激动地对两位来客说：“我的调查证实，中国的人口增长率实在是太高了，几乎就是失控，每年都要增长22%以上，甚至可能接近30%，这就是说中国每年净增人口已经达1300万之多。十年以后中国的人口将达八亿多，十五年后将达9.8亿，五十年后将增加到26亿，这个数字是惊人的。”邵力子当即表示：“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对人口的增长采取措施，新中国将会背上一个沉重的包袱，发展会受到严重的影响。”

马寅初是经济学家，邵力子的来意就是希望他将几次去浙江调查的材料，写成含有学术思考的报告，由此提出的计划生育主张，会更具有说服力，引起决策者的重视。马寅初连声说好，决心将材料整理出来，写成一本有说服力的专著。

为此，马寅初决心建立中国的计划生育理论。他焚膏继晷，撰写《新人口论》。书稿写好后，马寅初送给邵力子征求意见，邵力子拍案称好。马寅初的许多观点与邵力子的“不谋而合”，举其要者：第一，要正确处理计划经济与计划生育的关系，两者必须相统一；第二，要正确处理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的关系，两者必须相适应；第三，要正确处理人口的两重性——人口既是生产者，也是消费者，生育子女不仅仅是私人的事，而且是社会的事；第四，物质生产和人口生产的关系应该相互协调。

1956年9月16日，邵力子高兴地注意到周恩来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赞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适当的节制，卫生部门应该协同有关方面对节育问题进行适当的宣传，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公开发表的文献中阐述节育问题。

同年11月10日，周恩来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做报告时说：“昨天我在政治局会议上说了，要提倡节育。这个问题的发明权本来是邓小平同志的，后来邵力子先生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讲了……我觉得甚至提倡晚婚也是有好处的。”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出了关于中国人口应计划地控制生育的指示。3月，在全国政协二届三次会议上，邵力子专门就计划生育问题作了发言，表示赞同马寅初提出的观点。他说，现代人在生活、工作、学习各方面都要有计划，在生育方面更应有计划。他反对当时卫生部严格限制人工流产的规定，指出：“不赞成用法令或权力限制人工流产”，建议在农村宣传节育，推广持久性的避孕措施。

在马寅初提出提案的同时，邵力子逢人便说马寅初的《新人口论》。他还自费铅印了一批名为《关于传播避孕常识问题》的宣传册子，分送亲友。遇到年轻的育龄夫妇，他总是习惯性地伸出一个手指说：“只要生一个就够了，再不要多生了。”

1957年，毛泽东主席在多次讲话中，根据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特征和中国人口发展现状，阐述了人口要有计划地增长的思想，指出了实行计划生育的方针、原则，指明了开展计划生育的基本途径。根据中央指示和毛泽东讲话精神，1957年10月我国正式公布了《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其中第二十九条提出，要宣传和推广节制生育，提倡有计划地生育子女。这对于在全国城乡开展这项工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但是后来，反“右”突起，对马寅初的批判铺天盖地而来，有的文章竟然在标题上标明：《不许右派利用人口问题进行政治阴谋》到1958年春，整个形势已经不容计划生育这样的“异音”了，毛泽东在《介绍一个合作社》一文中明确地指出人多的好处。在紧接着的党的八大二次会议上，对马寅初的抨击火药味十足。

马寅初因提出人口问题被戴上“攻击社会主义”的帽子，成了右派，邵力子也因宣传计划生育而受非难。在批判马寅初最剧烈的时期，有人就阴阳怪气地说要揪出马寅初背后的人，也有人点名道姓，说邵力子也是马尔萨斯。邵力子据理力争，他反问：“马寅初何罪之有？”

邵力子以一颗赤子之心，坚持自己的计划生育主张。在猛烈批判和多方劝告下仍坚持不改，被罢免全国人大常委职务。面对如此高压，有好心人劝邵力子以后别谈计划生育一事了。但邵力子说：“科学是批不倒、压不服的。个人受点冲击是小事，计划生育是关系国家建设的大事，怎能为了明哲保身，而丢掉国家的大事呢？我还是要坚持自己的主张。”

可以说，我国的计划生育工作起步不久就由于对人口问题的指导思想出现反复而遇到挫折。在人口问题指导思想上的失误，导致了人口理论研究和生育宣传活动被迫停顿。在当时的形势下，邵力子不可能公开在会议上为计划生育疾呼了，但他利用下基层搞调查研究的机会，继续还在向基层干部宣传计划生育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