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生产理论对新时代中国人口政策实施的启示
摘 要:马克思的“两种生产”理论科学地说明了人类社会发展的总规律,揭示了人类自身生产必须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的人口发展规律,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唯物史观作出的重大贡献,自传入中国就获得重视,一直被作为中国制定、调整人口政策和解决人口问题的理论依据。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确领导下,党的十八大以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本文通过对两种生产理论的内容进行解析,并结合现今中国社会所存在的一系列相关问题,具体论述两种生产理论对新时代中国人口政策调整与实施所发挥的指导性意义。
关键词:两种生产理论 新时代 人口政策
在社会科学领域内,一种新理论的出现往往是一种新的社会思潮的反映,新时代需要新理论,新理论指引新实践。在低生育率、劳动力短缺、人口结构的老化、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等人口问题日益严峻的背景下,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央果断决定调整人口政策。2013年11月15日,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外发布,其中提到“坚持计划生育的基本国策,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这反映了中国政府在调整人口结构上的努力。两种生产的理论揭示了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但是与当时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两种生产理论的时代和背景相比较来看,今天的历史条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我们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以及这一理论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进行分析和研究,这才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原则的科学研究方法。
一、两种生产理论的经典表述
共产主义运动的创始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论家马克思虽然离开我们一百多年了,但他和恩格斯创立的“两种生产”观仍在指导我们今天的实践。在纪念这位伟大人物200周年诞辰之际,我们认真讨论“两种生产”理论,是具有特殊意义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资本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恩通讯集以及经济学手稿等著作中都论述了两种生产的问题,共同提出和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的理论。两种生产指的是:社会生产中的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自身的生产。两种生产的理论就是有关两种生产的社会存在,二者的辨证关系,以及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理论。恩格斯在他的晚年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一版序言中提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的自身的生产即种的蕃衍。” 人类社会要存在和发展首先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解决衣、食、住的问题,没有物质资料的生产就没有人类自身的生产。正如马克思所提出的,“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这是每一个小孩都知道的。” 反之,仅仅有物质资料生产没有人类自身生产也不行,那就没有人来参加物质生产了。因此,物质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人口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这两种生产中,忽视任何一种,都是片面的,也都是错误的。但是,物质资料是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是毋庸置疑的。在由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提到:“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虽然恩格斯在《起源》一书中认为物质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都是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但是他和马克思却从来没有认为这两种生产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是同等重要的,其作用的性质、程度和范围是不同的。它们并不是历史发展的两个平行的决定因素,而是有主次之分的。物质资料的生产与人自身的生产在人类历史发展中相比,起着更加根本、更加重大的作用,表现为主要决定作用的因素。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原始社会得出的结论,但是它的适用范围远远超出原始社会,它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因此对当今和未来社会有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两种生产理论对新时代中国人口政策实施的启示
“两种生产”理论阐述了人口发展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辨证统一关系,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中占主导地位,它指明了人口生产的性质与物质资料生产一样,同属社会的生产;它指明了人口生产在社会发展中的地位,人口生产与物质资料生产,都是社会生产的一部分;它还指明了人口生产对社会发展不起决定性作用,但却有制约作用,将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与人口决定论区别开来。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主要是以马克思主义“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在长期的人口控制实践中完善和发展起来的。两种生产理论在中国的实践给我们带来一些启发:一是必须肯定“两种生产”理论为中国人口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做出的突出贡献,人口与经济社会达到互相均衡的状态,这是对两种生产理论的完善和发展;二是中国人口政策的调整要结合中国的国情,这是進行人口政策调整的依据;三是人口政策的调整要“因地制宜”,不同地区要结合不同地区的区情;四是人口政策的调整要“因时制宜”,只有与经济社会相适应的人口政策才是可持续的人口发展政策;五是人口政策的调整要分步骤进行,缓和地人口政策有利于政策平稳过渡。
人口问题始终事关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是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改革开放前后,我国人口的突出特点是基数大且增长快,面对人口与经济社会及环境等的多重压力,我国实施了计划生育政策,并在1982年将其定为基本国策。经过30多年我国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同时也该看到当下的人口形势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低生育率、劳动力短缺、未富先老、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等问题日益严峻,因此,需要对计划生育政策作出完善和调整。
新时代需要新理论,新理论指引新实践。中共十八大之后,中央果断决定调整人口政策。战略决策勇气来自于理论勇气。习近平总书记认为人口是创造奇迹的“巨大力量”,认识到“主要经济体先后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口增长率下降,给各国经济社会带来压力”,而“我国是世界上人口老龄化程度比较高的国家之一,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应对人口老龄化任务最重”。习近平明确指示,“要立足当前、着眼长远,加强顶层设计,完善生育、就业、养老等重大政策和制度,做到及时应对、科学应对、综合应对。”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标志着“单独二孩”政策正式实施。这是新时代党中央的重大人口新政,其重大战略要旨之一就在于调整人口年龄结构,预防人口过度老龄化风险。“单独二孩”政策实施后,一是可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老龄化程度和推迟老龄化进程;二是能够改善劳动力老化的结构,改善未来劳动力数量供给平衡;三是改善家庭的结构,提高家庭抵御风险的能力;四是符合了大多数人的生育意愿。但是应该清醒认识到,这项政策无法改变中国老龄化的趋势,应对老龄化的根本之策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应对劳动力短缺的根本之策是提高劳动者素质,提高劳动生产率。
三、对实现人口与经济协调发展提出建议
(一)重视教育,提高人口素质。人口素质是一个国家或地区人口群体的德智体能的综合表现。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体,人口不仅要在数量上与物质资料生产相适应,而且要在质量方面与社会发展和经济水平相适应。因此,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原则,加大教育投入,把丰富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源优势。
(二)从根本上改善生产关系来提高人们的生育意愿。中国新一代育龄人口从幼时就接受了计划生育宣传,“少生”的观念已经深入骨髓,所以应当从改善社会生产关系、改善收入分配、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美丽中国、坚持文化自信的精神层面来根本性地影响人们的生育意识。
(三)为人口新政进行具有前瞻性的先行的系统配套。国家具有前瞻性地逐渐提高与人口新政相适应的各层级教育、医疗、卫生配套事业的投入。
党的十八大以来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党的十九大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决胜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关键时期召开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会。报告中深刻阐述了实施健康中国战略,明确提出“促进生育政策和相关经济社会政策配套衔接,加强人口发展战略研究”。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人口发展进入新时代,中央对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提出的新任务和新要求,为计划生育工作转型发展明确了目标,为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指明了方向,具有谋篇布局的重要意义。在新的历史时期,以“两种生产”理论为指导,不断调整和完善我国的人口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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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信息:高爽,(1994,2,21-),山西省梧桐新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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