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管家毛泽民

毛泽民是毛泽东的大弟弟。参加革命后，他—直从事金融、财政、民政工作，被称为“红色管家”。

走出韶山，经营红色经济，展露出色才华

20世纪初，毛泽民读了4年私塾后，由于母亲多病，大哥毛泽东又长年在外读书和从事革命活动而没有时间顾家，他被迫辍学，跟父亲毛贻昌一起过着亦农、亦商、亦读的生活。父亲毛贻昌有意把他培养成为自己的接班人，不仅把自己闯荡社会的经验一点一点教给他，还送他学打算盘，带着他一起办米厂、开米店等。毛泽民10岁左右就能熟练地打算盘，13岁开始管理家里的账目，协助父亲自制“毛义顺堂”的流通纸票（这种纸票开韶山及湘潭之先，享有很好的信誉，给毛家经商带来了很大便利和利润）。

1917年，毛家接二连三遭遇变故，先是被败兵勒索，后又遭强盗抢劫，父亲毛贻昌连遭打击，从此一蹶不振，多病的母亲更是雪上加霜，毛泽民开始挑起家里的生活重担。这一年，毛泽民给大哥毛泽东的钱没有那么及时和阔绰了0身在长沙的毛泽东不知道家里的变故，还责怪过弟弟。对此，毛泽民只默默承受，从不辩解。1919年，母亲病情加剧，毛泽东把她接到长沙医治，才知道家里的事。他觉得对不起自己弟弟，很是自责。

1919年10月5日，母亲文素勤病逝，毛泽东悲痛写下祭母文。3个月后，父亲毛贻昌病逝，毛泽东在北京忙于驱张运动，未能回家奔丧。24岁的毛泽民特请大哥的启蒙老师毛麓钟代大哥作泣父灵联：

决不料一百有一旬，哭慈母又哭严君，血泪虽枯恩莫报;

最难堪七朝连七夕，念长男更念季子，儿曹未集去何匆。

半年后，毛泽东回到韶山，祭拜父亲灵位。了解家里的情况后，他把弟弟毛泽民、毛泽覃带到了长沙。毛泽覃继续读书，毛泽民则开始走上革命征程。

到长沙后，毛泽东在前面冲锋陷阵，毛泽民紧随其后筹粮筹款，是毛泽东坚强的革命后盾。毛泽东在湖南一师附小做主事时，他做庶务，除了管理一师附小师生的吃喝拉撒，还要负责新民学会会员等革命同志聚会的伙食与场所。他自己种菜、养猪，每天挑水、劈柴、炒菜。在此期间，经常快到了吃饭的点了，但米还不知道在哪里，可毛泽民总能想出办法让大家吃饱、吃好。毛泽东在长沙领导笔业工人为增加工资、提高待遇而举行罢工、游行示威时，他鞍前马后找钱、找米，确保工人正常的生活需要。最终，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罢工坚持了40多天，历经千辛万苦，终获成功。

1922年，毛泽民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后，他来到安源，出任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工人消费合作社总经理。他拓宽进货渠道，增加货物品种，减少流通环节，裁减冗员，实行平价、廉价买卖。他大刀阔斧的改革，使销售额翻了倍，工人得到了实惠，合作社也增加了收入，一时好评如潮。

1925年，毛泽民接任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经理，很快在上海、武汉、广州、长沙、宁波、香港和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等地建立书店，构建起自己庞大的国内、国际发行网，不仅收获了良好的经济效益，也为党中央指示快捷地传达到各地打通了渠道。

1927年，毛泽民出任《汉口民國日报》总经理。那一年，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形势瞬息万变，但他始终把握办报的正确方向，昂立潮头，引领大家继续革命。“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毛泽民紧跟大哥毛泽东回到湖南，化名周方，深入湘潭、湘乡等地发动群众，协助大哥筹集钱粮，准备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他继续做经济工作，在上海、天津租界内创办印刷厂白天对外营业，为党中央赚取活动经费，夜里印刷党的书籍。

1931年，毛泽民来到闽西革命根据地，担任闽粤赣经济部长，协助大哥毛泽东筹备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踏入瑞金，担任国家银行行长，

为红色金融奠基

1932年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成立，毛泽民担任行长。虽然在任只有数年，但毛泽民的许多创举，在我们党的金融史、中国的金融史乃至世界金融史上，都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国家银行缺人才，毛泽民积极为国家银行抢救人才。黄亚光是留日归国的优秀美工。在席卷肃清闽西社会主义民主党的运动中，他被确定为社会主义民主党分子，打入死牢。毛泽民找到中央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以身家性命担保，请他刀下留人。黄亚光被救后，在毛泽东任主席的中央政府总务厅文书科工作，但他的主要任务是为国家银行设计货币图案。他设计的“苏币”，开辟了土地革命时期中华苏维埃政权发行统一货币的纪元。

国家银行没有黄金白银做资本金，毛泽民就以钨石、食盐、樟脑油等物资做资本金，发行钱币，首开世界货币发行以物资作资本金之先河。美国华尔街的金融大亨们用美元和石油挂钩，比毛泽民晚了40多年。

国家银行物资奇缺，技术落后，设备简陋，毛泽民就带领工作人员上山挖树皮，收集破衣服、烂鞋帮、旧麻袋、旧麻绳等废旧物资，造出印钱币的纸;取松树脂、桐油、皂荚、羊毛线头等一起捣碎，造出印钱币的油墨。红军占领漳州期间，毛泽民潜入厦门购买了印钱币的机器。国家银行印制的钱币，正面是列宁头像，背面是邓子恢、毛泽民两个人的俄语签名，钱币防伪技术比较高。

1933年夏天，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围剿”苏区的同时，也加强了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并印制大量假苏币投放苏区，派特务潜入苏区造谣惑众，造成了苏区空前严重的纸币挤兑银圆事件。在这场金融风暴中，毛泽民冷静应对，巧施连环计，破除了国民党特务导演的纸币挤兑银圆事件。第一计是摧毁假币。毛泽民熟知国家银行纸币印制的过程和材料，他给红军警卫人员普及识别真伪苏区纸币的办法：看，票面粗中有细;听，声音刚中有柔;摸，纸币凹凸不平;烧，闻到的味道独特，特别留意毛发的焦煳味。通过这4个步骤，红军警卫人员精准、快速地识别了国民党反动派投放的伪苏币，并将之集中销毁。第二计是空城计。国家银行工作人员在红军警卫的护送下，用独轮车装满金锭、银锭、银圆、珠宝，绕瑞金人口密集区轮换走几圈，让大家看到国家银行的实力，增强人们对苏区钱币的信心。同时，苏区从各地紧急调运物资投放市场，标明只收纸币，不收银圆。几天内，银圆大量回流，捍卫了苏区纸币的信誉。

国家银行始终为红军、为人民服务。1932年6月和10月，国家银行分两期发行“革命战争公债”180万元，1933年发行“经济建设公债”300万元，促进了苏区经济发展，保障了军民供给。

在长期的工作中，毛泽民根据实践经验，借鉴民国及国外金融管理制度，逐渐形成了一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国家银行管理制度，如《会计制度》《定期放款暂行规定》《定期抵押放款暂行规定》等，以制度来保障国家银行的正常发展。尽管中央苏区战争不断，国民党反动派破坏不断，“左”倾路线错误干扰不断，但毛泽民高瞻远瞩，排除万难，領导国家银行不断发展壮大。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长征，中央财政部和国家银行组成十五大队，由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总务厅厅长袁福清兼任大队长、毛泽民任政委，随主力红军长征。湘江战役，中央红军由8万多人锐减到3万多人。为了不拖累大军，毛泽民含泪下令，把印制纸币和铸造银币、铜币的机器全部抛入湘江。1935年1月，毛泽民抓住遵义会议难得的和平间隙，把苏区国家银行纸币和从贵州省政府主席王家烈手里缴获的大量物资一起投放市场。红军投放的物资，指定用苏区纸币购买。十五大队在遵义城设置很多兑换点，一块苏区纸币兑换一块大洋。红军撤离遵义城时，为了让老百姓能及时把纸币换回银圆，十五大队工作人员增加了兑换点，坚持到最后一刻，将投放出去的苏区纸币全部回笼。红军的这一行为，保证了国家银行的信誉，也保证了红军的信誉。1935年，红军到达陕北，十五大队的红军战士已所剩无几，国家银行14个工作人员只剩下8个，但钱币一分没少。但在长期高强度的工作中，毛泽民心力交瘁，积劳成疾。

走进新疆，抓财政，促民生，惨遭叛徒杀害

1937底，中央决定让毛泽民取道新疆去苏联治病。进入新疆境内后，因中苏边境闹鼠疫，交通线中断，毛泽民被迫滞留乌鲁木齐。

1938年初，自诩信仰共产主义的新疆省政府主席盛世才派使者到延安，请求中共中央派干部支援新疆建设。中央决定，毛泽民、陈潭秋等一大批优秀干部留在新疆，帮助盛世才发展、建设新疆。在最开始的几个月里，盛世才提出了“反帝，亲苏，清廉，民族平等，和平建设”的方针政策，新疆电台每天播的是苏联歌曲，电影院放的是苏联电影。整个新疆到处都在宣传共产主义。但毛泽民在研究了盛世才的历史后，觉得盛世才有多副面孔，他信仰共产主义可能是手段，而不是真正的信仰。因此在与盛世才的接触中，毛泽民化名周彬，没有暴露自己太多信息。

1938年，毛泽民先后担任了新疆财政厅副厅长、代理厅长。此前几年，新疆小军阀为抢地盘、抢财产打得不可开交，民不聊生，盛世才在苏联帮助下完成了新疆统一，做了新疆王，但他不懂得治理，新疆依旧经济凋敝、财政枯竭。毛泽民上任后，把盛世才从苏联争取到的资金、设备，投入到农、林、牧和矿业开发上，重用人才，整顿交通，发展贸易，使新疆百业复苏，财源广进。

盛世才看到这个寡言少语的周彬在不到两年时间里，使他的财政收入翻了几倍，喜上眉梢，又让他当新疆民政厅厅长。在民政厅厅长任上，毛泽民主持、制定了《新疆区村制章程》，民主选举各级官员;整顿、扩建了17所救济院，使鳏寡孤独有所养;举办医药医疗训练班，培养了一批少数民族医务人员，使老百姓病有所医。

在两位厅长任上，毛泽民为新疆各项事业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受到新疆各族人民的爱戴。

1942年9月，盛世才看到蒋家王朝的地位日益高涨，苏德战争局势还不明朗，遂抛弃共产主义信仰，投靠了蒋介石。9月27日，他把毛泽民、陈潭秋等帮助他发展、建设新疆的共产党人统统抓起来，关进大牢，秘密审讯。盛世才要毛泽民、陈潭秋承认他们在新疆组织暴动，为他以“莫须有”的罪名抓捕共产党人找托词。同时，盛世才要他们宣布脱离共产党，供出新疆所有的共产党组织和人员。毛泽民等严词拒绝。盛世才用尽各种残忍的刑罚，毛泽民等宁死不屈。一年以后，毛泽民、陈潭秋等几名我党高级干部被秘密杀害。

毛泽民，我们党杰出的经济学家、党的金融事业的奠基人，就这样被背信弃义的盛世才杀害了，牺牲时年仅4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