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王朝最后的文字狱案等

邹容写完《革命军》后，就拿给章太炎看。章太炎越读越兴奋，激动地说：“我的反清文章，阅读和理解的人都不太多，大约是因为我的文字太艰深了。邹小弟写得这样通俗易懂，激动人心，真是好文章。”章太炎立即写了一篇《<革命军>序》交给上海大同书局正式出版。书上署名是“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

在《革命军序》一文中，章太炎指出：“夫中国吞噬于逆胡二百六十年矣。宰割之酷，诈暴之工，人人所身受，当无不昌言革命”。并盛赞邹容的著作“一以叫咷姿言，发其惭恚，虽嚚味若罗、彭诸子，诵之犹当流汗祗悔。以是为义师先声，庶几民无异志，而材士亦知所返乎！若夫屠沽负贩之徒，利其径直易知而能恢发智识，则起所化远矣”。他的意思是说，邹容这本书，完全以呐喊放肆的语言，引发人们的惭愧和愤怒。即使像罗泽南、彭玉麟这样愚昧的人，读了此书也应该流汗深悔。把这本书作为正义之师的先声，大概人民是不会有其他想法的，而那些有才之士也知道自己应该迷途知返吧，至于杀猪卖酒的小生意人，受益于此书的直白易懂，从而能恢复发扬智慧见识，那么此书的影响就深远了。随后，章太炎又在《苏报》上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继续痛斥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所谓的“满汉不分，君民同治”，实际是“屈心忍志以处奴隶之地”。章太炎坚决站在民族民主革命立场上，对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的种种谬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而对于革命斗争则给予热情的讴歌。

这时候，清廷嗅得章太炎文中的隐隐杀机，饬令两江总督魏光焘严加缉拿这群“倡演革命邪说”的“不逞之徒”。魏光焘以“苏报馆刊布谬说，而四川邹容所作《革命军》一书，章炳麟为之序，尤肆无忌惮”为词，密令江苏巡抚派候补道俞明震专程从南京赴沪，协同上海道袁树勋，要求上海租界当局逮捕《苏报》上一帮倡演革命的乱党分子。

1903年6月29日，即《苏报》发表《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当天，上海道和租界工部局达成协议，由工部局派外国巡捕和中国警探到苏报馆抓人，指名抓捕陈范、蔡元培、章太炎、邹容等人。陈范事前闻讯躲开，蔡元培早已避往青岛，章太炎、邹容不在，只抓走了一个账房先生。当天晚上，章太炎得到巡捕抓人的消息，根本不当一回事，只说“小事扰扰”，依旧钻进被窝睡觉。更出奇的是，他第二天照旧到《苏报》报馆里去，结果就碰上了租界巡捕来继续抓捕，巡捕还没问他“请问英雄出处”，章太炎自己倒大大方方走上前，用手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这可真说得上是自投罗网了。租界巡捕喜不自胜，连忙一把铐了去。当时邹容也是追捕对象，但他闻讯躲到虹口一传教士家里。章太炎被带到工部局的巡捕房里，却写了一封信，“以大义相招”，要他主动投案。邹容也真讲义气，果然于7月1日到租界巡捕房自首了。接着，《苏报》报馆被查封，财产没收，陈范破产逃往东瀛。

这样就引发了中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桩文字狱案——“苏报案”。

清王朝建立以来，自文网苛密的乾隆朝以后，文字狱案就很少发生了。道光、咸丰、同治各朝均无文字狱记载，“苏报案”可说是有清一代文字狱的最后一幕。在案发之前，慈禧太后还梦想着仿效康熙、乾隆朝文字狱案的处理方法，计划着迅速扑杀革命火种，“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槛京师”，而后凌迟处死，杀一儆百。但事情的发展却出乎清廷的意料。由于西方各国领事馆的阻力，清廷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烦。

由于《苏报》报馆设在英租界内，清政府人租界捕人，必须事先征得外国领事的同意。因此，当逮捕《苏报》馆主、主笔及章太炎、邹容的谕旨下达江苏督抚之时，他们不得不与上海的外国领事团交涉，请求签发拘票捕人，但各国领事为了维护租界治权，坚持不允。后来经过双方谈判，此案定为“租界之案”，清政府无权将有关案犯解出租界独立审判，只能由设在租界的“会审公廨”来审理此案。清政府委托洋人律师指控《苏报》“污蔑今上，挑诋政府”，指控章太炎、邹容“大逆不道，谋为不轨”。

7月15日，在公共租界会审公廨开始了对章太炎一案的审讯。审判团名义上由公审庭审判员孙建成、上海知县汪懋琨，以及英国副领事迪比南等几人组成，实际上一切都由英国副领事说了算。

审讯开始后，清政府聘请英国律师古柏和哈华托为代表，控告章太炎等犯有“大逆不道，煽惑乱党，谋为不轨”罪，并摘引《苏报》中的论说和《革命军》、《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中的词句，尤以书中“载湉小丑，未辨菽麦”两旬，视为大逆不道。监外的朋友也为章太炎等人聘请了两个外国律师。章太炎在法庭上，神态极为轩昂，也极为藐视清政府对他的控告，他嘲笑说：“噫嘻！彼自称为中国政府，以中国政府控告罪人，不在他国法院，而在己所管辖最小之新衙门，真千古笑柄矣。”将清政府的虚弱本质揭露无遗。

审讯正式开始后，章太炎又在法庭上嘲弄得审判员哭笑不得。对于他在《（革命军）序》中所写“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事，他说：我只知清帝乃满族人，不知所谓“圣讳”。而且按照西方的法律，人们是不避讳的，所以我直接写“载补舌”，没有什么不对。再说，从字的意思来讲，“小丑”两个字中，“丑”字本来作“类”字，或作小孩子解，所以“小丑”也就是“小东西”或“小孩子”，并没有诽谤的意思。章太炎从文字学的角度进行辩说，听众席上掌声雷鸣，而无知的审判员如坠云雾里，非常尴尬。在这样一位学识渊博、雄辩滔滔的“案犯”前，他们简直不知道怎么审才好了。其中一位审判员在目瞪口呆之际，突然悟出章太炎是海内外著名的学问家，肯定是科举正途出身，便小心翼翼探身问道：“您得自何科？”章太炎听到这个问题，更觉可笑，故作糊涂，高声回答：“我本满天飞，何窠之有？”“科”与“窠”同音，“满天飞”即浙江方言“老布衣”的意思。章太炎的诙谐回答，赢得了法庭上满场的热烈掌声。第一场审判就这样戏剧性地收场了。

（摘自《深圳特区报》）

美特勤局陈年往事

美国总统奥巴马3月26日提名女特工茱莉亚·皮尔森出任特勤局局长，以期改变丑闻缠身的特勤局的形象。美国特勤局以保护总统及其家庭安全而著称，但事实上，该机构在148年前初建时，使命是打击假钞。

在19世纪，美国的货币系统很混乱，纸币和硬币由每个州的银行发行，由此产生很多类型的法定流通货币。据记载，1862年之前，美国没有政府发行的纸币，纸币由各州多达1400家银行印制发行，由此导致假币泛滥。《纽约时报》称，那一年流通中的纸币中高达80%是假钞。而由于内战等因素，19世纪60年代美国货币流通更是混乱。

1860年11月共和党人林肯当选总统后，南部一些州宣布脱离联邦。1861年2月，南部7个州宣布成立“南部同盟”。随后，南方邦联武装占领新奥尔良等地的联邦储备金库。但邦联政府没有找到足够多金条以大规模发行金属货币，加上主要产品棉花的出口被北方海军封锁，邦联也难以得到外国贷款，所以只得大量发行纸币。到内战结束时，邦联政府总计发行10亿20亿纸币。

南方滥发纸币引起通货膨胀，也导致假币大量涌现，其中有北方新发行纸币的仿制品。北方政府为给军事行动筹措资金，也发行新纸币。据《制作假币：美国人致富的方式》一书记载，由于南方纸币迅速贬值，很多南方人倾向于用北方货币，但南方很少有人见过这种新票子，于是给了造假者以可乘之机。

通常，纸币比金属货币更容易仿造，利润更高，而选择纸币为主要流通货币的南方，工业落后，缺乏高水平的防伪技术。虽然邦联政府宣布制作假币是严重罪行，但利益的诱惑难以抗拒。

在仿制南方纸币的人中，最出名的是费城的塞缪尔·阿珀姆。起初，阿珀姆仿制邦联纸币作为战争纪念品出售。但购买纪念品的人往往剔除纪念标志，把它们当做真钱用，特别是那些穿梭在火线上的南方棉花走私商，将这些纪念钞大量带回南方使用。阿珀姆发现有利可图，开始大量制作不带纪念标志的南方纸币，一美元面值的只卖几美分，生意很红火。

据《伪造南方邦联货币之王》一书记载，阿珀姆宣称，从1862年3月12日到1863年8月1日，他一共印制了156.4万张邦联假钞，总面值1500万美元左右。一些当代研究者认为，阿珀姆制造的假币占南方总货币供应量的0.93%到2.78%。由于效仿他的人太多，很难估计南方流通纸币中究竟有多少是假钞。

事实上，假币同样横行北方，到1864年，估计北方有一半纸币是假的，导致美国金融系统面临崩溃的危险。1865年战争结束后，在财政部长休·麦卡洛克建议下，总统林肯组建了一个委员会来应对假币问题。同年4月14日，林肯创建特勤局，以贯彻委员会的决议。

美国特勤局在1865年7月5日正式开始运作，首任主管是威廉·沃德。沃德以在内战期间的英勇事迹而闻名。据《非法交易：19世纪美国的假币与特工》记载，沃德和他的下属仅用一年时间就抓获200多假币贩子，缴获大量制造假币的机器设备。

这一成就帮助证明了特勤局的价值。1866年，在华盛顿特区财政部大楼内，特勤局建立了全国总部。到19世纪90年代，特勤局打击货币流通中的假钞已取得极大成功。

历史常有惊人的巧合，在林肯创建特勤局的同一天晚间，他在一家剧院遇刺，次日身亡，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被暗杀的总统，在哀悼之余，国会开始考虑在特勤局任务清单中增加保护总统一项。然而，这一讨论用了36年时间。

其实，到1894年，打击假钞已不是特勤局的唯一使命。那一年，它开始兼职保护总统克利夫兰的安全。在此之前的1881年，总统加菲尔德遇刺身亡。1898年美西战争期间，美国总统麦金莱也受到特勤局保护，战争结束后，特勤局依然对他提供有限保护。1901年，当麦金莱在纽约州布法罗遇刺时，他身边有3名特勤局特工。有报道称，这几名特工并未完全负起保护总统的职责。

麦金莱遇刺后，美国国会正式要求特勤局完全负责保护总统的人身安全，也就是从西奥多·罗斯福开始，美国总统真正享受特勤局保护的待遇。即便如此，打击假币依然是特勤局的职责之一。1902年9月3日，罗斯福坐敞篷马车出行时遇到交通意外，随同保护他安全的特工威廉·克雷格不幸遇难，罗斯福本人则身受重伤，被迫以轮椅代步很多周。克雷格由此成为执行保护总统任务而牺牲的第一名特勤局特工。

1908年，罗斯福总统将8名特勤局特工调到司法部组成一支新队伍，即后来的联邦调查局。1917年，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美国立法规定，威胁总统为重罪，同时特勤局的保护对象扩展到总统家庭的所有成员。1951年，特勤局正式增加保护副总统和当选总统的任务。1968年，在总统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遭暗杀后，美国总统约翰逊授权特勤局保护所有总统候选人。

（摘自《军事文摘》周勇航/文）

1889年俄国流感4个月席卷全球

中国内地出现的H7N9（全称甲型流感病毒H7N9亚型）疫情，引起诸多关注。不少媒体纷纷回忆起20世纪以来爆发的数次大流感，尤其是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其实，在1918年前也发生过很多流感灾难，特别是1889年，在飞机尚未成为交通工具的背景下，一场“俄国流感”仅用几个月就传遍全球，导致约100万人丧生。

一些人认为，1889年-1890年的俄国流感由甲型流感病毒H2N2亚型导致。1889年夏天，沙俄帝国贫穷的中亚城市布哈拉爆发严重的流感疫情。当时俄国刚建成长达900英里的跨里海铁路。据记载，在布哈拉，流感的死亡率高达5%-8.75%，这暗示着那里可能还同时流行着疟疾等其他疾病。不过，也有一些消息称，这场流行病源自西伯利亚西部和哈萨克斯坦北部。

到10月份，瘟疫扩散至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然后进入波兰，沿公路、铁路和河流蔓延到芬兰、匈牙利、德国与奥地利。

10月底，巴黎、伦敦和爱丁堡的很多市民受到流感病毒感染。接着，轮船把流感传到美国东海岸。12月中旬，纽约和波士顿都报告了流感病例。1890年1月，流感穿过美国中西部进入加拿大。与此同时，流感通过地中海进入北非，通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港口蔓延至南非、南美、日本、美国西海岸、中国、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及印尼。在传播过程中，码头工人通常是首批受害者。美国伊利诺伊州卫生局局长注意到，只用了三四个月时间，流感就已经覆盖全球。不过，也有例外，直到1890年底，遥远的克什米尔地区一直没有受到波及。类似的是，流感在中非传播速度比较缓慢。

随着流感病毒传播到全球各地，在很多国家，报纸的头条新闻就是流感疫情。例如，美国肯塔基州梅斯维尔的《晚间公报》在1889年圣诞节后多天用头版刊登流感新闻。一名波士顿记者写道：“可以肯定，超过1/10的人被它影响到了。”很多报道称，受流感影响最大的群体是15岁一40岁之间的人群，其次是老人。老人们也许从19世纪40年代的流行病中获得了一些免疫能力。儿童和婴儿由于基本上不参加社交活动，受到的冲击最小。

在欧洲，1889年-1890年流感被认为是19世纪流行病中最大的“杀手”。这是由于欧洲已经铺设了密集的铁路网，1889年已经有超过12.5万英里铁路线连接欧洲各大城市。在英国，流感打断了成人患传染病死亡率下滑的趋势，同之前十年的平均水平相比，1889年-1890年间，死于支气管炎、肺结核、伤寒的伦敦市民明显增多。在巴黎，平均每1000人中有2.5个死于流感：里斯本每1000人中有1.6人死于流感。流感还被认为是导致心理障碍的一个主要因素，例如苏格兰的皇家爱丁堡精神病院数据显示，1890年入院的140名忧郁症患者同时受到流感“毒素”折磨。一些史学家称，流感是造成人们“暂时性精神错乱”的一个因素，1890年的欧洲，自杀率和自杀未遂率大幅度上升。

在这场流感大流行中，由于工人们生病，生产、公共服务和运输也被扰乱。在伦敦的圣巴塞洛缪医院，1890年1月和2月，工作日门诊平均每小时要治疗25名流感病人。仅1890年1月，伦敦大都会警察队伍中就有1660人死于流感。甚至连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也卧病在床。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艰难地从流感中恢复过来。

值得一提的是，死于这场大流感的名人包括英国诗人罗伯特·勃朗宁、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以及维多利亚女王的孙子阿尔伯特·维克托王子（英国王位直系继承人）。根据估计，全球总共约有100万人死于这场流感。

（摘自《环球时报》葛元芬/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