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发展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其制度运行也有深厚的经济理论和政治理论的支持，各学派对西方国家福利制度一直争论不休，反对声音认为福利国家的社会制度弊端重重，并对其未来持怀疑态度。但是，全民福利的社会保障发展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本文在最后对中国社会保障改革需要注意的方面给出了几点建议。

[关键词]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发展；公平与效率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1)09－0065－02

一、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发展的历史背景

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由最初的慈善济贫行为到今天的政府行为，保障的内容也变得非常丰富，政府介入的规模也由小变大，由地区性变为中央型。在这个历程中，新、旧济贫法的出台，改革运动及社会保障立法的颁布是福利国家建立最具有代表性的三件大事。

(一)19世纪以前的社会保障状况

英国是社会保障制度的缔造者，早期的社会保障法规是英国社会保障的萌芽。在最初，英国最早实行贫困救济的目的是缓解黑死病时期社会混乱和劳动力短缺问题，表现为在1351年和1388年分别制定了《劳工条例》和《济贫法案》，1576年又采取了用来“安置贫困者工作”的《济贫法规》。1601年，英国又出台了《济贫法》(旧)，主要强调对丧失劳动能力的穷人的照顾和为有劳动能力的穷人提供劳动机会。随着财政状况的恶化，1834年新济贫法应运而生。新旧济贫法的不同之处非常明显，后者把不附带任何歧视性的工作给有工作能力的人，而前者则通过极差的保障待遇以及对领取救济者的人格蔑视来达到领取数量的削减。

(二)自由主义改革阶段的社会保障发展

历史学家通常认为，自由主义改革的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工人阶级的压力、福利给付观的改变和改革机构的影响。

首先，工人阶级的壮大推动了自由主义的改革。随着工人阶级的发展壮大，更多的人希望能改变福利待遇，改变恶劣的工作环境，于是不断的向统治者施压。工人运动是改革持续进行的原因之一。

其次，政治家们开始思考“国民效率”。他们认为，“经济的发展依赖于身体健康并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队伍”。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接受国家干预这种思想。同时，“新自由主义者”认为，“积极的自由不应只包括个人经济自由，同时也应包括保障经济安全的自由，并且个人应积极参与到个人改革中来”。在自由改革中，德国的俾斯麦取消了济贫院，创建了一整套覆盖广泛强制性缴费的社会保险给付制度。一些社会团体，像工人阶级自救组织、社会文职部门社团等机构热切关注自由制度的改革，构成了改革的另一种影响力量。

(三)社会保障立法的颁布以及二战后福利国家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

1935年美国出台了《社会保障法》，建立了一整套覆盖全面社会保障计划，内容包括养老和失业两大保障计划以及老年救助、盲人救助、儿童援助三项救助形式。美国《社会保障法》的出台为各国社会保障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战以后，福利国家的发展以1976年的经济危机为分水岭。1976年以前的福利国家主要是巩固和不断完善社会保障项目；1976年之后则推出一系列措施来约束不断增长的社会保障开支。在这样的背景下，福利国家的福利模式分成了两种——“补缺型”和“制度型”。前者在市场或家庭结构坍塌时发生作用，后者则是维持国家法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其中，美国拥有的是比其人口数量和国民收入相比要小得多的社会保障体系；瑞典拥有一套高度明确而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丹麦和新西兰拥有堪称典范的公共养老金项目体系。

二、政治和经济理论支持

(一)政治理论

彼得·鲍尔(1983)指出，福利国家的根本问题不是经济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其问题在于人们是否对他们所管理的事务富有责任感。米尔顿·弗里德曼(1980)指出，家长式统治模式削弱了家庭的作用，减少了工作、储蓄和革新的动力，减少了资本的积累。

像鲍尔和弗里德曼一样，各理论派别也从不同角度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以诺齐克为代表的自然权利自由意志论者认为，每个人都有权利分配自己劳动的报酬。除了自己收入和继承以外的其他收入都是不正当的，政府可以对非法所得的财产进行重新分配。他们赞成“最弱意义的国家”，国家提供的公共服务仅仅是对个人财产的防护。以哈耶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自由意志论者认为国家没有分配功能，为了减少贫困，可以提供某些公共产品和严格限制措施。

在这些政治理论的支持下，各思想家们对福利国家的态度也不一。例如，诺齐克认为“任何形式的福利国家都是一种诅咒”；哈耶克和弗里德曼本身的观点带有矛盾性——反对现有的社会安排，却支持更多限制条件的福利制度；自由主义者和民主社会主义者明显倾向于支持福利国家。

(二)经济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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