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重大事件报道回放掠影㈡

翻开尘封的记载，回顾本刊在我国“一五”计划时期，有关如何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一系列报道，从中可以看到，当年老一代的安全生产工作者那种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

新中国建立以后，经过3年的经济恢复，国民经济得到根本好转，但我国那时还是一个农业国，工业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一历史背景下，1953年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五”计划的重点是优先发展重工业。在追溯本刊这一时期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报道中可以看到，当年老一代的安全生产工作者那种密切联系群众、深入生产实际、坚持走群众路线的优良作风，仍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继承与发扬。

变外行为内行

在1957年第3期《劳动保护通讯》（《劳动保护》杂志的前身），刊发了长沙水泵厂安技科长胡和武的《我做劳动保护工作的体会》一文。他在文章中介绍：“长沙水泵厂随着生产不断发展，其规模也逐步扩大、工人逐年增加，但由于安技工作没有跟上，事故不断发生。如在1953年接连发生铸型车间因抬铸件砸断腿重伤事故、泵浦灯爆炸伤人事故、加工车间冲床冲断手指事故，还有我的右眼被飞溅物打瞎事故。”

一连串的事故发生后，1953年底，长沙市的劳动部门要求该厂必须配备专职安技干部。经厂长任命，作者胡和武由此也开始从事安技工作。胡和武是一名七级工老工人，虽有娴熟的生产技术与丰富的实践经验，可对全新的安技工作却还是“门外汉”。他以自身血的教训、以及工人阶级的责任感，从劳动部门与工会下发的劳动保护、安全生产规程文件中学习，并贯彻落实，在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渐开始由安技工作的外行向内行的转变。

文章介绍道：“我负责安技工作之后，感到责任重大，总怕群众说我是‘吃冤枉’（白吃饭），所以各项工作抓得很紧。从1954年起，全厂陆续建立起安全生产责任制和新工人三级安全教育制，并督促车间对各工种都订立了安全操作规程。从1955年起，建立起每月一次的安全生产检查分析会议制度，会议由管生产的厂长主持；此外还建立起每季度进行一次的安全生产大检查制度。”

“在改善劳动条件方面，我根据铸型车间搬运铸件发生砸断腿的教训，建议在厂区内铺设轻便轨道，厂长立即批示要求予以落实。由于厂区各通道路灯缺失，夜班作业不安全，我就画了一张厂区各通道路灯照明布置施工图，厂长看了之后当场批给电工班要求照办，并对我说：‘老胡，你的工作就得这样做，以后如有问题就向我汇报，我会支持你的。’办成这两件事之后我也感到，厂长不是个官僚主义者，而是非常重视和支持安技工作的。随后，在我的建议与协调下，又将铸型车间的手提工作灯和机床上的局部照明改为24V的低压；对缺乏防护装置的机床均陆续装设了防护罩和防护栏杆；在防暑降温方面，仅排风扇就为车间添置了17部，使暑期的车间温度降至华氏98度左右（编者注：约合37℃。放到现在来看车间温度还是比较高的，但在当年已是改善了），从而保证了工人在夏季工作中没有发生过一起中暑事故，1956年在长沙市被评为防暑降温工作先进单位。”

“由于从这些方面加强了劳动保护工作，逐年消灭了重伤和死亡事故，轻伤事故也逐年减少。1953年全厂发生重伤2起、轻伤78起；1954年重伤2起、轻伤67起；1955年无重伤，轻伤31起；1956年1-3季度无重伤，轻伤23起，比1955年同期减少4起。”

胡和武在文章的最后总结了几点体会：“一是要刻苦钻研业务，要向内行与专家请教，不能甘于当安技工作的门外汉，只有这样才能发现安全隐患。二是要勤于、敢于向厂长反映安全隐患问题，以取得厂长对安技工作的支持。这样做的结果是促成厂长在厂务会议上宣布，我可以参加厂内各种生产业务与调度协调会议，使我得以进一步了解生产进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三是要抓好安全生产责任制的落实。由于明确了职责，对于群众的反映及车间发现的问题，我们经过分析提出解决办法后交给有关科室、车间去落实，如有关科室、车间因拖沓未及时解决，就向厂长汇报，如加工车间有一部牛头刨床马达没有接线罩子，电源接头螺丝露在外面，经我们联系数次仍没装上，经汇报厂长后，厂长责成有关人员限时装上了；对于一些较重大的问题，就向厂长汇报或列入每月的安全措施计划予以解决。 四是凡劳动部门发来的劳动保护、安全生产文件和《劳动保护通讯》杂志，厂办公室均转给我们科，我们看了后，凡较重要的地方均用红笔划好，趁厂长有空时给他看，以便及时得到厂长的具体指示。如我们将《劳动保护通讯》刊载的《关于天津国棉一厂锅炉爆炸事故的通报》交给厂长看后，他当即批转给动力科要求组织人员学习，以吸取教训。五是凡厂长下车间时我都跟着一道去，每到一个车间便向厂长反映有关的安全卫生问题，厂长听了后要我们提出解决措施，这样我们提出的措施都靠得住能获得他批准。”

从帮助出发做好工作

1957年4月10日出版的第7期《劳动保护通讯》刊发了上海工具厂安技科长辛鸣芳的《从监督检查转为组织推动》一文。他在文章中介绍：“过去我们的工作方法总是一副‘监督’面孔，只是批评，弄得不对就打报告请示厂长处理，结果造成与车间关系不好，车间干部对总出工伤事故也没有办法解决。为了改变这一局面，从1956年第三季度起，我们深入各车间了解到，车间干部并不完全是不重视安全生产，而是因缺乏工作方法和业务知识，不知如何办。针对这一情况，我们首先从帮助事故多发的镶片刀具车间和工具车间入手，召开会议分析事故原因，查找问题，提出了解决办法。同时根据这两个车间的生产情况，请示厂长批准设置了车间安技员岗位。镶片刀具车间也从第三季度发生工伤事故25起，降到了第四季度的5起。”

“由于各车间提拔了一批新工长，安全责任制不明确，我们立即组织举办新工长安全责任制培训班，学习安技业务和伤亡事故报告规程知识。经过一连串的帮助，工长、车间主任均重视了安全工作，有事也主动找安技科商量。”

“我厂的一个最大安全隐患是电气系统接零。按照安全规程应当是并联接法，可基建科用的是串联接法。我科在安全检查中发现后，向基建科提出过多次，但他们推三推四就是不肯解决。究竟什么原因呢？经我们进一步深入了解，得知由他们独立解决技术上确有困难，于是我们请示厂长先由基建科拨款，再由动力科提供技术支持，这一老大难终于得到了解决。”

“1956年我们科在工作量大人员少的情况下，工作取得了不少成绩，这说明安技人员要注意不断改进工作方式方法，应该从帮助出发，做好组织推动工作。”

要深入生产实际

1958年初出版的《劳动保护通讯》，刊发了时任上海市劳动局劳动保护处处长邓秀栋对“一五”时期的劳动保护工作总结——《我们要在劳动生产中学本领》一文。他针对当时一些劳动保护干部所持的3种工作方法指出：“第一种是坐在办公室里，开会议，听汇报，既不了解生产情况，又不接触群众。劳动保护干部用这种方法所提出的意见，很多是主观主义的东西，不符合实际情况和群众要求，这实际上是一种官僚主义的做法。第二种是虽走出了办公室，但只到工厂或车间里跑一趟，向厂长、车间主任或安技员了解一般的情况，并未深入下去，走的是‘干部路线’而不是群众路线，由于接触群众面不广，了解问题不深，因此所提出的意见，也往往带有一些片面性，不能正确反映客观情况。第三种是到基层搞一段较长时间的工作，专门研究一二个问题，不但找干部了解情况，也召开工人群众座谈会，采用这种方法能发现一些问题并提出一些较正确的意见，但还不能说是真正‘深入’，要发现安全生产中的问题，如工作时间、劳动强度、不执行安全规程等问题，仅凭观察是不易了解清楚的，必须跟班劳动并在劳动中亲自体验，对现场的劳动条件、工人的操作情况、工段长与班组长对安全生产的看法等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1929年9月28日，《中共中央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第一次提出了“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和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也强调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

回顾老一代安全生产工作者走过的路，在今天及未来的安全生产工作中，还是要坚持走群众路线，发扬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

编辑 边 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