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玻尔，忆戈革

尼耳斯·玻尔集（全12卷）

［丹麦］尼耳斯·玻尔著，戈革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第一卷·早期著作（1905—1911）

第二卷·关于原子物理学的著作（1912—1917）

第三卷·对应原理（1918—1923）

第四卷·周期系（1920—1923）

第五卷·量子力学的出现（以1924—1926年为主）

第六卷·量子物理学的基础Ⅰ（1926—1932）

第七卷·量子物理学的基础Ⅱ（1933—1958）

第八卷·带电粒子在物质中的穿透（1912—1954）

第九卷·原子核物理学（1929—1952）

第十卷·物理学以外的互补性（1928—1962）

第十一卷·政治论坛（1934—1961）

第十二卷·通俗化与人（1911—1962）

江晓原：电影界有一种称呼，将那些经过数码修复或重新剪辑甚至重新配乐的影片版本，称为“Redux版”，比如2009年王家卫推出影片《东邪西毒》的新版，就是“Redux版”。这个词有时被译为“重生版”。仿此，这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的《尼耳斯·玻尔集》，谓之“重生版”那是再确切不过了。

《尼耳斯·玻尔集》全12卷，由已故戈革教授以一人之力，穷十数年之功，完成翻译。不幸的是如此辉煌的学术巨著，居然多年无法顺利出版。戈革教授生前为此多方奔走，甚至从丹麦找来了资助，犹未能使任何一家出版社愿意克竟其功，成此善举———前前后后经历了三家出版社，仍然只出版了前10卷。戈革教授在完成最后一卷译稿的次年，即归去道山。他至死未能见到《尼耳斯·玻尔集》的完整出版。我猜想在他临终时刻，一定会在脑海中浮现出古人的一个说法：赍恨而没。

忝为戈革教授忘年之交，在他生前，我未能为《尼耳斯·玻尔集》的出版帮上什么忙，时深愧疚。谁知戈革教授去世之后，一个多年来一直暗暗崇拜着他的年轻出版人黄曙辉，居然大发宏愿，想要完整出版《尼耳斯·玻尔集》！更可喜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慧眼识珠，在只拿到少量资助的情况下，就愿意承担此任！如今手捧这12卷宏文，遥想戈革教授若在天有灵，必能暗闻书香，见此盛举。我也为自己终于能在此一盛举中略效绵薄，至感欣慰。

刘兵：说起这部《尼耳斯·玻尔集》，我也算是比较了解其渊源的人了。在此前陆续由三家出版社出版的各卷，我也因戈革先生的赠送而成为国内为数不多的能够收集全各卷的人之一。我也深知当年戈革先生为各卷出版而花费的心力，以及为最后几卷是否能顺利出版而一直萦绕在心中的担忧。当年戈革先生翻译其中某卷时，我曾为他联系其中涉及的小语种语言的翻译者。现在看到他的遗愿终于能够实现，也实在为之高兴。

关于这部文集的最终全部出版，有许多话题可以展开来谈谈。

我最先想到的，还是关于学术著作的出版，特别是关于国外学术著作的翻译出版问题。这里，既有因现行的出版体制而带来的诸多困难，也有当下学术著作的购买者的问题。当年戈革先生在世时，曾和我说起，他觉得，像玻尔这样重要的物理学家的著作，再不济，各个高校物理系的图书室总得买一套吧。但实际的情况却是，当时的印数，就远远低于国内有物理系的高校的数目！这表明，我们的高校在资料建设方面，哪怕在专业性的资料建设方面，依然问题严重。

再有，有关出版资助的问题。前两天，在上海书市期间举行的学术出版研讨会上，我也在发言中谈及这个问题。如今，不仅原创性的学术著作几乎没有作者的资助就无法出版，甚至连翻译的著作都要提供资助也才能出版。无论是对于出版还是对于学术的发展来说，这简直是极其荒谬但却依然是目前的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如此一大套玻尔的文集能够顺利“重生”，就差不多是一个“奇迹”了。

江晓原：你的感叹让我联想到一个相关的问题，有些媒体朋友也问过我这个问题———为什么这个我们很少听说过的尼耳斯·玻尔（N.H.D.Bohr）那么重要？玻尔的文集到底有多大的价值？

玻尔大约可以算20世纪唯一能够和爱因斯坦比肩的物理学家了。对于物理学界而言，将爱因斯坦和玻尔视为20世纪最伟大的两位物理学家，绝大部分人都不会有意见。但是，这位能够和爱因斯坦比肩的玻尔，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却远远小于爱因斯坦。在中国，情形也是如此。说起爱因斯坦，几乎尽人皆知，而知道玻尔的人，不知能否达到万分之一？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国也是普遍存在的———说句半开玩笑的话，也许只有在玻尔的祖国丹麦有可能例外。

为什么会有这种情形呢？如果说爱因斯坦因为成名后参加了许多公共活动提升了他在公众中的知名度，那么玻尔也参加过不少公共活动，为何就未能享有爱因斯坦那样高的公众知名度呢？我想可以从三方面来解释：

一方面和科学有关。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虽然抽象而且与日常感觉并不一致，但量子物理学无疑更为抽象而且与日常感觉更为不一致。然而相对论在发展过程中有过万众瞩目的戏剧性事件，比如1919年的日食（人们普遍相信在此次日食观测中验证了广义相对论关于恒星光线在引力场中偏折的预言），量子物理学则没有这样的戏剧性事件。

第二方面和知识产权的“独占性”有关。相对论是爱因斯坦的独家发明，对此世人从无异议，而量子物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则“群星荟萃”———连爱因斯坦也有一份，故玻尔无法享有和爱因斯坦对相对论那样的独占程度。

第三方面和地缘有关。同样是参加公众活动，比如爱因斯坦在纽约或华盛顿发表了某次电视谈话，就会被视为一个“世界性”事件；而玻尔在哥本哈根发表了某次电视谈话，通常充其量也只能是丹麦的“全国性”事件———很可能仍然算不上。

所以，玻尔虽然在物理学上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但他在公众中的知名度却远远无法与爱因斯坦相提并论。今天玻尔文集出版的重要意义，恰恰就在这里。

刘兵：你前面分析的那几条原因，我想都是成立的。不过，除此之外，我想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大众媒体对爱因斯坦的公众化建构，以及与此相关的在各种科学普及的媒体和书籍中对于爱因斯坦的建构。

这让我想起，14年前，在我主编并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的那套“科学大师传记丛书”中，有一本物理学家和物理学史家派斯写的很有特色的爱因斯坦传记《一个时代的神话：爱因斯坦的一生》，这本传记的特色之一，就是对于爱因斯坦如何被媒体建构成为一个世界名人的探讨，如其中的第十章“爱因斯坦和报刊”，就是几乎可以“独立成书”的全书重点章节。在那本书的书前题记中，便是引用爱因斯坦本人的一句话：“为什么谁都不了解我而又人人喜欢我？”更有意思的是，这本书的主要译者，也正是戈革先生！

戈革先生在那本爱因斯坦传记的译后记中，也专门指出：“爱因斯坦为什么享有这样高的世界声誉？作者认为主要是由传媒‘炒’出来的。他在书中不止一次地强调了这一点，足见对之坚信不疑。我们认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打中了事情的要害。……至于爱起哄的传媒为什么单单选中了爱因斯坦来进行‘炒作’，这里边当然还有深入一层的和多方面的理由。有志之士，不妨认真探讨之而写出言之有物的文章来。若有人焉，认为这种讨论是对爱因斯坦的‘大不敬’，即认为爱因斯坦天生就必然应该受到这样的尊重和宣传，则他不是任何科学史家而是‘宗教狂’，凡我科学史工作者，也不妨‘嗤之以鼻’！”当然，戈革先生的这段话中还有些典故，也因戈革先生的个性和观点而带有些“怨气”，不过，他点出的媒体建构这件事，放在当下的学术语境中，我觉得还是可以在与戈革先生所想的有关系但又不完全一样的意义上成立的。这也确实可以作为以后科学传播研究的一个问题来进行探讨。

江晓原：爱因斯坦在世人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确实有人为建构的成分，但媒体和公众为何选择了爱因斯坦来建构，而未选择玻尔来建构，仍然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可惜这个问题已经偏离了我们此次对谈的主题，要探讨也只能俟诸异日了。这里我们只需确认玻尔在物理学上应该占有和爱因斯坦比肩的历史地位即可，据此再来评价《尼耳斯·玻尔集》出版的意义和价值，就可以有比较可靠的基础。

也许主要是由于语言文字方面的隔阂，中国极少出版国外大科学家的全集，似乎只有两位大科学家有幸膺此殊荣，那就是爱因斯坦和玻尔。《爱因斯坦全集》的中文版卷帙浩繁，正在陆续出版的过程中，显然是一个长期的文化工程。相比之下，玻尔文集的出版倒是着了先鞭，这不能不归功于已故戈革教授对玻尔的“一片痴情”。

据我和戈革教授晚年交往中所见，他只对两个人有过“痴情”———金庸和玻尔。

对于金庸，他作为超级金迷，著有《挑灯看剑话金庸》一书，并有诗咏此事云：“自翻新样论英雄，天理人情若个通，别有悲欢话兴废，肯将才地谢凡庸？”自负之情，跃然纸上。更惊人的是他大发宏愿，为金庸15部武侠小说中的全部人物制作了印谱———凡1200余人，共1600余印（重要人物不止一印，还有题名等章）。这部《金庸小说人物印谱》堪称鸿篇巨制，更是“自翻新样论英雄”的特殊样式。

对于玻尔，他自然就是发更宏大的愿心———翻译玻尔的全集。如果说制作《金庸小说人物印谱》尚有游戏成分的话，那翻译玻尔文集就是一项艰苦卓绝的学术工程了。凡从事过学术翻译的人，面对戈革教授以一人之力翻译12卷《尼耳斯·玻尔集》，无不肃然起敬。

刘兵：是啊，如果说到那部卷帙浩繁而且至今在国外尚未出齐的《爱因斯坦全集》，在国内虽然也已经出版了八卷，而且还有一两卷在准备出版中，但那却是众多翻译者的集体所为（说到这里又不能不提到，其中的第三卷，又是戈革先生以一人之力全部翻译的！），而这套洋洋大观的《尼耳斯·玻尔集》，则是戈革先生一个呕心沥血之作。这也让人联想起国际上科学史家萨顿，他也是决心以一人之力去撰写那部科学通史。而正像后来有人评论的，如今那种多卷本、超大篇幅的科学通史（以及类似规模的其他历史）都是由诸多作者合作而写就，甚至绝大部分章节均只有对此特定专题有深入研究的专家一人写一章。相比之下，萨顿的精力、能力和魄力就不能不让人钦佩了。但萨顿最终毕竟没有能够完成计划中的通史，只写到中世纪，而戈革却最终以一人之力全部翻译完成了《尼耳斯·玻尔集》。

我还记得，《尼耳斯·玻尔集》过去是每译好一卷就出版一卷，其间曾遇到了无数难以想象的困难，先后由三家不同的出版社出版，而且最后还只出了前十卷。在这过程中，戈革先生为了《尼耳斯·玻尔集》，每次都要自己去找出版赞助，对于像戈革这样一位极有性格而且不善俗务的先生，这是多么困难之事啊！我也还记得，他总是嫌国外《尼耳斯·玻尔集》原版的编辑出版工作进展太慢，以至于他经常是处在等待的焦急中。他曾几次和我说起他的担心———担心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完成翻译和出版整部全套的《尼耳斯·玻尔集》。如今，这部全集终于出全，虽然是在身后，戈革先生的在天之灵总算是可以为他这一超常宏愿的实现而瞑目了。

江晓原：在这次的新书发布会上，有媒体记者问我：这《尼耳斯·玻尔集》，主要适合什么人阅读呢？这个问题要简单回答倒也不很容易。

那些正在“前沿”拼命奋斗写SCI论文、争取课题项目的物理学家，我看是不会有时间来读这部鸿篇巨制的，因为这对他们来说远不是当务之急。

物理学史的研究者呢？按理，就这部文集来说，他们应该是最直接的受益人。不过现在物理学史的研究者也急着写SCI论文或CSSCI论文，也急着争取课题项目，除非他是以玻尔为主要研究方向的，否则恐怕也不大愿意抽出时间来读这部《尼耳斯·玻尔集》。

从文集的内容来看，没有足够的物理学素养，绝大部分内容是读不懂的。所以它并不是适合广大公众的读物。

那还有谁来读呢？

这让我想起一件轶事。有一次，在史蒂芬·霍金主编的《站在巨人的肩上》中译本新书发布会上，一位应邀前来参加发布会的人文学者对我说：“我知道这书我是看不懂的，我也没指望看懂，但是我就是想看看这些天文学、物理学大师的著作究竟是什么模样的———在《站在巨人的肩上》一书中，霍金选择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牛顿、爱因斯坦五位大科学家的原始著作。”

这位人文学者的话，令我印象深刻。但是，难道《尼耳斯·玻尔集》就是为这样的带有某种猎奇色彩的读者准备的吗？当然不是，戈革教授的在天之灵也不会同意。尽管如果看到《尼耳斯·玻尔集》读者中有这样的人，戈革教授也会笑而置之，但《尼耳斯·玻尔集》无疑是为另外一些读者准备的。

刘兵：像你说的这样的读者其实是可能存在的，但数量应该不会很多。

霍金对“巨人”的选择，就有爱因斯坦却没有玻尔，由于前面讲的已经存在的社会建构，既然玻尔在社会上和公众中的现有知名度还没有达到与其成就相称的地步，出于猎奇的心理来阅读《尼耳斯·玻尔集》的读者确实不会太多。而且戈革先生的在天之灵如果仍同他在世一样有个性，也确实会对此大不以为然。

但我以为，还是应该有一些特定的读者会可能阅读这套巨著并获得收获的。在以前，戈革先生曾对原来出版的《尼耳斯·玻尔集》的印数之少颇为不满，他曾说，如果每所有物理系的大学都买一套，也不会是当时的印数。然而，现实就是如此的不尽如人意，从当时的印数来看，的确有物理系的大学并未能都买过一套。这里面固然有许多复杂的原因，这里先暂不展开讨论。不过，正像一个有身份的大家族在有可能时，总会存有一套家谱一样（尽管并不会有人天天去翻阅家谱）。如果说，一个物理系连一套《尼耳斯·玻尔集》都不买，那这个物理系肯定是有问题的。而在理想情况下，一个学物理的学生（这人数应该是不少的）有机会翻翻这套书，恐怕就像了解其长辈祖先一样是有意义的。在今天许多高校购书经费比以前有所好转的情况下，应该有更多的有物理系或与物理相关的系的学科是有可能而且应该购买这套书的。其实我们可以设想，许多图书馆都会定期淘汰一些“过时”的图书，但在正常情况下，存有《尼耳斯·玻尔集》的图书馆，通常是会将这套书永久地收藏的，这甚至有一种文化象征的意味。

另一个可以想到的说法是，世界上许多书并不都是摆在那里随时让人阅读的，就像《百科全书》一样，许多书实际上主要是供人在需要时查阅的。这样，不仅仅只是专门研究玻尔的人，就是研究物理学史、科学史或科学哲学等相关学科的学者和学生们，在真正深入研究许多问题时，其实也都是可以查阅此书而有所收获的。

当然，如果我们更乐观一些，觉得未来还会有一些真正有物理学理想的学者和学生，作为一种超越当下暂时利益的阅读，作为一种对大家风格的追求，我认为，这套书肯定也是值得一读，至少值得翻阅的。

这样说来，潜在的读者（还不算那些因更偶然因素而来的读者）的数目，与哪怕现在这套书的印数相比，已经不算少了。至于这种潜在是否以及会在多大程度上变为现实，那就不是出版者所能左右的事了。

江晓原：你的想法实在大得我心。本来我打算说“这套书是为未来读者准备的”，因为担心太“文艺腔”了，就没有说出来。我的意思是，如果未来有不那么急功近利的时代，有不那么急功近利的读者，他们是会读这套书的———如果在这里谈论纸质书会被电子书替代之类的话题，那就离题万里了，我相信人们还会阅读纸质书。

你认为“一个物理系连一套《尼耳斯·玻尔集》都不买，那这个物理系肯定是有问题的”，这让我想起我多次提到过的杨振宁的一个说法：他建议青年学者要“经常思考最基本的问题”———他正是在谈论物理学的时候这样说的。那些迷失在“前沿”的急功近利的SCI论文和项目课题中的人，当然无暇阅读《尼耳斯·玻尔集》，但如果物理系有个把有志向的青年教师或研究生，愿意遵循杨振宁的建议思考最基本的问题，那玻尔文集中的不少篇章，就是他应该认真阅读和思考一番的了。

另外，对于科学史研究者，特别是物理学史研究者，以及科学哲学的研究者来说，《尼耳斯·玻尔集》的出版实在是大大的功德，文集为玻尔、量子物理学史和相关哲学争论的研究者提供了相当完备的第一手资料。所以，每个有科学史系或科学史及科学哲学研究机构的大学图书馆，也肯定应该购入一套《尼耳斯·玻尔集》——这样的大学在中国应该数量也不会太少吧？

刘兵：是的，每个有科学史系或科学史及科学哲学研究机构的大学的图书馆，确实也应该购入一套《尼耳斯·玻尔集》！因为无论从当代物理学史的角度，还是从与物理学史密切相关的科学哲学的角度，在量子论创立初期做出了重要贡献的玻尔，对一代物理学家的培养作出了重要贡献的玻尔，以及对物理学哲学有着独特思考的玻尔，都是绕不过去的人物。虽然在与前面类似的分析中，我们也可以设想，在当下急功近利的研究潮流中，那些只关注政府课题，只想着如何为经济发展服务的所谓“科学哲学”甚至于“科学史”，也不太可能去关心这些更基础性、更本质性的物理学史和物理学哲学问题。但那样的研究，肯定也是有问题的！

在当下与科学史、科学文化相关的研究中，虽然也有一种转变，即从只研究那些“伟人”，到开始关心普通科学家和公众，但一些特殊的“伟人”，仍有值得继续研究之处，尤其像玻尔这样，既是极其重要和特殊，又远未得到应有的关注的“伟人”，更是如此。在随意的列举中，像玻尔的“互补哲学”，像他与爱因斯坦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关于量子力学、人类的认识与自然本性的争论，等等等等，值得研究的问题还有很多很多。许多年前，我在研究超导物理学史时，还专门就玻尔与超导物理学写过一篇文章呢。而且，综观以往的研究，就科学与社会、科学文化等方面对玻尔的研究，也还远远不够。

平时，经常会遇到一些研究者，说很难选定合适的研究课题。其实，无论是传统的，还是更新潮的，抑或是传统与新潮结合的选题，本来就倒处都是。像玻尔这样的人物，在对他的研究中可发掘的内容也是远未穷尽的。而要进行这样的研究，像《尼耳斯·玻尔集》这样的著作，恰恰为研究者提供了理想的基础性文献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