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其所以然”

摘 要：大数据在认识论上的一大特点是不知其所以然。其实，不仅是大数据，进入“后现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放弃、乃至批判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有种种表现形式。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再到不知其所以然，是认识过程的必由之路。后现代的不知其所以然是“后”知其然，也是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的综合。

关键词：哲学文化；知识；知其然；知其所以然；两条道路；实践

中图分类号：J0 文献标识码：A

知其然，进而知其所以然，这是中国古代流传至今对于认识过程的训诫，也是西方认识论和知识论追求的境界，现象与本质①两分，不仅要“know how and what”，而且要“know why”。然而，在大数据汹涌而来的大浪中，但求知其然，不求知其所以然，成为大数据认识论的重要特征。其实，不仅是大数据，21世纪认识论的一个重要特征正是放弃、乃至批判知其所以然。本文旨在分析这一现象。首先，考察不知其所以然的种种类型。其次，论证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再到不知其所以然，是认识过程的必由之路，马克思的“两条道路”有助于说明这一点。最后，探讨不知其所以然的认识特征。

一、不“知其所以然”种种

何谓“知其然”？何谓“知其所以然”？知其然，也就是“know how and what”，是主体经由感官所获得的直接、当下的认识，所接触到的是事物的现象层面。其特征是，知其当下，不知其过去未来；有一说一，未可举一反三；因人而异，众说纷纭。特定的个人在独一无二的语境下以全身心感受独特且丰富的对象，属于认识的“感性阶段”。知识尚嵌入于特定的主体、对象和语境之中，因而是意会知识和嵌入编码知识。为了可以探索对象的规律，由此及彼，以及进行人际交流，有必要从现象到本质，知其所以然是主体经由大脑对感性认识的加工处理，深入到事物的本质，是为认识的理性阶段。此时的知识已经从特定的主体、对象和语境之中分离出来，成为波普尔所提出的客观知识，也就是非嵌入编码知识②，因而可以举一反三，解释更多的现象，知过去未来，以及可以在不同主体间交流和共享。然而，随着人类认识的发展，以及对认识过程本身认识的加深，人们日渐发现，在认识中越来越“不”知其所以然。“不”知其所以然有多种情况，如不经、不能、不必、不可、不重，等等，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类：因认识对象之故而不可，由认识主体之因而不能，以及因实践优位之故而不必③。就认识对象的变化而言，首当其冲的可以说是信息爆炸，乃至只得忽略小数据而只顾大数据，以及需要“学会遗忘”。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信息，已经不可能一一甄别、归类，以究其所以然。大数据认识论的一大特点，就是知其然而不求知其所以然。其次是在科学发展中认识对象的变化所致。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当代科学的发展趋势。其一是沿量子阶梯向下，沿宇宙演化方向回溯，探索更低层次的物质及其结构和更早阶段宇宙形态。在这一过程中，机械的一分为二碰壁，俄罗斯套娃走到了头；层次之间互为组成和被组成，以及互为因果关系。“所见即所得”，又何来、何为“知其所以然”？其二是沿量子阶梯向上，与宇宙演化方向一致，探索生命乃至意识。对象如此复杂多变，牵涉因素如此之多，一个现象，可以有一万个原因。玻尔清楚知道，若是简单地按物理和化学方法来做生物学实验就会杀死生命。其三是沿量子阶梯扩展，这是当代科学发展的主流。把近现代科学数百年得到的成果，也就是抽象的概念、严谨的体系、铁的必然性，以及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般理论，与具体的对象、活生生的现实、无穷无尽的特殊语境，以及与这些语境和现实不可分割的独特主体相结合。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对于近现代科学具有否定性的概念，如不确定、非有序、非对称、破缺、纠缠、模糊、分形、嵌入、涨落、分岔、不可逆、涌现、突变、超循环、混沌，等等。这些概念本身的否定性正说明，在21世纪的今日，近现代科学所追求的知其所以然之不可能。记得在电影《波隆贝斯库》中的小女孩问主人翁一连串“为什么”，直到波隆贝斯库哑口无言。值得注意的是，当科学沿三个方面前行之时，必然渐次进入人文社会科学的领地。由于主体各自的初始条件和边界条件不同，价值观各异，以及利益相关，因而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更难达成一致的知其所以然。就认识主体而言，一方面，面对如潮水般涌来的信息，面对如此复杂彼此纠缠难辨由来未知去向的信息，面对大千世界形形色色语境中的声色犬马，以及视频、音频、触屏（还会有嗅觉、味觉，甚至直觉）对主体感官的全方位刺激和互动；另一方面，现有的概念体系抽象严谨、边界清晰、逻辑分明，难以以这样的概念去把握活灵活现、复杂多变的对象。正因为此，那些后现代的论著往往不得不成为一连串矛盾对立概念的堆砌。作者难以表述，而读者则如堕云里雾里，不知所云，难以卒读。再加上主体认识的路径依赖、价值偏好，以及利益捆绑，不可能置身度外，只能以全身心去感悟，沿着或多或少被锁定的路径，以及带着某种偏向去认识。重要的不再是“because of”，而是“for what”，是“目的因”。在这种情况下，又如何指望认识主体得出普遍、抽象、一般，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知其所以然”？实践优位的影响。上世纪末以来，学术界日渐兴起实践优位之风，可以认为是自笛卡尔的“认识论转向”至今的又一次转向。“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一个多世纪前，马克思已经预示了这一转向。关于“实践优位”的论述汗牛充栋，此处略作补充。社会发展未必样样都要经历非嵌入编码知识，都要知其所以然，在林林总总的实践活动中由生疏到熟练——积累意会知识，知其然即可，“know how to do learning by doing”，同样推动个人与社会进步。从笛卡尔至今，世界正在并已经从“我思故我在”和“以头立地”的时代走向“建构”的时代，一切都在涌现和建构之中。其实，老子早就洞悉这一从“知”到“行”到“知行合一”的过程：虚无无形谓之道，化育万物谓之德④；以无为之谓道，舍之之谓德⑤。“化育万物”便是“建构”，而“舍之”，“舍”掉的或许正是知其所以然。探索“本质”或“知其所以然”，旨在排除个人对认识结果的影响，进而排除人作为“类”的影响，后现代思潮否定“客观”的可能性进而“客观”本身，“实践优位”则进一步突出在知其所以然之后“知其然”的目的性、主体性、嵌入性（时空初始和边界条件）和价值导向。还需要指出，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日，由于科技黑箱⑥的进步和广泛使用，实践的地位进一步提升。科学技术的成果主要表现为科技黑箱，科技黑箱是这样的“装置”，包括科学技术和人文社会科学在内的知识集成于其中，使用者无须知晓其中的原理或知其所以然，如同面对黑箱，只需按规则操作，也就是知其然，即可获得预期的结果。试想，在苹果、三星的用户里，又有几人熟稔其中的科技原理？随着科技黑箱越来越丰富，其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实践优位”不仅是科学哲学的理论，而且就是现实的生活。随着一方面科技黑箱越来越黑，其中的知识越来越高深难懂，另一方面人机界面更为友好，“一键式”操作进一步普及，使用者也渐次成为认识上的“懒汉”，自甘为“傻瓜”，与“知其所以然”渐行渐远。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在知其所以然之后的“知其然”所具有的浓郁的主体性，这一点与科技黑箱的人机界面友好相结合，无论是“傻瓜”有意为之，还是不经意间的误操作，可能增加科技双刃剑的风险。

二、“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与马克思“两条道路”的对应关系

马克思关于认识过程的“两条道路”⑦为人所熟知。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这是认识过程的必由之路，这一认识过程与马克思的“两条道路”有对应关系，并且可以由“两条道路”推知在知其所以然之后必然会走向不求知其所以然。从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正是在“两条道路”上由第一条道路行进到两条道路的转折点；由知其所以然到不求知其所以然则相应于由转折点通往第二条道路。“如果我从人口着手，那么这就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经过更贴近的规定之后，我就会在分析中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于是行程又得从那里回过头来，直到最后我又回到人口，但是这回人口已不是一个混沌关于整体的表象，而是一个具有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了。”在“最简单的规定”的前后分别是“两条道路”。“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抽象、分析、比较、分类和归纳等位于第一条道路的方法建立起前后相续步步深入的联系（可以有重叠和反复），在思维中步步深入，距知其然，也就是个体在独特的语境中所感知的鲜活的现象越来越远，距本质越来越近，直至“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然后，类比、直觉、顿悟和假说等方法在转折的关节点上发挥继往开来的作用。一方面总结提炼由第一条道路得到的成果，揭示背后的原因也就是知其所以然，另一方面指引第二条道路，经由演绎和综合提出预言和设计实验，与此同时也就是完善自身，由假说转化为理论。由此可见，在思维过程中，分析之后并不紧接着综合，演绎也并不紧随在归纳之后，在这两组方法之间还要经由假说等方法，思维过程必须经过转折。通常总是把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作为某种“对偶”的方法，这是因为它们正处于两条相反的道路上。然而，在科学研究中这些对偶的方法并不直接相连，而是必须经由转折，因而不可以以知其然，由归纳得到的结论直接作为演绎的大前提。必须经由假说、顿悟……揭示由归纳等第一条道路所得出结论或“知其然”背后的原因和本质，知其所以然，以此作为演绎的出发点。未经转折点的演绎，犹如登山者在半山腰浅尝辄止，然后或者由原路返回，风景依旧；或者另辟蹊径，可能陷入登山者未知而令其陷入茫然的歧途。转折点则是登顶，一览众山小。脚下是成为主体一部分的已经攀越的山峰，眼前是山峰融入于新的语境之后的涨落和涌现中的细节⑧。在认识之初，第一条道路开始之际，所感知的是多样与多变的现象，杂乱无章而不可信，因而追求稳定、抽象、一致的本质，知其所以然，走的是由无迹可寻的山间小径收敛到“最简单的规定”的道路。登山之途多种多样，然大山之巅唯一。当第一条道路走到尽头迎来转折之时，一旦迈上第二条道路上，由知其所以然得知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在由大前提向小前提演绎推理之时，必然与个别和具体的对象相结合，与特定的语境相结合，以及渗入特定主体此时此地此情此景下的心绪和喜怒哀乐。大山之巅唯一，然各色人等下山之途发散而多种多样。一旦跨过转折点，在第二条道路之初，认识过程与刚踏上第一条道路时一样，同样是对已有认识的批判，不过此时所强调的是，大山之巅并非是没有山脚和山腰悬在空中的幻象，客观世界不存在脱离现象的本质、不变的基础或宏大叙事，存在的是在特定语境中，以及与主体脱不了干系的个别而又独特的对象。这就是反本质主义、基础主义和宏大叙事，以及不“知其所以然”。伴随着对转折点的批判，认识过程踏上了第二条道路。顺便说，中国古人参禅的三重境界“见山是山。见山不是山，见山又是山”与之似乎也有相通之处。两条道路还折射出认识与实践关系的演变历程。在人类之初，认识与实践处于混沌状态，实际上认识几乎完全被实践所淹没。随着认识发展和社会分工，一些先行者衣食无忧并有了闲暇时间，认识从实践中分离出来并走上自身的发展道路。在随后的日子里，认识一路前行，古希腊是预演，笛卡尔完成认识论转向，“我思故我在”，重要的是“思”，唯有“思”方可证明“我”的存在，从而吹响第一条道路上以知其所以然为目标的进军号。到18世纪、19世纪“以头立地”之时，理性攀至顶峰，实践则退避三舍，与“我”的存在无关。然而顶峰即意味着转折。就人类全部的认识过程而言，理性张扬的极点便是两条道路的转折点。在第二条道路上日渐意识到认识的局限。随着主体的全身心参与，第二条道路已不仅是认识，更是建构。“分析是研究，综合是创造”⑨，“化育万物”。此消彼长，实践地位抬升，进而“优位”。重要的是“行”，“行”涵盖“知”。由知其然，经知其所以然，到不知其所以然，大致对应于两条道路的第一条道路、两条道路的转折点，以及第二条道路。在波普尔“三个世界”和波兰尼知识论的视野下，在第一条道路之初，三个世界处于原始的混沌之中，客观知识尚未从世界1和世界2分离出来，是为意会知识。在两条道路的转折点，所谓“最简单的规定”、本质，或者知其所以然，就是客观知识世界3与世界1和世界2分离，与独特的对象和主体无关，与特定的语境无关，因而是非嵌入编码知识。而后展开的第二条道路，客观知识世界3重新与世界1和世界2相结合，表现为嵌入编码知识和意会知识。此时的世界1和世界2不仅包含一开始的世界1和世界2，而且将无限扩展。第一条道路具有终点，亦即三个世界的分离，达至最贴近的规定；第二条道路因对象的无限性，研究主体的无限性，认识过程所处语境的无限性，以及三个世界组合的无限性，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以至永无止境⑩。

三、“后知其然”

当下的“知其然”与远古到古代的原始思维（列维·布留尔）或野性思维（列维·斯特劳斯）有相通之处，同样没有现象与本质之分，等等，然而二者却有着根本区别。古人的知其然是在认识之初，主体、客体，还有语境完全融合在一起，处于原始的混沌之中；认识与实践不分，确切地说，认识淹没于实践之中。生活在同一部落的个人，因其生存环境相同，一起面对共同的挑战，在部落内形成可以心领神会相互感应的意会知识和交流共享的嵌入编码知识，如图腾。但是不同部落的实践活动迥异，知识不可通约，彼此间为争夺资源而战，所谓“春秋无义战”。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而不同”、“将心比心”可以认为是对古代知识不可通约的一种解决方案。这种方案是如此成功，以至传统文化得以延续至今；同样，这种方案是如此成功，致使中国走出传统困难重重。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人类的认识正在朝着远古回归，再一次走向“知其然”。为区别于古代的“知其然”，按眼下时兴的表述方式，称之为“后知其然”。“后知其然”既不同于在第一条道路之初的一无所知，从零开始的知其然，也不同于两条道路的转折点，排除对象、语境和主体所有特殊性的知其所以然，而是知其然与知其所以然的合一。“合一”，赋予“后知其然”与“知其然”的三个不同点。其一，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在从事任何个别特殊的认识之时，不是从零开始，因为其大脑已经经历了逻辑思维的基本训练，心目中已经有了人类以往认识所积累的共享的非嵌入编码知识、为人的底线，以及基本的审美观，是带着这样的真善美去进行新的认识和实践。其二，知行合一。在作为“优位”的实践中，必然会以以往所接受的全部知识去审视实践对象，“计算”实践过程，衡量实践结果。换言之，以往的认识渗透到实践的全过程。在实践中，既“learning by doing”，又“know how to do”。其三，“后知其然”具有非嵌入编码知识的“硬核”，正是这样可以共享的硬核，使得形形色色和此消彼长的社群，以及个人之间得以交流，全球化已经是当今世界不可阻挡的潮流。虽然由于利益和发展阶段等原因，各国间纷争不断，但毕竟知识可以通过“隐喻”等途径求得彼此间的通约，可以坐下来讨论贸易规则、气候变暖。由此三个不同点可以得知在“后知其然”时代的认识途径和方法。多年前已有人提出分析与综合的结合，实质上是第一和第二两条道路上方法的结合，之后有三论和新三论，眼下得到大规模应用的复杂性科学的方法更贴近“后知其然”。复杂性科学将人类所积累的“知其所以然”与复杂和涌现的对象相结合，不是将后者还原、归结为前者，而是将前者“拆零”、“细分”，并按特定目的和特定对象的要求加以综合后应用于后者，将空间上如“蓝牙”般的关系与时间上的涨落、涌现、分岔等相结合。例如，“力学的未来就是直接与复杂工程纠缠在一起的基础科学”B11。在这一过程中，直觉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近日，国外学术界已提出“直接知觉论”B12，既承认“直接知觉是一种系统事件”，同时又试图一方面“继承格式塔心理学的行为研究方案”，另一方面又以“生态物理学”作为“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科学基础”。而自然主义认识论，则是“一种关于知识来源和性质素朴的常识，它不仅仅认为知识来源于直接经验，还认为知识来源于独立于经验的自然的直接作用”。这样的“直觉”，既保留了原始思维的“互渗”，同时也充实了现代科学，相当于在感性和理性之后的悟性。相对于“后知其然”本身的特点来说，复杂性科学也好，“自然主义认识论的直接知觉论”也好，尚有待进一步突出主体的作用，包括主体间的通约，进一步突出“建构”和“化育万物”，也就是实践的地位。在“上下”、“高低”、“内外”等对偶的范畴中的每一方都具有相对性，同样，“知其然”和“知其所以然”也具有相对性B13，“后知其然”或许是为高阶的“知其所以然”做准备。譬如，在只求知其然的大数据的背后，或许还隐藏着高阶的知其所以然。基于这一考虑，未来的研究大致有以下特征：其一，每一个具体课题都彼此相关，进而有全球化的视野，并因其实践性（如前述，包含认识）而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反过来说，也就是在全球化和人类命运的视野下选择并研究某一课题。其二，因研究涉及大量人文社会科学，必然要求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和心理学等相关领域学者的参与，形成联盟。其三，作为“高阶”的研究，必然要求哲学（此处的“哲学”超越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参与，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以及价值观和历史观将合为一体。在以往的认识过程中，哲学一路抽象到云端，居高临下“指导”科学等各学科，如今不仅是哲学家的零距离直接参与，而且在于研究者本人的哲学素养，以提升研究者立意的高度，挖掘研究的深度。科学将伴随着对科学的反思，对科学的反思则成为科学的组成部分。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考虑，有人断言，高阶的研究“必定以中老人群体为主”B14。（责任编辑：楚小庆）

① 需要说明，在中国语境下，知其所以然不仅指所以然背后的因果关系。由知其然到知其所以然相应于从现象到本质。

② 吕乃基《论非嵌入编码知识》，《自然辩证法研究》，2006年第1期，第104-107页。

③ 此处的“不经、不能、不必、不可”等并非在语义上精确对应且彼此正交，只是大致对应。

④ 黎翔凤《管子校注》，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759页。

⑤ 同④，第770页。

⑥ 吕乃基《论科技黑箱》，《自然辩证法研究》，2001年第12期，第23-26页。

⑦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⑧ 吕乃基《马克思“两条道路”的科学方法论意义》，《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2年第3期，第7-12页。

⑨ 《自然辩证法概论》教学大纲第三章，（2011年9月20日稿）。

⑩ 吕乃基《马克思“两条道路”视野下的科学哲学》，《长沙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