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捉放曹”及其他

《三国演义》第四回，曹操刺卓未成，仓皇出逃，路经中牟县为陈宫手下所获。陈宫自非俗吏，视曹操为忠义之士，不但将其释放，自己亦弃官随之逃亡。曹操慷慨放言：“吾将归乡里，发矫诏，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诛董卓。”这匡扶汉室的大目标着实让陈宫眼前一亮，竟毅然挂冠相从。可是，途中杀吕伯奢一节，完全颠覆了陈宫的英雄想象。曹操因疑心而错杀吕氏一家，并不认悔，却说“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这让陈宫看出这人“原来是个狼心之徒”。最后在客店里，他想杀掉已经熟睡的曹操，拔剑之际转念又想：“我为国家，跟他到此，杀之不义。不若弃而他往。”（第五回）结果撇下曹操赶紧闪人。

小说中这个段子，就是京剧《捉放曹》的基本剧情。但小说轻轻带过的一转念，在京剧里成了压轴的重头。陈宫在客店里寝食难安，听着一遍遍更鼓响，从初更耗到了五更，“一轮明月照窗下，陈宫心中乱如麻”，于是一连大唱“悔不该”。曹操做什么事情从来不后悔，后悔的是陈宫，他必须为价值选择付出内心的究诘。曹操可以不仁，陈宫却不能不义，这个故事纠结于“仁”与“义”的冲突。在《三国》叙事语境中，“仁”是小德，“义”是大德，“义”字所涵括的忠勇节义往往有着更多的指向—不但关乎士者理想、襟怀与局度，更关乎国家社稷，亦乃君君臣臣体制内之政治正确。陈宫不杀曹操，自是深明“我为国家”之大义。

弃曹之后，陈宫与曹操还有两次相遇，两次言语交锋都离不开“仁”的话题。第十回中，曹操因父亲一家被陶谦部将张闿所害，起兵讨伐徐州，陈宫来为陶谦说项。陈宫谴责曹操沿途屠戮百姓之“不仁”，曹操却反诘其当初背弃而去之“不义”。曹操有曹操的道理：“仁”乃良心与情感，指向个体一端;“义”则表示责任与担当（或可谓之中国式契约精神），包含士者以社稷为念之操守与使命。曹操显然不能接受以“仁”害“义”的道理—按誓约“召天下诸侯兴兵共诛董卓”，曹操并未食言，所以认为是陈宫背信弃义。及至第十九回，吕布在白门楼被缚，陈宫一同推出问斩，二人再度见面。曹操本想劝降，以其老母妻子相胁迫，陈宫却道：“吾闻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很明显，这是据于道德制高点反制对方（陈宫引颈就刑之后，曹操还真是善待其老母妻子）。他径步走下城楼时，曹操大有留恋之意，书中写道：“操起身，泣而送之。”这是矛盾纠葛中的无奈与悲凉，绝非忽然来了仁爱之心。可是陈宫不降，没有转圜之机，曹操只能硬着头皮践越“仁”与“不仁”的话语陷阱。

《三国》人物中，吕伯奢身份迥异，他顶多是个庄园主，并无军政背景（虽然扯上曹父结义兄弟）。故事里窜入这样一个人物，实已嵌入个人化叙事话语，难免产生修辞风格的差异。《三国演义》话说天下大势，推其治乱之由，本是演绎各路豪强消长相倾，按说无暇顾及平头百姓之个人命运。其实，吕伯奢只是一件活道具，符号化的芸芸苍生而已。这里忽然拈出曹操因生疑而杀人的插曲，是写其“不仁”，也是表现一种杀伐决断的性格。写吕伯奢无辜被害，自非悯恤苍生，而是交代陈宫与曹操分道扬镳之由。曹操杀吕一事，不见于《三国志》，却也并非小说家虚构，它来自裴松之注释所引诸史：

（王沈）《魏书》：“太祖以卓终必覆败，遂不就拜，逃归乡里。从数骑过故人成皋吕伯奢，伯奢不在，其子与宾客共劫太祖，取马及物，太祖手刃击杀数人。”

《世语》：“太祖过伯奢。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备宾主礼。太祖自以背卓命，疑其图己，手剑夜杀八人而去。”

孙盛《杂记》：“太祖闻其食器声，以为图己，遂夜杀之。继而悽怆曰：‘宁我负人，毋人负我！’遂行。”

其中王沈《魏书》成书在《三国志》之前，是陈寿撰史的基本材料之一。但陈寿撇除了这种个体偶发事件，大概以为此等叙事过于细碎，不似史家之笔。其实《魏书》倒是官修史著，从裴注诸多引述可见此书颇重言语细节（魏晋文士品藻人物大抵如此）。照《魏书》这个说法，曹操应是正当防卫，按说陈寿毋须为之避讳。但问题在于：如果任其枝蔓衍生，未免给《魏晋世语》和《杂记》里曹操因疑杀戮的故事提供了茬口。以陈寿的“大叙事”眼光来看，历史应该符合具有某种演化轨迹的构想形式，在中牟县乡村发生的这一幕（不论是被人打劫还是因疑杀人）都与本质化叙述无关。所以，作为过程之镜像，史家叙事不应该出现吕伯奢及其家人（或宾客）这样的干扰因素。

史家往往采取这样的原则：过程尽可屏蔽，绝不能纵容想象。

对照裴注提供的大量补遗性质的引述，可以看出，陈寿对许多事件都做了芟夷枝叶的处理。抹去其中的细节是为了不纠缠历史真相，按当今的说法就是“宜粗不宜细”。譬如，关于曹操父亲被害一事，《三国志·魏书·武帝纪》说是“为陶谦所害”。但韦曜《吴书》给出的说法是陶谦部将张闿见财起异，并非陶谦授意。《吴书》亦是《三国志》所据资料来源之一，但此节陈寿偏弃之不用。这样处理便是坐实曹嵩为陶谦所害，等于给曹操讨伐徐州提供一个正当理由。清人赵翼《廿二史札记》举述《三国志》种种“回护过甚之处”，此即一例。在《武帝纪》中，凡有损曹操形象的负面事况，总是千方百计回避。譬如，写曹操大败的赤壁之战竟无任何过程叙述，仅以寥寥数言咎于疫情：“公至赤壁，与（刘）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又，《蜀书·先主传》：“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相反官渡之战曹操以少胜多，则长篇累牍、大书特书。再如，建安二年战宛城，其曰：“张绣降，继而悔之，复反。公与战，军败，为流矢所中，长子昂、弟子安民遇害。”此节亦故意隐去曹操一桩糗事。张绣何以“悔之”又“复反”，这里只字不提。《张绣传》说到这一节躲不过去，乃谓：“太祖纳（张）济妻，绣恨之。太祖闻其不悦，密有杀绣之计。计漏，绣掩袭太祖。”原来是曹操战地猎艳，临时包养了张绣的婶子，弄得人家很没面子，只好撕破脸皮。如何掩饰曹操种种秽行，委实让陈寿大费周章。

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家这些伎俩很像《一九八四》中温斯顿那个真理部档案司的工作。

其实，前人看得很透，明儒焦竑有曰：“法《春秋》者曰‘必须直辞’;宗《尚书》者曰‘宜多隐恶’。甚者孙盛实录，取嫉权门;王韶直书，见仇贵族。致使阁笔含毫，狐疑相仗。刘知几谓之‘白首可期，汗青无日’，盖叹之也。”（《澹园集》卷四《论史》）

《三国志》不写“杀吕”，同样也没有其前戏“刺卓”之事。当然，很难说曹操刺卓是否曾见史家记载，魏晋史著大多亡佚，其事死无对证。不过，裴注引王沈《魏书》提到，当初何进、袁绍谋议解决阉宦问题，曹操反对召董卓进京，认为“当诛元恶”。小说中“但付一狱吏足矣”之语即出于此。其初“元恶”是十常侍，以后是董卓;当初曹操的建言未被采纳，此时京都大乱，何不自己动手？以曹操的思路和行事风格未尝不做此图谋。小说家写刺卓，大抵基于这样的情理。其实对于刻画曹操之壮怀、之机警权变，此节极为重要。

然而，对应“捉放曹”及其之前这一段，《武帝纪》仅三言两语：

（董）卓到，废帝为弘农王而立献帝，京都大乱。卓表太祖为骁骑校尉，欲与计事。太祖乃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出关，过中牟为亭长所疑，执诣县。邑中或窃识之，为请得解。

按此叙述，曹操确曾离京潜行，途中确实被人执缚，但陈寿不在乎这里边是否有一个精彩的故事，至于此中有何原由亦按下不表。这里，关键是写出曹操不与董卓沆瀣合流。陈寿要表明曹操心存高远、自有瞻瞩，只能约略交代弃董而去的事状。但是，为何“变易姓名，间行东归”，却又含糊其辞。曹操如果不是“图谋不轨”，不至于落到像是被通缉的地步。其中显然隐去了一段史实。

史家笔下如此闪烁其词，宛似一页漶漫不清的记录，给人留下许多想象的余地。

也许，在陈寿看来，像曹操这样一个“运筹演谋，鞭挞宇内”的大人物，实不该去充当这种干脏活的杀手，何况谋刺未遂又像是黑道马仔跑路，更逊于专诸、聂政一类。

正史与野史，史家之叙史与小说家之讲史，其人物定位自有差异，着眼点是如此不同，很难说何者是具有“合法化”功能的历史叙事。

逮住曹操的中牟县那位亭长显然不是陈宫。从裴注提供的史料看，曹操去见吕伯奢，亦并无陈宫同行。陈宫此人，《三国志》无传，《武帝纪》提到陈宫仅寥寥数笔，要则二处：一是兴平元年“张邈与陈宫叛迎吕布”，一是破下邳时“生禽（吕）布、（陈）宫，皆杀之”。《吕布传》中的陈宫只是吕布身边的策士，未见有何韬略，给吕布出谋划策多半不被采纳。史料表明，陈宫原先是在曹操手下，其时领兵屯守东郡，却率部投了吕布。《三国志》关于陈宫诸项事节大抵来自鱼豢《典略》：

陈宫，字公台，东郡人也。刚直烈壮，少与海内知名之士皆相连结。及天下乱，始随太祖，后自疑，乃从吕布，为布画策，布每不从其计。下邳败，军士执布及宫，太祖皆见之，与语平生，故布有求活之言。太祖谓宫曰：“公台，卿平常自谓智计有余，今竟何如？”宫顾指布曰：“但坐此人不从宫言，以至于此。若其见从，亦未必为禽也。”太祖笑曰：“今日之事当云何？”宫曰：“为臣不忠，为子不孝，死自分也。”太祖曰：“卿如是，奈卿老母何？”宫曰：“宫闻将以孝治天下者不害人之亲，老母之存否，在明公也。”太祖曰：“若卿妻子何？”宫曰：“宫闻将施仁政于天下者不绝人之祀，妻子之存否，亦在明公也。”太祖未复言。宫曰：“请出就戮，以明军法。”遂趋出，不可止。太祖泣而送之，宫不还顾。宫死后，太祖待其家皆厚如初。

小说中白门楼一节尽取之于此（《后汉书·吕布传》略同）。然而，有关陈宫的这些零星史料很难拼凑成一个完整的人物，这里让人疑惑的是“始随太祖，后自疑，乃从吕布”一句。陈宫背弃曹操投奔吕布，乃其命运之转折，可是《典略》并没有解释何以“自疑”，为什么要弃曹投吕。陈寿在《吕布传》里让陈宫这样劝说张邈：“今雄杰并起，天下分崩，君以千里之众，当四战之地，抚剑顾眄，亦足以为人豪，而反制于人，不以鄙乎！今州军东征，其处空虚，吕布壮士，善战无前，若权迎之，共牧兖州，观天下形势，俟时事之变通，此亦纵横之一时也。”这恐怕是陈寿的杜撰。言辞铿锵鞺鞳，却并未涉及国家社稷之大义，只是依傍豪强、浑水摸鱼的纵横家思路，实在看不出此人有何卓尔不群的胸襟或眼光。

另外，《资治通鉴》有一说法，陈宫“自疑”是因为曹操杀了一位叫边让的退休官员：

汉献帝兴平元年……前九江太守陈留边让尝讥议操，操闻而杀之，并其妻子。让素有才名，由是兖州士大夫皆恐惧。陈宫性刚直壮烈，内亦自疑，乃与从事中郎许汜、王楷及邈弟超共谋叛操。（卷六十一）

边让是当时有名的文士，《后汉书·文苑传》记其早年入大将军何进幕府，便有“时宾客满堂，莫不羡其风”之誉，而蔡邕对他更是推崇备至。曹操杀边让之事亦见此传。但《通鉴》说陈宫因曹操杀边让而“自疑”，乃与张邈部属共谋叛曹，其说不知有何来由。这种仗义而行的风格与陈寿笔下那个趁乱卖主的陈宫判若两人，倒像是《三国演义》里的陈宫。

边让不是吕伯奢，其影响要大得多。但不管曹操杀的是哪一个，都是“不仁”的佐证，足以让“刚直壮烈”的陈宫改变对曹操的看法。《三国演义》刻画陈宫这一人物，正是扣准了这种弃曹动机，塑造了“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的形象。而《典略》所记白门楼陈宫就刑前与曹操对话，同样也是大义凛然的气概，小说中二人问答全出于此。值得注意的是，陈寿在《吕布传》里保留了陈宫回答曹操挟其母相胁的发问，“老母在公，不在宫也”，其言亦壮。曹操闻之动容，于是便有“太祖召养其母终其身，嫁其女”的后事交代。如此看来，作为历史人物的陈宫应该有着某种难以掩抑的人格光辉，但陈寿主要以反叛曹操、辅佐吕布列其行状，怎么看也只是一个附骥流寇的江湖策士。

史籍的漶漫与抵牾给小说家留下了用武之地。小说中陈宫是一个比较丰满、完整的人物，他与曹操分道扬镳是价值取舍之异趣，显然这样处理更符合情理与逻辑。作为一个失败者，陈宫的命运令人嗟惜，然其咎责不在自身，因为他只是一个被叙述的对象。既然历史人物陈宫已经碎片化，被整合成文学人物的陈宫只能按人性的理则来塑形。

历史叙事从来都不是“以人为本”，即使讲史小说也只能是“以强人为本”。《三国演义》的陈宫虽“刚直壮烈”，却往往以常人心怀裁量人物、判断形势，这就注定他只能是一个不合时宜的悲剧人物。

“仁”，作为儒家学说之核心价值理念，当然是裁量人物的重要标准。其实，《三国演义》写曹操种种“不仁”之事，极为重视道德评骘。写尽曹操身上的道德污点，不仅是塑造复杂性格的文学手段，亦是为烘托刘备如何仁厚之侧笔。但作为一部讲史小说，《三国演义》绝非仁学教科书，其叙事逻辑归根结底受制于国家-英雄史观。分久必合（以国家为目标），由乱而治（以强人为主导），这番摧枯拉朽的大变局必是各镇豪强的风云际会，而整顿乾坤的使命亦必然悬诸道德之上。所以，对“仁”与“不仁”的究诘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在三国人物眼里，“仁”只是手段，不是目的，而即便作为目的亦未尝不能转化为手段，就像“修身齐家”总是为着“治国平天下”。

譬如刘备，此公可谓《三国》第一仁者，其仁厚之德，同样亦是策略与手段。刘备樊城撤退时携数万百姓渡江，路衢拥塞，日行十余里，有人劝刘备暂弃百姓先行，刘备说了一句“举大事者必以仁为本”（此句《先主传》作“夫济大事必以人为本”）;此际不肯忍心而去，自是“举大事者”之仁民思路，虽云难能可贵，却也并非仁心本义。所以，民间素有“刘备摔孩子—收买人心”的歇后语，这种诛心之论正是数百年来受众的灼见。其实，作为手段之“仁”，曹操亦擅用这一手，如刘备为吕布袭扰来投奔曹操，程昱力主除掉这潜在对手，而曹操偏是大有容纳之怀。再如关羽，失了下邳，与甘、縻二夫人同入曹营，曹操待之算得仁至义尽。所谓“举大事者”，“仁”与“不仁”总是跟目标与手段相纠集，细看此中之转圜，或孰轻孰重之计较，不难寻绎机会主义选择路径。

明季王夫之有谓：“天下至不仁之事，其始为之者，未必不托于义以生其安忍之心。”（《读通鉴论》卷九）这几乎是一项英雄造世的叙事策略。曹操的行事方式正是“托于义”，托于国家、朝廷，托于目标与纲领之大义，所以尽有诸多“不仁”之事亦无碍大局。在历史的宏大叙事中，“仁”的道德原则很难诉诸芸芸众生之个体关怀。在这一点上，小说家讲史与陈寿撰史有着大率相同的叙事原则。虽然小说明显有“尊刘抑曹”倾向，《三国志》则以曹魏为统纪，但这只是王业与霸业之区别，而王霸杂之才是英雄叙事的总体意向。

陈宫从杀吕一事中得出“操卓原来一路人”的结论，乃就二者“不仁”而言。但曹操毕竟不是董卓。在董卓手里黄钟瓦釜尽皆毁弃，而曹操倒有收拾山河的整合之功。比起袁绍、袁术、公孙瓒、吕布、刘表、张邈、张鲁等各路豪强，以及被曹操翦灭的董卓旧部，曹操明显胜在“国家”之名义，从“匡扶汉室”到“挟天子令诸侯”，都是打“国家”这张牌。其操弄国柄也是用周公辅成王的故事，这就是曹操执政的“合法性”。历史叙事永远是成王败寇，曹操一统北方，终成王霸之业，在史家眼里就是“明主”。王夫之纵论汉末乱局，有曰：“所谓雄桀者，虽怀不测之情，而固可以名义驭也。明主起而驭之功业立，而其人之大节亦终赖以全。惟贪利乐祸不恤名义者，不可驭之使调良……曹操可驭者也，袁绍不可驭者也。”（《读通鉴论》卷九）

其实在儒家祖训中，“仁”并非一个绝对的价值标准，孔子就说过，“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未有小人而仁者也”（《论语·宪问》）。这就是说：既为君子，“仁”与“不仁”就不那么重要了，君子未必都要做谦谦君子。即便刘备那样的“仁者”，自然也有“不仁”之事。小说第六十二回，刘备兵不血刃夺了涪关。次日犒赏三军，置酒作乐，书中写道：

玄德酒酣，顾庞统曰：“今日之会，可为乐乎？”庞统曰：“伐人之国，而以为乐，非仁者之兵也。”玄德曰：“吾闻昔日武王伐纣，作乐象功，此亦非仁者之兵欤？汝言何不合道理，可速退。”庞统大笑而起，左右亦扶玄德入后堂。

此番酒后吐真言，亦非小说家臆构，此节来自《三国志·蜀书·庞统传》，文字大略相同。“伐人之国，而以为乐”，庞统的讥刺实际上道出刘备内心的惶惑。曹操行“不仁”之事，托于义而无须责于内心，刘备却不同。刘备托于义，还想托于“仁者之兵”，而以“仁者之兵”行“不仁”之事，内心可谓五味俱全。第六十五回，刘备兵临益州城下，刘璋出降之际，刘备握手流涕对刘璋说，“非吾不行仁义，奈势不得已也”。

“奈势不得已也”，直是亮出一副硬道理：要振兴汉室，做大做强，一匡天下，兄弟只能对不住了。这种舍“仁”求“义”之说（并将牺牲之义理强加于牺牲者），使仁者刘备以生“安忍之心”，更是恶人曹操行事的一贯逻辑。其得已不得已，一概取决于战略发展之价值考量，此亦托于历史主义之“注定之目的”，古今同慨者也。

二一四年十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