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成牛胰岛素:大跃进时代的科学“卫星”?

总结报告清楚地反映了当时拟定报告时,政治因素所占的比重:“人工合成一个蛋白质有力地澄清了社会主义优越性,只有这种社会才有可能充分发挥群众大搞协作,使科学大跃进……就像一颗卫星一样,证明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在生化方面在短短几年中已经赶上并超过了国际水平,这将是震动世界的大事,大大提高了我国的政治威信及科学威望。”其中的一句话“群众协作”,也隐隐透露了其后合成胰岛素发展的走向。

胰岛素的人工合成工作量非常大,生化所缺乏有机合成的经验,人手也不够,生化所与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合作研究,在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后,各种反右倾、鼓足干劲运动也直接影响了胰岛素的研究方式——大兵团作战。

在北京大学,化学系及少量生物系的“革命师生”共约300人参加了这场运动。一大批“连氨基酸符号”还不认识的青年教员和低年级学生成为研究尖兵。他们号称“从无到有,从不会到会”,“遇到困难就学毛主席著作。”在有关领导“这是个重大的政治任务”、“拿不下来就摘牌子”的严厉要求下,大兵团作战开始了,同时导致的还有多个单位的竞争性生产。这段时间,有的工作骨干拼命工作,“赶也赶不回去”、“甚至两天不睡”……有人甚至把铺盖搬到了实验室,根本不怕有毒的药品。(熊卫民:“人工合成胰岛素背后的大兵团作战”,《党史纵横》,2006年。)

生化所党支书王芷涯还记得,曾经有个见习员,是个女孩子,在三楼把手伸出窗户摇瓶,摇着摇着就疲劳了,打瞌睡了,烧瓶掉下去了。这个烧瓶里面装的是一个八肽,后来大家就传:“八肽跳楼自杀了”。

大兵团作战实在不是科学研究应有的方法,不到几天,仅仅生物化学所的受伤人员就达到了12个。1960年7月,王应睐作为中科院代表团成员参加英国皇家学会成立300周年纪念活动,路过北京时,鼓起勇气向中科院党组的领导反映了对大兵团作战的看法:应该让队伍精干一点,都是熟悉业务的人,进展才更快。1960年7月,他们收到指示,大兵团作战,搞长了不行,应精干队伍。终于,轰轰烈烈的大兵团作战偃旗息鼓,科研重新回到正轨。

1965年9月17日,经过6年多的工作,中国的科学家们终于第一次用人工方法合成了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同年,《中国科学》发表了这项成果。

当时对于人工合成胰岛素的评述,有一种最为流行且振奋人心的说法,“这是中国科学家与诺贝尔奖距离最近的一次”。也有人认为,这个事件的意义完全可以与“两弹一星”相提并论。真的有如此重要的意义吗?为什么不能获得诺贝尔奖呢?很重要的一点是《中国科学》在国际上影响很小,因此国外对中国的工作了解非常少。

直到尼克松访华后,杨振宁访问了上海生化所,提出要为胰岛素工作提名诺贝尔奖。当时的一位领导人称,诺贝尔是炸药发明家,是战争贩子,所以“我们去拿他那个奖金是有失身份的”,于是此事未成。1978年,杨振宁再次向邓小平提起此事。稍后,瑞典皇家科学院诺贝尔化学奖委员会写信给生化所的所长王应睐,请他推荐诺贝尔化学奖候选人名单。这次,中央领导人对此重视了起来,申请工作迅速启动。

1978年12月11日,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一个为期十天的“胰岛素人工全合成总结评选会议”,目的其实就是确定诺贝尔奖候选人,因为按照诺贝尔奖的规定,候选人不能超过3人。对于这种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项目,确定候选人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情。然而最终申报结果让中国人失望了,人工合成胰岛素虽然得到了提名,却名落孙山。其后出现了多种版本的分析,有人说是歧视,有人说是报复中国曾经不认同诺贝尔奖,有人说时间过得太久。但是或许真正的理由是,这一贡献未必是诺贝尔级的。

胰岛素从发起、研究、成果宣称及申奖,都笼罩着浓浓的时代因素与政治因素。课题的提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治上的需求;它的合成方法,在理论上早已得到了论证,只是实践上并没有人做过;从经济的效益上,这项工作也是“费力而不讨好的”。正如当时参加了这项工作的邹承鲁先生说的那样:“虽然胰岛素的全合成后来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集中那么大的力量,花费那么多的时间,究竟是否值得?如果把这样大的力量用在其他方面,对我国生物化学的全面发展是否更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