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派与奥地利学派“方法论之争”及其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

摘 要：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是19世纪世界上两个重要的经济思想流派，他们在19世纪中后期展开的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大论战名留青史。文章先对此次的论战经过进行了简单介绍，指出该论战是一场关于归纳和演绎两种方法的争论：历史学派主张运用历史归纳法分析经济现象，角度系统化；奥地利学派则强调运用抽象演绎法研究经济问题，从个体效用视角出发。然后分析了这场论战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方法论的演进特征。最后探究了这两大经济思想的碰撞与演进对现代经济学持续而广泛的影响。

关键词：历史学派 奥地利学派 方法论之争

中图分类号：F0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4）04-248-02

一、方法论之争的经过

德国历史学派作为一个在德国资本主义发展特殊历史时期应德国资产阶级改革需要而诞生的经济与社会学派，从19世纪40年代到20世纪一直活跃于欧洲的经济学界。历史学派对古典学派把利己主义作为经济分析前提的这种研究范式进行了否定，认为古典学派把经济学完全当成了一种单纯的利己主义行为，没有考虑从精神、道德和利他主义动机方面考察人对经济活动的影响。历史学派认为，法律、国家以及文化等因素也是与经济领域关系密切的因素，也是研究经济行为的重要前提。历史学派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不同民族经济发展特殊规律的学科。由于经济现象间互相联系，只能用综合归纳的方法分析。经济活动的变化发展决定了经济规律的相对性，而这种相对规律性只能从历史的类比中去发现。

论战的起因是门格尔曾发表过一部名为《国民经济学原理》的著作，然而德国当时的经济学界由历史学派把持，该书在德国并没有引起反响。历史学派认为，抽象演绎法对于研究经济学并没有多大的价值，经济学研究应该更加关注实践中的问题和经济发展历史。《国民经济学原理》在德国备受冷落令门格尔大失所望，门格尔觉得他有必要为社会问题的理论分析争取其应有地位，于是门格尔于1875年开始撰写并于1883年发表了他的《经济学方法论探究》（以下简称《探究》）。这部书的出版引发了两个学派之间长达20多年的方法论大论战。

在《探究》一书中，门格尔向德国历史学派发起了正式挑战。该书的核心观点是反对历史学派的归纳的方法，企图通过研究历史细节就解释清楚价格机制、货币等问题而否认经济现象的规律性，否定了经济学作为一门精确科学的事实。门格尔主张在他所坚持的经济理论和历史学派之间划分出一条明确的界限，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任务是揭示经济活动精确规律，其基本研究方法应该运用抽象演绎的方法，借助于理性思考从而得出科学的论断。

施穆勒在一篇书评中对门格尔发起的理论挑战进行了回应。他强调，历史归纳法是对理论的必要基础而绝不是对理论的放松，对于门格尔等人倡导的通过旧教条主义的蒸馏过千次的抽象定律的再蒸馏，来构建经济学的理论体系的研究方法，他强烈反对。施穆勒坚持声称他反对的是凭借主观假设和理想化目标去演绎得出的论断，而不是反对在研究中使用演绎的方法。历史归纳和抽象演绎两种方法在经济研究中都应该被使用，只不过二者的使用具有实质区别。施穆勒认为门格尔等人虽然重点考察了约束条件下的个人行为，却偏离了最重要的经济学回答——动态的制度。门格尔及其支持者被施穆勒称为“奥地利学派”以示自己以及历史学派的学者们与他们的区别，这个称呼此后一直为经济学界所沿用。

之后，门格尔写了一本名为《德国国民经济学的历史主义谬误》的小册子反击施穆勒的“挑战性的轻率批判”，在前言中施穆勒对德国历史学派的研究目标和方法进行了否定，认为其研究目标和方法比较模糊，是一种明显的缺陷，而这种缺陷持续了50年之久却没有得到克服。门格尔把发表后的小册子寄给了施穆勒，却被施穆勒毫不客气地退回，随小册子一并退回的还有一封篇幅不足半页纸的信。在信中，施穆勒无视来自任何的攻击，并阐明自己从不用德国教授好斗的方式进行文字之战继续让读者们感到无聊。之后这场论战持续到20世纪初，直至参战者感到厌倦表示调和才逐渐平息。

二、经济学方法论在方法论之争过程中体现出的演进特征

回顾这场方法论之争，我们发现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真正的分歧不在于经济研究中只能使用其中的哪一种，而在于他们对归纳和演绎在经济学中的地位有不同评价。这场激烈的“方法论之争”体现出了经济学史上方法论演进的一种特征：围绕争论展开的一种萌芽、成长与升华的过程。

每一次的理论学派间的争论都是经济学说史及方法论大发展的重要时期，究其原因不外乎三点：第一，在争论的过程中，各学派极尽阐述各家观点，将灵感整理成文字，整合分散的碎片状的思维逐渐系统化体系化，通过文章相互回应。第二，争锋相对的学术争论具有排他性，为了捍卫自身的观点，各学派会调用一切的力量以完善自身观点自圆其说。第三，争论到后期往往会掺杂进自利性的主观感情色彩，甚至上升到民族和国家高度，不同学派因为情感约束会更加自觉主动维护本学派的学说。就这样，方法论也在一次次的思想争论中步步演进。每一场关于方法论的争论背后都蕴含着人们对于自身的理想化追求，而历史和现实却证明，想要通过单一的方法既简单又准确地对客观世界进行描述几乎是不可能的。人们开始重新思考观察准确性与描述概括性之间的关系，并逐渐认识到只有结合归纳和演绎、二者各取所长才是更加明智的选择。

三、二者思想的延伸及对现代经济学的影响

1.历史学派的延伸。美国旧制度学派创始人凡勃伦的老师就是德国历史学派的经济学家，美国旧制度学派与德国历史学派的渊源深厚。我们可以把以凡勃伦为首的旧制度主义的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都看成是德国历史学派的发扬光大。旧制度学派和历史学派一样，强烈反对“理性人”假设，同时认为所有的文化制度都是一个有机整体，其决定因素众多并相互联系、相互依赖，经济现象只有放在一个渐进发展的历史—文化过程中才能更好解释和说明。

20世纪40年代以后，旧制度学派由于仇视主流经济学的标准理论范式，加之缺乏实证研究纲领及方法逐渐衰落。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沉默之后，凡勃伦和康芒斯的一些追随者于1958年成立了“沃德曼小组”（1965年改名为“演进经济学学会”），艾尔斯当选为首任会长。为了表彰对制度经济学有突出贡献的学者，该协会于1970年专门设立了“凡勃伦—康芒斯奖”，加尔布雷斯、格鲁齐和缪尔达尔都曾是该奖的获得者。20世纪80年代以后，旧制度学派思想传播到欧洲，成立了“欧洲演进经济学会”，很多年轻的旧制度主义学者原来是研究主流经济学的，后来发现主流经济学的静态分析和理想化研究模式不能解释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情况，于是转身投入到制度主义的研究中。20世纪60～70年代，新制度经济学在对主流经济学的批判中发展起来，但与旧制度经济学不同的是，新制度经济学抱着补充和发展主流经济学的态度，从未声称要与主流经济学划清界限，相反还使用主流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范式去观察和研究问题。即便如此，新制度经济学中关于交易成本的分析范式却依然能找到旧制度经济学的痕迹。上世纪80年代以后，诺斯在制度变迁中对路径依赖和意识形态等概念的引入、威廉姆森在经济分析中对有限理性的引入都显示出了新制度经济学向旧制度经济学和德国历史学派靠近的趋势。

2.奥地利学派的贡献和复兴。奥地利学派创建已有130余年，兴盛时期主要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总体来讲，奥地利学派关于经济周期理论、货币理论等问题的研究成就瞩目，其理论精华大都为新古典经济学所吸收。奥地利学派由于失去了研究方向也开始淡出人们的视线，留给人们最深的印象就是极力推崇自由主义，奥地利学派对自由主义的推崇奠定了新自由主义学派的理论基础。1974年奥地利学派的第四代传人哈耶克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并被认为是自由主义经济的舵手。20世纪80年代以来，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科斯纳对企业家行为和价格理论的研究标志着奥地利学派思想的复活。一些其他奥地利学派的追随者还对企业的市场过程、福利经济学问题进行了研究和探索。奥地利学派的精神对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现在的行为经济学、比较制度分析、演进博弈和组织学习模型都深受奥地利学派经济思想的影响。

3.二者思想的碰撞与融合。随着技术的发展和新方法的出现，经济学中各种思想和方法论间的融合和碰撞也逐渐增多。现如今博弈论在经济学界大行其道就是个很好的说明。博弈论不仅可以研究静态动态、完全信息和非完全信息下的各种情况，还可以分析有限理性下“经济人”的经济活动。博弈论结合了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和非主流经济学的“有限理性”，实现了经济学派不同思想之间的融合。格雷夫、青木昌彦等学者构建的诸多研究框架和制度演进模型都做到了历史主义和演进主义的融合。青木昌彦认为制度是一个自我维系系统，它致力于某些共有信念如何推动博弈的进行。格雷夫关于制度的认识也与青木昌彦大致相近，他认为制度是重复博弈均衡的结果，这个均衡与主流经济学认为的完全理性下的一般均衡是有所区别的。

四、结语

德国历史学派和奥地利学派虽然目前都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但他们在整个经济思想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他们不仅对经济学研究范式的突破和创新提供了理论基础，而且对现代经济学的发展和演进产生了重要影响。这场旷日持久的方法论之争不论输赢，都向人们阐述了一个基本观点：无论是历史学派的归纳法还是奥地利学派的演绎法都没有好坏之分，都是我们正确认识世界的重要方法。多元化的精神会推动经济学家们展开更加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的对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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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陶永谊.旷日持久的论战：经济学的方法论之争[M].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2.

（作者简介：解奎，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2012级政治经济学专业硕士研究生 山西太原 030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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