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神时代的社会结构与妇女权力话语的确立

摘 要： 远古女神的神格特征为女权主义提供了解放女性的文化原型。本文从女神神格形成的社会结构出发，分析了原始社会结构与母系社会女权产生的关系，并进一步分析了精神文化领域中阴性文化的救世精神及对女权主义及生态女权主义理论的影响。

关键词： 原始社会结构 女神 妇女权利话语 女权主义

中国及世界上其他民族的远古女神创造人类、宇宙、文明的英雄神格和文化神格，为全世界的妇女追求与男性平等对话的权利提供了神话原型依据。女神的权力形成于其所诞生的原始母系社会结构中，母性社会秩序是女性文化的体现，也是女权产生的土壤。

一、原始公有制下人类自身生产和物质资料生产被赋予社会性和社会价值。

女权主义认为两种生产的社会价值能否得到认可是决定妇女社会生活领域中地位高低的价值依据。对于一种劳动的价值的界定（包括家务劳动与生育行为）关键在于它所产生的文化背景。虽然原始人没有社会价值观，但是妇女缝衣烧饭及采集野果、繁衍人类的生产行为推动氏族的生存与发展是氏族成员认可的。妇女强大的生育能力不断壮大氏族的人口与力量，提高氏族抵御危险的能力和生存能力，妇女因此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核心力量。妇女从事采集及“家务劳动”的社会价值往往大于男性所得，因而妇女成为氏族社会和社会成员的核心人物。父权文明开始统治人类历史的同时女性的生产力价值被否认，并被剥夺了社会话语权。然而在原始的女神神话中，女神们依然以神性的伟大，被人类高高在上地供奉着，以超人间的姿态展示着女性的辉煌过去，女性被压抑的功绩以神话的方式世代流传着，印证女性伟大的创造力。

二、原始宗教与原始政治权力的合二为一，确定了女性的社会主导地位。

原始宗教的核心之一是“神圣者”，“它是生命力与秩序的基础”。“神圣者是一切人类活动背景，并且有极其深刻的蕴含。狩猎、耕作、纺织、冶炼——所有这些古代行业都受到它的影响”。[1]人类为了沟通神圣者与人间的关系，使人类体验到了和平、欢乐和充实，于是宗教的执行者——巫师诞生了。巫师一般是部落酋长，在母系社会则由女酋长来担任，这与女性天赋的直觉能力——占卜和预言能力有关。女巫与神圣者相通并传达着神圣者（神）的启示，整个部落的生活都受到神谕的影响，原始宗教通过女巫（酋长）与政治紧密结合起来，妇女由于在政治及宗教中的主导地位，而成为氏族权力话语的中心，它有别于后来社会确立的二元对立、等级差别的父权中心的话语。母权话语是平等话语，因为神圣者是“两性兼体的，即它既是男的又是女的”。“两性兼体是古代人表示全体、力量及独立自存的普遍公式”，[2]表达“神圣者”神谕的巫师（酋长）代表着全体的共同利益，包括男人、女人。原始宗教思想为双性同体女性主义建构合理的两性社会关系提供了宗教原型，宗教神话中的女神妈祖、观音及民间道教女神王母娘娘等，以独立自在的王者风范成为一股永恒力量，启示着现代妇女为自身解放而努力。

三、母系社会原始的混沌意识状态在精神领域为女性地位的确立提供了精神基础。

历来论证母权社会的女性社会地位时，往往从经济基础着手，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原始人并没有经济观念，他们对社会的认识是一种非逻辑思维，从他们原始野性思维里流露出来的关于社会的认识充满着幼稚与单纯，更能体现人类真实的精神状态和生命状态。神话是他们对人类社会的最早认识，通过神话表达对妇女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妇女以其智慧创造了至今不可磨灭的文明，她们在远古的女神创世神话里，充满了英雄人格和文化人格魅力。研究原始的精神领域，重新确认妇女的历史作用实为必要。

（一）阴性文化的包容性体现为多元开放的格局。

阴性文化是生态女权主义强调的救赎现世各种生存危机的力量，它具有多元开放性、包容性等特点。原始的意识形态是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它与生态女权主义经济发展效益论相一致，强调通过阴性文化的和谐发展实现社会经济的和谐发展。在原始社会形态下阴性文化为主导的社会中，男人与女人共同推动着人类由茹毛饮血的蒙昧社会向农耕文明逐步迈进。妇女发明了原始农业，发明了育种技术，开创了农业新纪元。男人们在狩猎过程中常常是空手而归，于是转而加入妇女的农耕行业，使农业文明迅速地向前发展。与母系文化的和平包容性相比，父权文化带有强烈的排性，男人最终以强悍的膂力将女性排除出农业生产行列，将之封闭在回家中，从事纺织、家务劳动及生儿育女等工作，并从文化上使性别分工合法化，规定“男耕女织”（《吕氏春秋·上农》，从此人类社会特别是中国开始了长达几千年封闭的小农社会。此后，女性要进入男性领域，总受到种种限制和文化规约，当然也有少数进入男性领域的才女、英雄，但必须以某种特殊的方式才能进入男性中心社会，如花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军，祝英台装扮书生考状元等，她们以付出沉重的代价为前提。原始母系文明阴性文化的多元开放性、包容性与提倡包容多元、差异平等的双性同体女性主义所提倡的差异性平等，以及后来的生态女权主义所提倡的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的和平等具有文化原型的意义。生态女权主义者卡若琳·莫晨特（CarolynMerchant）提出：“作为母亲、养育者、关照者，女性必须把她们的创造力直接用于修复我们这个行星上来，把她们的关怀与爱心带到公共领域，惠及所有生命。”[3]她诠释了女性文化的救世意义。

（二）原始母系精神体现了阴阳互仪、平等相守的原则。

在中国大母神女娲、西王母神话里，大母神的意识形态为混沌未开的原始本原，她没有二元对立的等级差别、善恶之别、智愚之别，也无男女之别，而是兼容两性“阿尼玛”和“阿尼姆斯”精神状态。这种混沌未开的意识形态被老子尊崇为世界本源的“道”，视之为理想化的黄金时代，阴阳互补、协调发展、中庸平和。中国传统文化强调阴阳调和，并非一种压迫机制，而是一种平衡机制。阴不可以没有阳，阳不可以没有阴，男性的阿尼玛和女性的阿尼姆斯和谐存在于自身内部。在原始母系社会中，人类意识处于蒙昧未开的初始状态，这种心理状态经过世代相袭，积淀在人类的潜意识深处，形成集体无意识，并时刻影响着人类的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神话是人类原始思维的产物，它体现了人类阴阳相济的原始心理。

作为道教女仙，西王母无疑是最能体现道家之“道”的理想人格模式。西王母在汉代配了配偶东王公（《神异经·中荒经》），从此结束了单身的女王生活。从封建文人建构的阴/阳二元对立文化角度考察，女代表阴、男代表阳，阳尊阴卑，似乎降低了西王母女王的神格，她的权力被分割了一半。但是阴阳原始的本质是守中致和、和谐平等的，西王母与东王公相配体现了最原始的“阴阳互倚”观念，并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西王母是东王公的附庸。独立的西王母与为人妻的西王母人格是一致的，前者象征了女性人格的独立性及女性未被非人格化的真实存在状态，后者象征了女性保持独立人格的前提下，与男性共同存在，和谐共处。

（三）“阴阳相补”与生态女权主义的阴性自然观。

作为人类生存至高境界的哲学思想，可以从父权社会中阳性文化单一片面的发展给现代人带来的生存危机得到反证。这是生态女权主义一直以来用以反对男权文化破坏性的现实依据。生态女权主义指出战争、疾病、自然灾害、失业、车祸……这些文明社会带来的灾难常常给人类带来不完全感。在充满忧患的父权社会里呼唤阴性文化的救赎之声此起彼伏。关于阳性文化的毁灭性，20世纪最伟大的生物学家之一艾弗莱恩·赫奇农（G·Evelyn Hutchinon）做过如此描述：“……我们的文化中那种过分阳性的、虐待狂的、操纵欲的态度，是非常危险的，除非有一天我们接受类似Arapesh等人的思想，而有所改变，否则我们大多数的发明都会变成毁灭自己的工具。这并不是因为发明家存心不良，也不是因为他们的发明自来就是摧毁性的，而是因为现代人类思想不健全，看见刀子就想用来杀人。”[4]

“在李约瑟看来，现代社会的不健全在一定程度上正是文化中阳性因素借助于父权制而过度发展的产物，纠正的策略在于发扬被压抑了的文化中的阴性成分”。[5]在中国这两种文化各有代表，李约瑟认为“儒家的思想形态是阳性的，有为的、僵硬的、控制的、侵略的、理性的、给予的。”而道家则“强调阴柔的、宽恕的、忍让的、曲成的、退守的、神秘的、接受的态度”。[6]李约瑟指出，阳性文化过度强调文化而忽略自然，从而导致人类的生存的危机，生态女权主义强调女性为代表的阴性文化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的文化范式，“人类可以生活在与神圣者的充满热情的结合当中，从而感受整体大全，人类也可以疏远神圣者，从而感觉到分离或‘堕落’”。[7]卡莫迪指出“神圣者”是两性兼体、阴阳互济的表示全体力量及独立，是否与神圣者和谐实际上是阴阳是否和谐的问题。阴阳分离会导致人类的灾难，人类阳性文化过度发展招致人类的厄运。在专制文化体制下，人类对阴性济世救赎精神的渴望主要通过神话的方式表现。

观世音是后世人文宗教神话人物，虽然不属于原始神话中的女神，但是由于受原始时代创造神话冲击波的影响，在后世人的思维里形成了新型的精神信仰，她实际上是原始女神信仰的余波在后世的表现形式。美丽端庄的观世音菩萨具有普渡众生、救苦救难的神力，有贪病向她祈福求安、遇到战乱向她祈求和平、祈雨求子、保家兴旺、平安和顺等，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总是有求必应，她成了人类追求生命安全、躲避死亡与灾难的避难所。观音信仰的形成源于人类的生存忧患，包括自然的、人为的、文化等因素，如战争、自然灾害、性别压迫、家庭不幸等，人类的不幸带有非常规性、非预料性，因此悲剧与焦虑在所难免。父系文化秩序要摆脱生存困境，实际上是解决阳性文化带来的危机，观音为代表的阴性文化的以慈悲为怀，为灾难深重的人类提供了一个避风港，人们将佛国男菩萨改造成温柔秀丽的女性菩萨。观音前身本是非男非女，无性别之分，传到中国之后则变成人们在女观音身上寄托了阴性济世的希冀。

四、结语

以上分析了远古女神所生活的时代特点，以及其产生的远古女权文化特征，它是母系社会女性权利话语得以确立的社会基础。然而社会不可能倒退，它以神话的方式给女权主义者和生态女权主义者提供了文化范式，也昭示了女性文化的救世本能。

参考文献：

[1][2]D·L·卡莫迪，著.徐钧尧，朱立道，译.妇女世界宗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3，第3版：175.

[3]沈睿.生态女权主义：生命的民主与平等.中国妇女报，2012-10-18.http：//lady.youth.cn/wztt/201210/t20121018_ 2524545.htm.

[4]叶舒宪.老子哲学与崇母原型.民间文学论坛，1997（1）：28.

[5][6]叶舒宪.老子哲学与崇母原型.民间文学论坛，1997（1）：28，27.

[7]王文钦.妈祖崇拜与儒释道的融合.孔子研究，1997（1）：1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