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向盐文化的精神寻根

站在浩瀚的中华文化面前，对盐文化进行研究时，张银河先生具有一种独到的洞见能力和精审的概括能力，他洞见到了中国文化中较为完整的“盐文化史体系”，概括了这个体系可能包含和彰显的诸多人类文化现象。不仅如此，还由于是站在对众多资料了然于心和对有关盐文化现象深思熟虑的平台上，因此在对中国盐文化史进行观察研究的时候，他在不少地方穿透了以前一些研究盲点，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在现象与本质之间，发现了更广阔的视野和更悠远的风光，并给予正确客观评价。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目光，在中国上下五千年的灿烂文化中洞见了盐业文化的繁复奇异，并由此较为精确地勾勒出了中国盐文化史的基本体系，这就形成了50万字的新著《中国盐文化史》，完成了在宏观视域里，朝向盐文化进行精神寻根的思想历程，实现了他多年的研究夙愿。概括来说，这部著作有如下几方面的特点：

一、史料性：文化厚重感与历史纵深度的交融

无论从世界还是中国看，在人类文明的演进中，食盐有着特殊的功绩。总体上说，我国有关盐的文字记载浩如瀚海，但大致而言，呈现两极状况，明朝以前的相对稀少短缺，明清以后较为繁多，仅就清盐档案来说，在国家的馆阁中所藏的盐务档案可谓汗牛充栋，要想在有限的时间内把它们查阅一遍对一个人来说几乎是不能做到的。这就给写史者带来了很大困难：前者要在辽远悠长的历史文化长河中寻踪觅迹，撷取有关盐的文字记载，后者则需要在浩如烟海的历史记录中翻检爬梳，选择有代表性的典型进行整理编串。这是一个既枯燥繁琐又艰苦卓绝的巨大工程。不仅如此，对一些重要的问题的考察，仅凭文字记录是远远不够的，这是由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决定的。一般而论，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同时又是一种历史现象；确切地说，文化是指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传统习俗、生活方式、文学艺术、行为规范、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对如此芜杂庞多的涵盖，仅凭有限的文字记载是不能说明和证实的，特别是古代盐文化在物态文化、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等方面的表现，至少就要用考古人类学的方法，用田野作业的手段来获取和证明，这就是说，不仅要读千卷书，还要行万里路。我们没有见到作者日复一日的风尘奔波和笔耕艰辛，但我们在书中却看到了作者举重若轻的体系建构和相得益彰的考据史料整合。这种史的纵深度与厚重感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对盐文化源起性问题的研究上。在《中国盐文化史》中，我们看到作者的精心考证。在宏观方面，作者沿着人类发展的历史顺序找寻，从渔猎时期，到牧畜时期再到农耕时期，运用已有的考古成果，如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和黄河、长江流域在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的考古发现，以及这一时期的有关神话传说等，对盐的起源进行分析考证。在对黄河流域的考古史资料引述中，就涉及了周口店人、蓝田人、丁村人、河套人、山顶洞人、南召人以及许昌人等考古成果，而这些地方都是自然盐的分散地。作者详细记载了晋南地区和胶州半岛等地发现的古代盐仓遗址和人类早期晒盐煮盐的器皿。在对长江流域的考古记述中，作者也详尽地引述了可资引征的考古发现与盐文化的关系，如巫山人、长阳人、元谋人等，具体的地名、时间、发现古盐井的数量都一一列举(见第39页)；而使用神话、传记、史志等文字资料来厘清和佐证盐文化的源起，更是严谨不苟，从《列子》、《山海经》到《吕氏春秋》至今人的研究新成就，无不包揽无遗。对人类使用自然盐的问题上，作者指出曹学俭《蜀中名胜记》、康熙时期《黑盐井志》等著作上均有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白鹿饮泉”、“牛舐地出盐”、“群猴舔地”、“羝羊舐土”的记载。依据柏杨《中国人史纲》等研究成果，指证纪元前二十七世纪时，黄河中游跟汾水下游一带，三个最为强大部落，即神农(炎帝)部落、九黎(蚩尤)部落、熊(黄帝)部落，征引《史记》记载和张其昀《中华五千年史》，认为：黄帝曾战炎帝于现河南扶沟，败蚩尤于涿鹿(现山西运城)“炎、黄血战，实为食盐而起”。以令人信服的史料将中华盐文化史的开端论述得清晰明确。

其次，对不同历史时期的盐的管理制度，盐政人物以及该时期食盐贸易、食盐风俗习惯等制度文化、行为文化的论述上。这一部分的资料最为庞大芜杂，但作者以时间为经，有条不紊地串珠连线，一一道来。在盐的管理上，从血腥争夺到自由兑换再到《管子》记载的官营政策，从《盐铁论》到明朝盐业禁垣的修建，再到清朝、民国时期的各种盐业政策，可以说，每一朝代的盐业管理都可以在书中找到它的来龙去脉，寻查到它的成败得失，进而体会到盐文化对于国家每个朝代的重大作用和对市井小民悲欢生活的日常渗透。对于盐业政策的制订和实施，作者在叙述盐政的同时引出历朝历代著名的盐业管理人物，对这些人物在史志中的记载和民间传说中的种种表现予以记叙评论，让我们看到的不是一个僵化的死去的历史，而是有栩栩如生的人物参与活动的动态的历史。在本书中，涉及的主要人物有三皇五帝，有朝野重臣，有富商巨贾，也有民间名人，林林总总不下百人之多。在风俗习惯的叙写中，作者点面结合，重点介绍了夏商周时期的食盐祭神、作贡、交易等习俗；汉魏六朝的食盐腌制、作酱习俗等；唐宋时期的食盐饲养、药用以及用盐钞贸易等民间习俗和交易习惯。甚至，作者把视野从汉民族扩展到少数民族，从盐文化拓展到中国的茶文化、酒文化，在历史纵向的坐标里作跨民族、跨文化的比较影响研究。

再次，对盐业科技文化史揽括上。这些主要表现在对池盐、井盐、海盐的开发利用上。对自然形成的盐的利用，有意识对盐进行加工这是人类文明的重大表现，是人类聪明智慧在盐文化中的具体体现。书中对这一历程分别从池盐、井盐、海盐等几个方面予以展示，历史地再现了这一科学技术的发明使用和创新发展，作者从李冰开井盐，到垦畦浇晒技术的出现以及生产流程的介绍，再到粲海井的开凿及使用天车、笕管输卤等科技文化的奇迹，从志书、神话、传说，《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科技典籍，以及汉代画像砖《煮盐图》和元代《熬波图》等史料予以详实的说明和论证。

又次，关于近代和现当代时期的盐业文化的著述、期刊学会的归纳梳理。《中国盐文化史》作为一种史的体裁让阅读者一览某一时期的重要著述，而省去研究时在大量资料耗时费劲之苦，是它的一大作用。《中国盐文化史》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精细。打开书的第487—491页，我们就可以轻易地得到20、21世纪出版的主要盐业著述以及这些著述的内容简介，还有这一时期所有的有关盐文化的研究的期刊、学会，从国家级到省级再到地级，中国盐文化期刊、学会尽在其中，得一本而知天下盐业，在这里并不是溢美之辞，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拥有。盐文化文本形态的改变，也是这个时期的重大文化事件，从文字文本到镜像文本，从固态保存到动态展现，为盐文化的传播

与研究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本书给我们提供了盐文化的纪录片，盐文化博物馆的存现状况，让我们对盐文化的史料性了解掌握建立在更全面具体的信息平台上。

此外，对史志、游记、文学、绘画、雕刻等方面反映的盐文化进行的细致爬梳也是本书史料性的重要体现，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再详述。粗略统计，全书征引使用各种文字资料不下500多种，历史画像、地图330多幅，涉及从上古时期出土文献文物到现当代最新考古发现和研究成果，上下五千年，纵横二万里，无愧为盐文化研究中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史书。

二、学术性：弥纶百家而后独出新见

史的写作忌讳史料的罗列，或者理论先行，以理论剪裁史实。我们看到《中国盐文化史》成功地避免了这一写史过程中易犯的毛病。在书中，作者大量引征史料，但并没有给人以雍肿庞杂之感，因为它不光是简单的梳理整合，更是在此基础上指认这一文化现象现在的意义和作用，对于学术界争论的东西，作者则是一一列出有代表性的意见，然后在论析史料的前提下，弥纶百家、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发一己之独见，出一家之言论，从而以史带论，以论来整合约束史料的选择运用。而且，这种论述往往是基于史实的文化意义论析得出，它完全不同于以往一些论著中以存在主义，纯粹社会政治学等理论先入为主的观照批评，因而在史与论结合时更合理更科学，从而更具有学理性。它不仅把读者带进了丰富的资料场里，也带进了一个具较强学科意识和学术意义的思想竞技场中。这种学术性特点贯穿全书，几乎在每个小章节都充分体现着，我们仅举几例来说明。

其一，用考古学和词源学方法来考查“盐”字的源出与盐文化的关涉。明人邱仲深根据《禹贡》的有关记载，断言“盐”字起源于夏朝。即“考盐名，始于禹”。禹为夏朝时的帝王，从目前考古来看，我国在夏朝时尚无文字。根据现有的考古发现，我国最早的文字是殷商时期的甲骨文、金文。由于最早的“自然天生的盐”不叫“盐”，而称“卤”，真正称为“盐”的是“煮海为盐”后人工制取的盐。汉朝许慎《说文解字》对“盐”字的解释是：“盐，卤也，天生(即自然生成)曰卤，人生(即人工制取)日盐”。目前甲骨文上尚无“卤”或“盐”字发现，但在金文上却有“卤”字。金文出现于周代，按夏、商、周三代从周上溯至夏，夏朝时出现“卤”字当有可能。基于这种认识，在第一章第九节和第二章第二节里，作者对“盐”字的出现与对甲骨文、金文的考查结合起来。仓颉造字，不唯民间传说至今，在《荀子》、《平阳府志·帝王》等书中都有记载，作者在这里很谨慎地记述了关于仓颉造“盐”字两个版本的传说，但这仍不是信史，作者进而从出土的甲骨文和金铭文中指认“盐”字来源。从郭沫若主编的《甲骨文全集》和罗振玉、李学勤等古文字学家的思想启发下，通过对“卤”字的分析和左树珍在《中国盐政史》中的有关论述，作者有据有理地指出“甲骨文中没有被学者考证出‘盥’字、‘盐’字，并不意味着当时没有反应盐的文字。”并令人信服地列出三条原因来加以论述(见第59页)。作者在这里运用考古学、词源学的方法，综采多家之言，小心论证，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为“盐”在词源学的意义上为盐找寻着最早的文化地位。

其二，关于“盐宗”问题。从事不同盐角色的人群各有其自己认同的祖宗，从事盐生产的人认同自己的祖宗为“夙沙氏”。从事盐经营的人认同自己的祖宗为“胶鬲”。据《孟子·告子篇》和朱熹注：胶鬲是殷商末年人，原为商纣王的大夫，遭商纣之乱，隐遁经商，贩卖鱼盐。而从事盐管理的盐官尊春秋齐桓公时代的管仲为盐专卖鼻祖。宋朝时，有人认定“夙沙氏”一人(或一部落)为“盐宗”，并在河东解州修建了盐宗庙。清同治年间，有人在江苏泰州建庙，主位盐宗为夙沙氏，并同时也把胶鬲和管仲的塑像立在旁边。后世把管仲称为盐宗，作者对此表达了不同的学术观点。通过对管仲其人和《管子》的解读，《中国盐文化史》从专营方面指出，在管仲之前“专山泽之利”的记载就已经出现，这种政策在舜执政其间，在周厉王时期都已开始实施，只是到了管仲才从理论上予以论述；从最早开发食盐方面看，贡献最大应当是齐国开国先祖吕望，因而尊管仲为盐宗之说不能成立。这一提法在学术意义上是一个比较新颖的观点，是一种学术创见。这种理论创见还表现在对《盐铁论》的解读上。作者对桓宽本人、盐铁会议举行的社会历史背景以及盐铁会议本身审慎分析论证后，指出了《盐铁论》社会作用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认为它盛传于世的原因有：“其一，它得益于汉昭帝刘彻时期盐铁会议的记录；其二，它得益于汉代深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其三，它得益于桓宽个人深厚的文化素养。”(第153页)这种结论的意义，已经超越出盐文化领域，对从社会政治角度和文学艺术角度理解《盐铁论》都不失有启发意义。

三、文学性：对中国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

张银河先生不仅是一位盐业文化研究者，作为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而且也是一位对文学情有独钟的作家，这使得他的这本著作处处充溢着文学性的光彩。阅读《中国盐文化史》，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在阅读中国文学史，或者说是从盐文化视角对中国文学史的另一种解读和阐明。

文学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精神文化的重要表现形态它与政治意识、宗教信仰、哲学等共同组成了精神文化中的金字塔。从文学体裁来看，本书涉及到文学的各种体裁，从上古时期的神话、传说、诗歌、戏曲、辞赋、小说，到现代的影视文学都有较为详细的反映。而小说从《穆天子传》到魏晋小说到现当代的长篇小说，诗歌从上古时期虞舜的《南风》、南北朝民歌到唐诗、宋词再到现当代的自由诗，而戏曲从汉代角抵戏到元明清传奇，散文则从《尚书》到历代辞赋到明朝的小品文，再到现代如林语堂等人的随笔等也有较为完整的呈现。远古神话和近代的民间传说也使得几乎和盐文化相关的内容都包罗其中，千汇万状，洋洋大观。不仅如此，古代的很多史志如《史记》、《后汉书》等，科技书如《天工开物》、《梦溪笔谈》等，医学书如《黄帝内经》、《本草纲目》等，地理书如《水经注》、《徐霞客游记》等，它们既是学术文本，也是文学文本，这些典籍中只要有与盐有关的记述，本书也都一一涉猎，并以文学性的语言加以叙述论说。

从文学人物来说，我们看到从虞舜的《南风》诗以下，各个朝代的著名的散文家、诗人、词人、小说家、戏曲家等大都包罗其中。荀子、管子、列子、屈原、贾谊、左思，唐宋以下的如李白、杜甫、柳宗元、欧阳修、范成大、郑板桥、汪中，现代如郭沫若、田汉等，小说家如唐传奇的多个作者，明清的冯梦龙、凌蒙初、施耐庵及才子佳人小说作家多人，意大利的马可·波罗也赫然在列。此外，我们还看到金庸的《天龙八步》描绘了云南盐业重镇黑井的产盐历史盛况，林语堂的长篇小说《红牡丹》也多次描写盐商生活，而专门以盐场生活描写盐人

悲喜人生的小说如王余杞的《自流井》、罗淑的《井工》等在盐文学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在此，我们不能不提及与文学艺术并肩比美的其它艺术形式在本书中的表现，那就是绘画艺术与石刻艺术以及栈道、八阵图、盐桥、盐屋等造型艺术。《煮盐图》与《熬波图》是本书重点介绍的两幅图画，作者在分析这两幅图时不仅指证了它们对盐生活过程的史料作用，也分析了这些图画所蕴含的艺术因素和审美价值，附在图旁的诗文也更提升了它的艺术性。《河东盐池图》、张士诚起义《石刻记功碑》是两幅图文并茂的石刻，形象生动逼真，雕刻精美，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总之，在阅读《中国盐文化史》的时候，就是散步在中国文学艺术的长廊里，我们不仅又一次感受中国古代历朝诗人们叹息民生的细腻情怀，感慨《格萨王传·保卫盐海》优美的语言和动人的情节，还一次次与我们在文学史中所熟知的人物形象相遇，进一步了解到过去为我们所忽略掉的与盐文化有关的细节，比如我们由此知道了伯乐所见的那匹千里马原来是在拉盐车的路上，《三国演义》中关羽原来是在山西贩盐的小商人，《杜十娘》中杜十娘所邂逅的孙富却正是盐商子弟等等。

四、普适性：恰好的叙述策略与话语方式

《中国盐文化史》并非是只写给盐业内部人士阅读的专业书籍，它同样可以为所有阅读者接受，这源于其内容对于接受群体的普适性，而这种普适性主要得益于它的叙述策略和话语方式，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恰当的叙事时序和叙事空间架构起来一个完美的文本体系结构。研究叙事学的荷兰学者米克·巴尔说过：“叙事是一种文化理解方式；到处都是叙事，并非一切‘是’叙事，而是在实践上，文化中的一切相对于它具有叙事的层面，或者至少可以作为叙事被感知与阐释。除了文学中叙事种类的明显优势而外，我们随便就可以想到叙事可能会‘出现’的许多地方，它包括诸如诉讼、视觉形象、哲学探讨、电视、辩论、教学、历史写作等。”作者依照一般史书写作的方式，以时间为经线，自上而下，自古而今，这种叙事时序符合一般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接受能力，这是一部具有普泛性文化史书写作的常规要求，作者在这一方面没有标新立异，从传说时代开始到当代为叙述终点，以朝代为界限，娓娓道来，为本书突破专业限阈，成为一本普泛型文化普及书争取了更多的接受者，这也是作者研究盐文化史的初衷：不仅要成为专业人士研究的学术性著作，更要成为一般百姓乐于阅读的科普书。但这种平常的叙事时序并没有导致书的架构的平庸，我们看到，叙事空间的巧妙运用使本书建构成为一个既内容丰富多彩又体系完整的文本。在每个时序的叙事中，作者把神话传说、文学艺术、制度政策、人物传记、史志典籍、科学技术、风俗民情等都包容进去，在每一个朝代的盐文化叙事中，都让人走进一个多姿多彩、丰赡繁富的盐文化博物馆，物、情、事、理、天、地、人、神，纷至而来，应接不暇，使人恍然行走在中国古文化的大花园中，有观赏之欢愉，无行走之辛苦。

第二，概括性叙述与具体性分析结合。在悠长的叙事时序和繁多的叙事时空中，作者没有有意拉长拉宽阅读视域，而是点面结合，繁简适度，把概括性叙述与具体展开巧妙地结合起来，该长则长，应短则短，而所有设置既是在史论展现和分析的就欠的范围之内，又在接受阅读的限域之间，使我们在翻阅本书的时候没有负累的感觉，相信读者在打开本书的时候是可以感觉得到的。

第三，以“文”入史和史论结合。这里所说的“文”有两层意思，一是文学艺术，二是文采文笔。对于前者，我们已经在前边论述过了，就是作者以艺术的手法进行史的叙述，有的章节，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以盐文化的角度对中国文学艺术的诠释，从而使盐文化史充溢着诗性。一般而言，史的写作态度应当是冷静客观的，是零度写作的态度，但史的写作也并不完全杜绝情感的介入。作者在论及中华灿烂的盐文化时，仰慕自豪之情油然而生，这些突出地体现在他的富有情感意味的文笔之中，在盎然的诗情诗意的流转中达到情感渲染的文化叙事目的。史论结合的叙述策略我们在前面也有所谈及，这种方法手段的运用，使得史中有论，在史料中提炼观点，以史料支撑理论，使史与论结合完美，相德益彰。

话语方式是叙述策略得以完全实现的语言手段。在本书中言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文学性、情感性、简明通晓性以及图画符号参与言说等。而其中话语的通晓性是其最主要的言说方式，这使得本书避免了可能出现的诘屈拗口的阅读障碍，从而实现了史书在阅读接受过程中的普适性效果。由于本书征引了大量的古文史料，所以如何避免由语言带来的接受障碍是对著述者书写能力的考验。我们看到，在书中无论引用哪些文言史料，作者都不厌其烦地用现代汉语予以解释，这种解释不是简单地从古文翻译，而是用作者自己的特有的话语方式通过自己的理解加以阐明，在这里，作者用自己平白质朴的言语方式，越过了古文带来的众多的语言礁石，也行之有效地绕过了过多地使用“学术黑话”可能带来的理解困难，因而，我们在这部书中浏览时，没有翻山越岭的劳累，却如乘小舟泛清流的轻松与惬意，这是我们大家都能够轻易感受到的。同时，为了使交流沟通更具直观性和平易感，作者精心选取了大量的图画(包括地图)等参与盐文化史的叙述，这种对话方式，使相对抽象的文字符号与直观可感的图画符号相互补充，相互指认，加强了接受者的理解能力，加深了对盐文化史的印象。这样使得全书在整体感觉上质朴通俗，平易近人，趣味盎然。

但这并不是说这本书是白璧无瑕的完美之制了，相反，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也是明显的。由于著者追求史的完备性，因而有些重要的反映盐文化的著述没有能够充分展开，如对《齐民要术》的论述即是这样；可能由于资料的限制，或作者取舍的原因，一些文学中所表现的盐文化情节如《南北史演义》(第十一回)中关于盐池记载，孔尚任的诗歌《自盐城》以及赵树理小说《灵泉洞》等没有能进入作者视野；在延安时期，共产党人利用食盐贸易渡过经济封锁的艰难阶段，这也许算是盐文化中的“红色文化”部分，但却没有被论及。再者，为了追求普适性和趣味性的接受效果，部分章节的学术性做出了一些必要和不必要的妥协，从而使理论深度有所弱化，为着同样的目的，极少数的插图并没有与该章节所论述的问题有直接的关联性，也是一种细节上的遗憾。

当然，这种要求对本书来说也许过于苛刻了，因为，以一己之力在二三年业余时间里撰写这样一部鸿篇巨制，无论从哪个方面讲都如二月河先生在序中所言“实属不易”。它填补中国盐文化史研究空白的学术意义是非常显在的，以这样的文本形式和言说方式来有效地传播古老的盐文化的社会价值也是相当重大的，我们期待着再版时会更加完美。

作者简介：石长平(1968-)，男，文学博士，许昌学院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文化和文学理论研究。

(责任编校　周　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