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者的寂寞
在“智者的寂寞”总标题下，编集六篇文章，介绍五位清末民初的学者和一位外国学者。文章并非着意约写，编前也无既定设想，更无宏扬国学、贬黜西学乃至张扬激进或保守等宏伟意图。只是一些位作者不约而同地写了一些过气文人，描述了他们生前或死后不同类型的寂寞，编者加一总题，集中刊出(按生年先后排列)。中外古今，智者不免寂寞，这种现象，或可供今天的学人借鉴。
文前略引几句西哲的话，以为补白。这些话可供我辈自勉，却不是对这六位智者每一位之的评或描述。敬请鉴察！
学者理应成为“思想的人”。其责任可以归纳为“自信”。学者的职责是去鼓舞、提高和指引众人，使他们看到表象之下的事实。学者从事迟缓、无名而又没有报偿的观察工作。……这种人必须忍受公众的忽视，也不会有及时的名望。在他长期的工作准备时期，他肯定会经常表现出对于流行艺术的无知和生疏，并招致那些能人的鄙视，将他冷落一番。他必定有长时间的言语迟顿迹象，常常为了无用的东西舍弃该做之事。更糟糕的是，他必须接受贫穷和孤独——往往如此！他本可轻易而愉快地选择旧路，接受时尚、教育以及世人的宗教，可他宁可背起十字架，历经苦难去寻求自己的出路。
摘自《爱默生集》(上)，赵一凡等译，三联版，第75页
天下何人还识君
高瑞泉
周作人臧否前清文人时，常持两项极为简单的标准：一看读不读佛书，二看他如何看待女人。倘若固守正统与异端的界域，排斥佛教；持男尊女卑之论，歧视妇女，其书必无足取。
能够顺利达标的，竟然并不很多，其中有一个叫俞理初。于是知堂便惋叹：清代“上下三百年此种人不可多得，深恐只手不能满也。”不仅如此，周氏更认定俞理初大可以登上中国思想史的“三贤”排行榜，另外两位是大名鼎鼎的王充与李贽。
对王充与李贽，读书界似乎可以吟一句“天下何人不识君”；而对俞理初，恐怕只能说是“天下何人还识君”了。
俞理初生于一七七五年，一生跨乾隆、嘉庆、道光三朝；中过举人，晚年主持惜阴书院，为最负盛名的“乾嘉学派”大师之一。林则徐修两湖通志、曾聘其为总纂，后来又为林则徐参订先人旧稿，而且积极支持严禁鸦片。因此，论公论私，都应与林则徐有相当的交谊。不过，俞理初死于一八四○年，未能看完林则徐在两广总督任上演出的悲壮幕，只能算个一脚踏在近代门槛上的人物。这与林的另一位好友、暴卒于一八四一年的龚自珍颇为相似。但两人身后的声名却相去甚远：龚自珍因为他的危言高论、
其实，俞理初与龚定庵一样，也是晚清思想界开风气的人物，特别是他那些大大不同于正统价值标准的观念。实际上喊出了中国近代伦理思想变革的先声，成为近代人文主义的前驱。
且先来看俞理初的“四民观”。
绵延数千年的中国古代，以小农经济为主体骨架，“以农为本、以商为末”、“重本抑末”成为历代王朝的基本国策。与这种经济结构和经济政策相适应的，是“士农工商”的四民观。它表示商业是一种较低贱的行业、商业的人伦价值大大低于士与农，因而常被社会所鄙视。宋明以降，商品经济渐渐发展起来，清代康乾以后，商品的生产、流通与交换有了更为显著的发展。社会经济生活的变动造成了“四民”观的微妙变化。俞理初的观念反映了这一变化，他批评从商鞅开始的所谓“重赋抑末”的政策，因为“商贾，民之正业”，“四民皆王者之人”，所以对商人的职业歧视是毫无道理的。“商贾若是末，则圣王循天理不得因末为利，若云重征以抑末，则何如禁绝之，乃反诱而征之哉？”(《征商论》《癸巳存稿》卷二)一边鄙视压抑商业活动，一边又竭力从商业中获取厚利，这构成了强烈的讽刺。
大可玩味的是，俞理初承认商人的正当社会地位，主要的不是从经济发展的功用着眼，而纯乎出于人文主义精神；这同他主张禁烟，主要不是从经济、政治的利益着眼，而是从人文精神出发是一致的(他认为，鸦片使民贫穷，“尚可通变”，“使民弱，则所关甚大。”)出于这种精神，俞理初在评论人的商业行为时便十分通达。他援引《东京梦华录》：“市学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豫敛诸生钞作会，诸生归时多携花篮果实食物社糕而散。”并且点评道：“此固生财之道，近人情也”。这篇《师道正义》实在说得很妙。我决无意于引俞老夫子的话，为今日教师下海、学校破墙开店鼓噪，只是注意到俞理初承认：以正当的交换，去谋取物质利益，应当被社会认可；追求物质利益，本系人之常情。
余英时先生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中，将四民观的转变上溯至王阳明，因为王阳明晚年曾说过：“古者四民异业而同道。”这是一篇很值得注意的文章。但是，王阳明的“四民”观实际上是说四民都应当实践他的“道”，而且它的结果，即后来民间“四民”观的转变，是承认“士商农工”的秩序，仍然是一种等级伦理。而俞理初所强调的是“四民”作为人都是平等的，其间存有微妙而深刻的区别。
古代中国，教师的社会地位很特别，所谓“天地君亲师”、“一日为师、一世为父”，“师命不可违”等等都表明师生关系类似于君臣、父子那样一种人身依附关系。因而传统的“师严道尊”实质上是师生间不平等的关系。父母与子女之间也是如此，旧时“孝道”所强调的常常是片面的权利与义务，“严父”体现的则是压迫子女的父权。俞理初借批评汉儒抨击了这种伦理关系：“不知古人言严者皆谓敬之，《易》与《孝经》皆然……岂有违圣悖经以严酷为师者？”(《严父母义》《癸巳存稿》卷四)换言之，俞理初反对在亲子或师生关系中，父母、教师对子女、学生采取严酷的态度，尽管他仍沿用父慈子孝、师严道尊等惯用语，但以一个“敬”字来诠释，透露出俞理初赞赏人格平等的消息。从中我们可以觉察到后来谭嗣同希望以“朋友”来取代五伦的先声。
俞理初主张人格平等的特别出色处，在于非常鲜明地主张男女平等，反对歧视、摧残、压迫妇女，呼吁妇女解放，可以说是近代女权运动的启蒙者。他对“男尊女卑”的传统陋习极为不满，写有一篇《女》，由经史诸子而至诗赋小说，广征博引，描述了男性社会中妇女的悲惨命运，表达了他深深的同情；对男尊女卑的传统伦理观念，则予以强烈的抗议。他写道：“《白虎通》云：妻者，齐也，与夫齐体”，所以男女平权、夫妻平等，才是夫妇一伦的大义。
从男女平权的观念出发，俞理初严词批评习俗苛求妇女的片面贞操，抨击程朱“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吃人教条。他说，如果妇女不能“二适”，男子也决不应“再娶”，否则就是片面的义务，因为“女再嫁与男再娶者等”，岂能用二重标准去衡量男女双方。他坚持认为，妇女再嫁与否完全是他个人的事情，应当听凭其意志抉择，“其再嫁者不当非之，不再嫁者敬礼之，斯可矣”。(《节妇说》《癸巳类稿》卷十三)
按旧时礼教，妇女守寡不改嫁谓节，妇女不字谓贞。如果说一个“节”字已经夺去了多少妇女的幸福，那么所谓“贞”就更残忍、更荒唐，因为“贞”要求女人为未婚夫终身保守童贞。俞理初批评道：
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其义实有难安。未同衾而同穴，谓之无害，则又何必亲迎，何必庙见，何必为酒食以招乡党僚友，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羞贤者未思之过。(《贞女说》《癸巳类稿》卷十三)并且愤怒地责问：“呜呼！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妇女贞烈，岂是男子劳耀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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