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务杂志》研究综述

摘 要：《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是十九世纪在中国出版的英文刊物，其持续时间最长。自1868年出刊至1941年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历时72年。它是晚清民国年间连续性最好、延续时间最长的杂志，坚守了传教士圈内的英文杂志的这个特点，此刊物创办的目的原是作为来华传教士交换讯息及讨论传教工作的平台，以协助彼此对中国文化的了解与工作推进。然因其记录详实，辅以许多手绘图片与照片、精密统计数字，不但是超过半世纪西方管窥、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更成为现下研究中国近代史不可或缺的原始史料。近年来，该刊已经引起不少海内外学者的关注与利用。本文重点论述该刊的研究，并讨论进一步深入研究的思路，尽可能为有兴趣的学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关键词：教务杂志;研究;综述

一、《教务杂志》发展历程

新教传教士于1807年到达中国，直到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被迫与英法等西方列强签署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传教士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合法化。因为通往内地传教的人数在逐渐增加，所以传教士们希望在华的传教士之间可以相互沟通交流，《教务杂志》应运而生。

《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一份英文刊物。其前身是美国传教士裴来尔（Lucian Nathan Wheeler，1839—1893）于1867年1月创办于福州的《传教士记录：一个来自东方传教团的情报库，一个一般信息的传播媒介》（Misssionary Recorder： A Repository of Intelligence from Eastern Missions， and a Medium of General Information），至当年12月停刊。1868年5月在福州复刊，改名《中国记录和传教士杂志》，保灵任主编。1870年1月，保灵回国，卢公明继任主编，1872年5月，卢公明离开福州再次停刊。1874年1月，伟列亚力在上海复刊，由月刊改为双月刊，1885年3月至1941年11月又恢复为月刊。1915年更名为The Chinese Recorder开始以《教务杂志》为刊名。1938年更名为The Chinese Recorder：A China Christian Journal。同年，与《教育评论》合并，刊名改为《教务杂志与教育评论》。太平洋战争爆发，该杂志停刊。

自1867年1月创刊至1941年12月停刊，《教务杂志》办刊时间长达72年，为当时在中国编辑发行时间最长的英文刊物。《教务杂志》宣称其办刊目标是“加强在异教地从事福音传道工作的教友之间的联系”1，为在华的“基督教事业”服务，让他们的传教士同行们了解他们在中国的活动情况。该刊面向的主要是在华传教士读者群。所刊载的文章以在华基督教教务工作及相关宗教问题为主，但为了让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们更好地熟悉中国及其邻近国家，《教务杂志》也介绍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天文学、医学及民间风俗和社会问题等。这些文章反映了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与认知，客观上对于传播中国文化，对西方人认识和了解中国起着重要的作用。《教务杂志》亦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它至今仍然被视为研究基督教在华传教及其对中西关系的影响以及西方对中国的认知方面十分珍贵的史料。

二、关于《教务杂志》的研究

迄今为止，在国内外研究领域里，有關《教务杂志》本身的研究，以及通过它所保存下来的、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的史料研究还很薄弱。对《教务杂志》本身的研究是从古廷昌（Ku Ting Chang）的《在华新教期刊》开始的。该论文在罗文达博士（Dr. Rudolf Lowenthal）指导下完成的，于1936年10月至1937年6月以英文发表在中文期刊《真理与生命》上。1940年编入罗文达《中国宗教期刊》（The Religious Periodical Press in China）一书中。古廷昌在1936年对基督教在华创办的期刊做了较为详细的统计，据统计，在1867年至1900年间创办的英文期刊，时至1936年仅存三份，其中两份是在中国出版的，即1867年在上海创办的《教务杂志》和1899年在四川成都创办的《华西教会新闻》，而第三份期刊，是1875年创办的China Millions，主要在英国出版和发行。这是学者首次涉及《教务杂志》。

2001年由陈村富主编出版的《宗教与文化早期基督教与教父哲学研究》一书中，收录的邬银兰发表的《英文刊物The Chinese Recorder（<教务杂志>，1867—1941）缩微胶片简介》对《教务杂志》的历史进程、主要内容、地位进行了简要介绍。他认为该刊不仅报道了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状况，还刊登了大量有关中国传统文化、医疗、卫生、建筑等方面的文章，并且还发表了教会中许多汉学研究者的研究成果，所有这些内容都是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2。

2013年11月，李灵，陈建明主编的《基督教文字传媒与中国近代社会》一书出版，其中收录了由陶飞亚撰写的《<教务杂志>研究》，在此论文中，陶飞亚以时间为顺序，将其划分为：脆弱的开端：福州时期的杂志;从编辑到委员会：发展与转型;倾向自由主义三个时段。并总结出《教务杂志》在漫长的出版岁月中的几个特点：第一，其宗派联合倾向是很明显的;第二，杂志是新教在华传教运动的一面镜子;第三，尽管杂志的中文名称是《教务杂志》，许多文章并不专门面对基督教差会。最后得出，杂志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看成是在华传教运动的实录。它毕竟使我们对杂志，或者说对那个时代的传教运动的“圈内”话语和关注点有了更多的了解3。本文最大的特点是细致的资料发掘与运用，从传教士的记录中去解读《教务杂志》的历史与价值。

俞森林著《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4于2015年出版，书中第三章十九世纪译界道教经籍之主要英文刊物，第三节以《教务杂志》（1868—1941）为题目，主要对1900年前所刊行的《教务杂志》前32卷对中国道教经籍译介情况进行了梳理。本文为从教务杂志中研究道家历史文化的学者提供了参考。

三、以《教务杂志》刊载的信息为史料所构建的研究

除以《教务杂志》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外，还有一类论著是利用它所刊载的信息为研究史料进行相关领域探讨的。 汪晓勤的《伟烈亚力的学术生涯》提到，“在伟烈亚力历任编辑的数年里，《教务杂志》上发表了许多历史与地理方面的论文，这与伟烈亚力不把宗教和科学分离开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5。《教务杂志》刊载的文章以在华基督教教务工作及相关宗教问题为主，也不时关注当时在中国发生的政治运动。基督教（主要是新教）教内人士对新生活运动的评论与参与在《教务杂志》中有所体现。2007年汪思涵在《1934—1937年间的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以<教务杂志>为中心》一文中，以《教务杂志》为主要参考资料并辅助以其他历史文献，全方位的研究1934—1937年间的新生活运动与基督教，目的是希望能从材料中揭示更具体的历史，从而避免对社会运动与宗教活动简单化的叙述，并对政教关系获得深刻的理解。

《教务杂志》作为在华新教传教士的一份重要刊物，关于《教务杂志》中涉及的翻译问题，几年来学者有所研究。其中以程小娟最具代表性。2009年程小娟在《<教务杂志>“译名之争”的传播学透视》一文中，从传播学角度研究《教务杂志》中的“译名之争”。2012年程小娟在《<教务杂志>关于<圣经>汉译中传达问题的讨论》中，研究了《教务杂志》中《圣经》翻译中如何确定传达方式的问题，其中主要涉及翻译原则的确立，是否在译本中附加解释性及语体的选择等。最终得出结论：作为信息传递者，尤其是God话语的传递者，传教士对《圣经》翻译中有着既要忠于上帝之言，又要贴近读者便于读者理解，两者之间维持着平衡，来实现对原文和读者的双重尊重。2015年程小娟在《<教务杂志>两组圣经汉译讨论中的语言、文化与宗教理解》一文中，以《教务杂志》中圣经里wine的汉译以及是否能以“你”指称上帝等问题展开的集中讨论为史料，可以看出圣经译本语言的确立要经历复杂的理解、碰撞、批判和协商的过程，而期间涉及的语言、文化、宗教理解存在着多种解释及变动的可能性，充满张力和不确定性。所以总结道，翻译的最终选择具有偶然性，而协商过程中敝开的讨论和丰富多样的实践则是通往和解与宽容，维持宗教生命力的重要途径6。程小娟着重从“译名之争”和翻译过程中存在的文化碰撞来研究《教务杂志》。

《教务杂志》中也涉及一些医药、救济事业的介绍。在《教务杂志》创办当年8月的杂志上，在台湾进行医药传教的马雅各（J.L.Maxwell）就撰稿说：“医药差会在中国的广泛活动涉及一系列问题，我认为值得传教士杂志上来讨论。”7后来教务杂志的确发表了大量有关在华医疗事业的文章。由刘天路编，2010年出版的《身体·灵魂·自然：中国基督教与医疗、社会事业研究》专著，收录了陶飞亚和姚海钧撰写的《在华传教运动的内部检讨：以<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1867—1941）的医药传教士文章为据》一文，以在华新教的主流刊物《教务杂志》的文章为主，对医学传教士们的自我检讨进行初步考察。该文采用大量的《教务杂志》中关于医学传教士的史料，介绍了医学传教士最早关注的是传教医疗事业在整个传教运动中的合法性，布道传教士对医学传教士的批评，认为其传教方面效率低。而医学传教士坚持认为医学传教的必要性。同时，传教士医生也受到来自美国世俗团体和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压力。该文从医学传教士这一视角来探究，为研究中国基督教医学史提供了珍贵的史料价值。

而关于《教务杂志》中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历史、文学、传统宗教等方面，学者也有研究。2014年钟晓文在《“儒教”的跨文化认知与传播：语义变异与幻象建构——<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关键词之广义修辞学阐释》一文中，采用广义修辞学理论，观察《教务杂志》相关文本，聚焦儒家概念与思想的西方认知，分析其间的语义变异与幻象建构，作者试图探究异域文化的修辞认知与幻象建构的发生机制。2011年崔华杰在《传教士与中国历史研究：以<教务杂志>为中心的量化考察》一文中，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视角考察传教士的演变，分析传教士演变的历史因素8。2011年孙轶旻和孙逊在《来华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小说——以<教务杂志>刊载的评论为中心》一文，从小说评论的视角，探究近代来华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态度与认知9。

以上所述，大致勾画出了以《教务杂志》刊载的信息为史料所构建的研究的基本面貌和内容。可见对上述内容的分析，其意义绝不仅仅限于《教务杂志》本身的研究，而是涉及到《教务杂志》所刊载各种文字信息对华传教史的客观记录和对华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的全面反映。

四、关于深入研究的思考

总的来看，对《教务杂志》所刊载文字信息的研究还值得更多的学者的关注和参与其中，对此应从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抓起：第一，重视《教务杂志》基本史料的建设。期待有学人能对《教务杂志》进行目录编撰、翻译及散佚资料的增补工作，还可将重要的史料分门别类的重新出版。既能为广大学者提供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从而推进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又能行之有效地保护这批珍贵的历史文献。第二，广泛开拓题材的视野，丰富《教务杂志》研究的内容。《教务杂志》涉及中国的历史、哲学、文学、宗教、艺术、天文学、医学及民间风俗和社会问题等方面，应将研究视野进一步拓展到诸多学科领域，是《教务杂志》研究能否向纵深发展的关键。

《教务杂志》为今日学者提供了研究近代中国社会的历史资源和经验教训，我们应对它给予更多的历史关注。

注 释：

1.“Introductory”，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Vol，V，No.I，January—Februzry，1874，p.2.

2.陈村富主编. 宗教与文化 早期基督教与教父哲学研究. 北京：东方出版社， 2001.11. 411—413.

3.李灵，陈建明主编. 基督教文字传媒与中国近代社会.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11. 383—414.

4.俞森林著. 中国道教经籍在十九世纪英语世界的译介研究. 成都：巴蜀书社， 2015.05.

5.汪晓勤.伟烈亚力的学术生涯.[J].中国科技史料，1999，（1）：17-34.

6.程小娟.《教务杂志》两组圣经汉译讨论中的语言、文化与宗教理解[J].基督宗教研究，2015，（2）：138-157.

7.The Chinese Recorder. Aug.，1867，pp76—77.

8.崔华杰.传教士与中国历史研究：以<教务杂志>为中心的量化考察[J].社会科学论坛，2011，（3）：50-62.

9.孫轶旻 孙逊.来华传教士眼中的中国小说——以<教务杂志>刊载的评论为中心[J].学术研究，2011，（10）：152-158.

作者简介：蔡亚明（1991.12-），女，硕士，中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