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区信众朝圣行为的社会心理研究综述
一、藏区概念与朝圣行为
(一)藏区概念
“藏区”指西藏自治区、云南省、四川省、青海省、甘肃省等地的藏民活动区域。中国有三大藏区分别是卫藏、康巴、安多。卫藏指的是西藏拉萨、日喀则一带,康巴指西藏的昌都和四川的甘孜州、青海的玉树州、云南的迪庆州,安多指的是青海除了玉树以外的其他藏族地区和甘肃的甘南州,四川的阿坝州(部分)。
(二)藏民族宗教的朝圣
藏族宗教的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弘期”——自然崇拜的原始宗教苯教,“后弘期”——7世纪左右从唐朝、印度和尼泊尔传人吐蕃的佛教,10世纪以后再度兴起于西藏,在兴起的过程中,因师承、典籍及教义等不同使得佛教教派林立,教派在发展和相互斗争中均形成了极大的规模和影响,这个时期也最终汇成了独特的藏语系佛教。由于藏传佛教是在佛教与苯教的相互斗争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保留了许多原始宗教和苯教的色彩,造就了藏民族宗教信徒的朝圣过程表现出有别于世界其它宗教的独特特征。
这些独特特征表现为朝圣对象的独特性、朝圣仪式的独特性。如上文所述,藏传佛教保留了原始宗教和苯教的色彩,在藏族原始的信仰中,人的心灵的安详要依赖居于神山与圣湖之神,藏传佛教则认为人的灵魂的主宰者是“佛、菩萨和护法神”,同时宣称人世间的一些帝王、贵族和活佛不少也是一些菩萨的化身。在后弘期,由于藏传佛教各个教派的发展, 在藏区各地建立了众多的寺庙, 供奉着佛、菩萨和护法神。因此,藏区宗教信徒的朝圣对象主要是由神山、圣湖、寺庙与佛塔所构成;藏传佛教的信徒都非常强烈地相信圣地的力量、能量会注人和赋予在圣地的不同物质上,如泥土、石头、水等,因此在藏区,信徒的朝圣是带着各自的愿望围绕心中的圣地——神山、圣湖、寺院佛塔、嘛呢堆,按照相对固定的宗教仪规形式,沿顺时针方向绕行(苯教是沿逆时针方向绕行)以实现自我与神、佛灵魂沟通的目的的过程。
二、前人对藏区朝圣行为的研究
(一)理论视角
1.维克多·特纳——仪式三段论
维克多·特纳认为朝圣有三步骤,分离——阈限——交融,将朝圣认为是一个具有很大弹性的仪式过程,它能够满足一些人的需求和精神理念,进而朝圣仪式或朝圣行为被很多的参与者和旁观者所吸引和接纳。
2.纳尔逊·格雷本——“旅行人类学”
纳尔逊·格雷本认为旅游是一种特殊的仪式。旅游前与旅游后谓之“世俗” , 旅游过程居中, 谓为“神圣” 。旅游前, 是快乐的期待;旅游中, 神圣的旅游体验;旅游后, 或忧或喜的结果, 每一阶段都处于不同时空中, 每一阶段的旅游者都发生着或多或少的新变化, 这正是旅游所具有的仪式结构。
3.荣格——“集体无意识”
荣格的“集体无意识”就是一种代代相传的无数同类经验在某一种族全体成员心理上的沉淀物。藏区信众的朝圣行为之所以能代代相传,正因有着相应的社会结构作为这种集体无意识的支柱。
(二)经验研究
1.朝圣主体角度
从朝圣者的角度出发,学者们关注朝圣者的心理和行为特征。如陈国典[1]通过对朝圣者在朝圣启动和朝圣过程中的研究,认为藏传佛教朝圣者的自我结构有三个层次:现世自我、应该自我、理想自我。朝圣是为了解决这三个自我层次的需求:解决挫折、体验幸福、到达神圣彼岸。赵兴民[2]则关注朝圣者的压力来源,分别是宗教信仰压力和生存压力。陈国典等[3]人后来通过对对四川藏区和西藏拉萨、西藏山南的藏族宗教朝圣者的大量深度访谈与问卷调查,从藏传佛教信仰者和圣地关系的角度出发,概括了藏传佛教徒的朝圣主要表现为以下七大特征: 对象神圣性、时间性、仪式性、诱因性、心因性、社会支持性、我与无我的二元性。并对此进行了分别的阐述。
2.朝圣客体角度
从圣地的角度出发,学者们认为圣地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的存在。如才贝[4]认为阿尼玛卿作为史诗的发生地,格萨尔王的寄魂山,这些无疑强化和提升了阿尼玛卿在藏族圣地文化中的神圣地位,似乎隐喻出藏民族集体身份认同。如曾吉卓玛[5]指出圣地具有一种精神的力量,能使朝圣者的心灵得到救赎。或者说,这个救赎是朝圣者有意建立的,或者是这种救赎结果是可以先前预知的。因为“圣地”是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储藏的地方。在“朝圣”的仪式中,能够使个人的社会地位、角色及心理上的阴影得到转移。
3.朝圣主体与圣地的互际关系角度
从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关系出發,学者们认为圣地是朝圣者的意识构建的一种文化想象和社会的建构。学者陈波[6]以墨尔多神山山顶的顶果山为考察点,分析“墨尔多神山中心论”这种思想源于何处,认为活佛本身存在的特殊魅力给朝圣者提供了一个文化想象。同样陈国典[7]将朝圣者的圣地意识构建的圣地由高到低划分为“私我圣地一社群圣地一边缘圣地一超我圣地”。“私我圣地”指家中佛堂里的日常朝拜;“ 社群圣地”指社区内的朝圣之地;“ 边缘圣地” 指远离信徒生活视野、地理环境较恶劣的圣山圣湖地带;“超我圣地”指毎一位朝圣者的终极目标。
三、藏区信众朝圣行为的社会心理研究重点探究
藏区朝圣的独特性和所蕴含的文化寓意引起了多领域的关注,从朝圣的人类学视角探讨藏地朝圣的学术成果颇丰,但对藏地朝圣的研究在理论取向上还是以西方视角下的朝圣人类学思想为主导。在方法论上,学者从各自的实际田野出发,从圣地景观到朝圣者行为角度提出圣地神圣性的原因、朝圣与圣地间的互际关系,却较少涉及朝圣者的心理动机和实现过程,在当代文明程度和物质生活水平这样高时,宗教信徒仍然保留着传统的朝圣模式,这其中的心理因素值得探究。
藏区信众朝圣行为的社会心理研究就是为了发现宗教仪式与现实人的生活的关系。从以上内容可以看出,对藏区信众朝圣行为的社会心理研究多是在人类学领域下涉及了心理层面,人类学家更多地是关注宗教仪式本身,关注圣地本身的神圣性给予朝圣者的精神吸引,而对仪式的认同者研究不够,现如今的研究成果无法描绘出朝圣者整体的心理模型。
藏区信众朝圣行为的社会心理研究需要不断发展和深入的地方还很多,一个整体性、多维度的朝圣者社会心理模型需要被建构。首先,行为的主体——朝圣者,应该从地域——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条件层层递进划分;其次,行为的客体——圣地,包括神山、圣湖、寺庙、活佛等,朝圣行为的目的地是一個重要的维度,从而可以考察圣地类型与朝圣者特征的匹配关系。再次,朝圣行为的发生因素,内部的(如动机、需要、意志、认知等)和外部的(如家庭结构、物质条件、朝圣文化、明星效应等);朝圣过程;朝圣结果对朝圣行为的影响。只有同时弄清楚了这几个维度,我们才可能真正动态的、直观的、分层的理解藏区信众朝圣行为的社会心理机制。相信对藏区朝圣社会心理的其研究在理论视角、方法论和研究话题会有较大的发展,其发展趋势将会呈现多样性。
【注 释】
[1] 陈国典:藏传佛教朝圣者的自我探析.
[2] 赵兴民:藏传佛教朝圣者的心理压力分析.
[3] 陈国典等:信徒、圣地及其关系——藏传佛教信徒朝圣的特征.
[4] 才贝:阿尼玛卿山神文化研究.
[5] 曾吉卓玛:青海湖朝圣仪式的人类学考察.
[6] 陈波.:一个活佛与神山的想象.
[7] 陈国典:藏民族宗教信徒朝圣初探.
【参考文献】
[1] 和春燕,索南才让.藏传佛教对藏文化现代化的作用[J].边疆经济与文化,2016(08):40-42.
[2] 王林梅,段龙龙.川甘青结合部藏区经济发展空间特征及俱乐部趋同效应研究[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35(05):126-134.
[3] 毛金金.阐释人类学角度的藏传佛教信徒朝圣行为分析——以电影《冈仁波齐》为例[J].名作欣赏,2018(06):159-160.
[4] 卡提娅·布菲特里耶,央珍.藏族朝圣文献的解读与探析[J].青藏高原论坛,2018,6(02):66-72.
[5] 曾吉卓玛.藏地朝圣研究述评[J].中国藏学,2016(02):225-231.
[6] 陈国典.藏传佛教朝圣者的自我探析[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0.
[7] 赵兴民.藏传佛教朝圣者的心理压力分析[J].社会科学研究,2011.
[8] 陈国典,刘诚芳.信徒、圣地及其关系——藏传佛教信徒朝圣的特征[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
[9] 才贝. 阿尼玛卿山神文化研究[M]. 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
[10] 曾吉卓玛,仁欠扎西.青海湖朝圣仪式的人类学考察[J].青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39(03):69-74.
[11] 陈波. —个活佛与神山的想象[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2.
[12] 陈国典.藏民族宗教信徒朝圣初探[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
作者简介:宋舒婷(1995—),女,汉族,四川成都市人,四川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应用心理学专业2017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与宗教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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