贸易保护主义与后TPP时代美国外交决策中的东亚战略

〔摘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收缩是全球范围内右翼民族主义和国家保护主义的局部表现，虽然美国与东盟以及中日韩贸易依存度有增无减，然而其“退出主义”却引发了美国与东亚各国经济关系甚至安全合作关系的紧张，使得“印太战略”视野下的经贸往来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安全领域的战略收缩会在经贸领域更多地出现“反弹”，双边取代多边只会让美国更多依赖并介入到亚太经济中来。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东亚峰会；互联互通合作倡议；亚太自贸区

〔中图分类号〕F74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8）02-0081-05

随着后TPP时代的到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也发生了转向，以此为问题的切入点，以美国与其他大国在东盟地区的贸易竞争态势作为研究对象，可以发现美国对东盟贸易在各产业领域中的综合竞争力和竞争优势，从中探析贸易竞争区间和互补区间主要在哪里。对当前中美两国对东盟贸易中的竞争关系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认识，以便于在处理对东盟贸易、对美贸易关系上能够更加理性。理性选择对美贸易合作，从而保证中国在东盟地区的贸易利益最大化。这不仅是本研究的意义所在，同时也对当前的“一带一路”周边环境研究、中美两国对东盟贸易关系研究、中美关系研究都具有推动作用。

一、 美全球收缩背景下的东亚事务参与

（一） 地区安全观下的经贸驱动

2017年11月3日至14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了他就任总统以来的首次亚洲之行，相继访问了日本、韩国、中国、越南和菲律宾五国，并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会议、美国—东盟峰会和东亚峰会。特朗普此次东亚之行从宏观上包括了三个战略目标：第一，构建更加“开放、自由”的印度洋—太平洋地区秩序；第一，推动解决美国与东亚主要贸易伙伴的“公平”贸易问题；第三，加强国际协调以促进朝鲜弃核[1]。

对于2017年11月在越南和菲律宾分别举行的APEC与东亚峰会，特朗普出访日程久推不下，就显示出其政策的摇摆不定。特朗普政府的政策突变更显示出其对美國-东南亚关系缺少基本认知，其反复无常给美国政府的可信度以及领导能力带来了质疑。此次东亚峰会中尚还弥漫着对特朗普退出TPP、巴黎气候变化公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决定的惊诧，继而美国国内如副总统彭斯等人对东亚峰会的不同立场进一步损坏了美国一再受损的国际形象。

特朗普先是取消参加东亚峰会，后又重新确定峰会行程，反映出特朗普政府没有意识到东盟进程以及东亚峰会中来，可以有助于维护和巩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乃至东亚地区的战略利益。

恢复与构建美国在东南亚地区的盟友与伙伴关系，将会改善特朗普已陷入沉寂的亚洲政策。特朗普应该像其几位前任总统那样，充分认识并参与到东盟中来，因这是加强和维持美国在亚太和全球地位的最有效方式。如果特朗普不能理解这一逻辑，没有利用美国巨大的外交空间与战略资源来维系本地区开放自由的贸易环境、稳定安全的政治秩序，那么美国在这一地区3000亿美元的对外直接投资将失去牢固的根基。

美国国内对东亚峰会持消极立场者主要考虑到特朗普的商人本色，与东盟在如何运作东亚峰会的问题上拒绝给予域外国家更大话语权的可能性，这些原因都可能使参加峰会失去意义。如果这是特朗普最初打退堂鼓的真实原因，那也恰恰反证了，美国需要在重塑东亚峰会中争取更多机遇，并从内部有效地创造更多支配力。更为严峻的是，特朗普的缺席将会放大美国对东亚峰会的剥离感，并给国务卿蒂勒森出席后续的领导人战略论坛掣肘，甚至将使得美国政府在既定日程中的一系列会议中成为“跛脚鸭”。所幸的是，特朗普的最终大逆转挽救了美国的多边外交利益，做出了正确抉择。

不论美国还是欧洲众多发达国家，乃至于一些重要发展中国家，当其国内民族主义的势力居于主流之时，往往是全球化的浪潮危及到各国民族利益之时。特朗普提出“美国优先”，英国脱欧，以及民粹主义、极右翼势力的盛行，都反映出民族主义情绪在这些国家的高涨。

东盟国家一直担心美国将可能缺席此次APEC与东亚峰会，特朗普的最终出席成为重要转机。此次聚集修复了美国撤出TPP 以来的受损形象，并打消了东南亚国家对美国继续参与地区事务的疑虑。随着中国以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中国外交战略的厚积薄发在亚太地区挑战了美国以往的重心地位。而美国在本地区由来已久的伙伴国都深感与中国发展经贸往来的重要性，在与美国继续维系传统友好关系的同时，重塑对华关系就成为东盟国家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驱动引擎。

（二） 双边贸易与重塑升级版TPP

由于特朗普宣布退出TPP，此次亚洲之行对于美参与亚洲经济事务的替代性方案是一次展示的机会。舆论希望美政府更加积极并以战略导向从更广阔的角度参与贸易全球化，关注全球问题。然而事实远非如此。特朗普声称要“颠覆全球贸易格局”，在宣布美国退出TPP 的同时就提出替代方案，即与伙伴国展开公平的双边自由贸易区（ FTA） 谈判。自2012 年11 月启动的RCEP谈判，由于谈判成员国凝聚力不足、谈判本身错综复杂以及美国利用TPP 制衡等因素，至今也没有获得大的进展[2]。在APEC会议上，特朗普比较全面地概括了其参与亚洲贸易的规划：不再接受制约美行动与主权的多边贸易协议，仅接受公平与互惠的双边贸易协议。

第一，多边贸易协议本身并不会比双边协议更多地制约美国主权。事实上，考虑到现存的美双边贸易协议中绑定的最惠国原则，只有减少从TPP退出带来经济损害才能够使相关经贸活动有序开展。

第二，关于所谓互惠贸易，特朗普指的是避免更多的双边贸易赤字。而事实上，特朗普只是一再重申了他的个人商人理念—贸易协定的作用就在于减少美双边贸易赤字。减少美贸易赤字不能靠促使其他国家购买美商品或者提升进口关税来实现。不出意料的是，其他国家对特朗普的这种不切实际的天方夜谭毫无兴趣。

2017年11月的APEC会议上，TPP余下的11个成员国宣布该协定将升级为CPTPP并继续生效实施，这将成为WTO之后最大的贸易协定。除了更低的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壁垒，协议中还包含了电子商务、国有企业管理与劳工权利的重要新条款。特朗普将其视为贸易竞争中的弊端而丢掉了这些机遇。

所幸的是，TPP仍保持对其他国家开放，这有利于维护贸易自由化。这也意味着未来的美政府可以将是否加入TPP作为一个选项，并且将最初版本协议中的像投资国争端解决机制这些不符合美国利益的内容压缩至最低。

无论TPP 的命运如何，可以肯定的是，肇始于TPP 的21 世纪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将使全球价值链被迫重构，对亚太区域价值链产生无法预估的影响[3]。

特朗普对待NAFTA、TPP以及几乎所有多边协议都是持同一种强硬态度。在竞选时特朗普便提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作为“美国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協定”，应该被重新讨论和修改，且表露出美国将退出NAFTA的可能性。而糟糕的是NAFTA的第2205条明确写到“美国不需通过国会批准即可退出NAFTA”。究其根源，除了全球范围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盛行，也是由于美国的“人口拉美化”现象已经显现，外来移民与难民问题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问题。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研究显示，截至2015 年，美国移民来源于墨西哥的比例高达27%，来源于除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其他拉美国家的移民所占比例也达到24%[4]。

二、 美国在东南亚的外交政策走向

（一） 贸易额不断攀升

根据东盟秘书处所作统计，东盟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国，双方进出口贸易在过去的两年内翻了三倍。美国是东盟的第四大投资国，在该地区投资超过2260亿美元，远远超过其他亚洲东道国。美国对东盟的贸易出口达到了每年1000亿美元的水平，为东盟带来了近60万就业岗位。另一方面，东盟在美投资从2004年以每年28%的增速达到了今天的270亿美元[5]。

东南亚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数字虽然在全球范围内是有限的，然而发展势头强劲。从1990年全球对外投资市场份额的045%增长到到2016年的39%。在发展中国家经济体份额中，东南亚对外直接投资份额从1990年的65%增长到2016年的174%。这一增长势头与其他新兴市场相比起来是十分显著的。一直作为美国后院的拉美地区在1990年只占有新兴经济体中397%的份额，东亚地区就占了464%的份额。30年后，在拉美市场对外直接投资缩减到98%的时候，亚太地区成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推动力，占到了发展中国家854%的市场份额[5]。

（二） 多个合作机制持续酝酿

美国政府应抓住机遇来塑造其“后TPP”经济政策。特朗普政府强化美国与东南亚关系有以下几种方案：第一，提升美在东盟经济共同体中的参与；第二，强化美在APEC中的角色；第三，在“美国-东盟互联互通”框架机制下持续深化合作。美国此前已经做出承诺将继续推动“美国-东盟互联互通”计划。

在促进投资、完善不动产登记、以及条约实施等方面的框架规则，美政府都可以分享其知识、经验、以及良好的实施案例。而这些领域的法律框架都是东南亚国家比较欠缺和不完备的。

自美放弃TPP之后，APEC就成为了加强本地区贸易与投资机制的重要平台。由于亚太自贸区FTAAP仍然是一个长期的理想，美国仅能在此次会议中与伙伴国创造对话与机遇。例如，特朗普应在共同解决电子商务，大中小企业与投资自由化等地区问题上争取主导地位。

（三） 美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倡议

东南亚国家意图在2025年实现东盟经济共同体的五个目标：高度一体化和同质化的经济，一个有竞争力的、创新的、有活力的东盟，高度联结与产业部门间合作，一个能够自我更新的，包容的，以人为本的东盟，一个全球化的东盟。这些规划已明确写进了《东盟2025年互联互通总体规划》中，然而通往这五个目标的道路必然是坎坷曲折的。

东盟国家在降低非关税壁垒与缩小国内规则的差别方面有很多障碍，而美国在这方面具有的发展经验和投资规则的专业知识可以帮助东盟顺利实现2025年经济共同体的目标。

自2016年2月提出美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倡议，不仅有助于实现2025年东盟共同体，深化双方经济连接，也将使东南亚国家从目前中国因国内改革而降速的经济发展中摆脱依赖，实现对外贸易多元化。并且，互联互通计划将使一些东盟国家采取专门的国内改革来推动相关国家实现高质量贸易以及与美在未来的投资协议。美国-东盟互联互通合作倡议将成为特朗普与东盟开展多边合作的机遇，并将助力实现2025年东盟共同体。

虽然互联互通合作倡议不是特朗普的专利发明，不会在特朗普的议程单上得到“置顶”，然而也没有被特朗普公开丢弃。特朗普倡导“美国优先”，摒弃多边平台，不等于忽视东盟这块“肥肉”，甚至亚太安全领域的战略收缩会在经贸领域更多地出现“反弹”。商人出身的特朗普对于目前全球最具经济活力的东南亚地区经济，当然懂得其对于自身利益的重要意义。

三、 美韩关系与东北亚安全形势

（一） 半岛形势的微妙变局

2017年9月7日，韩美军方共同运送四台“萨德”系统导弹发射车至星州郡美军基地。加上此前已经部署的两台发射车，“萨德”完整发射系统已经完成部署。韩国防部声称，美军需新增“萨德”系统四台发射器。此前星州郡已有两台，然而完整的“萨德”系统需要六台发射车。自2016年“萨德”问题在韩国国内掀起政治风波后，当时作为在野党成员的文在寅坚决反对部署“萨德”。然而其政治态度的反复无常，特别是上台执政以来的政治立场摇摆不定，所谓“临时”部署朝令夕改使民众对其失去信任，同时遭到政治对手的抨击。2017年，韩国防部称，“萨德”反导系统已于9月7日完成了“临时”部署，之所以称为“临时”部署，是因为在最终决定部署之前，要依据韩国相关立法进行普通环境影响评估。

文在寅政府曾表示，在对“萨德”进行最终部署之前，有必要先在当地进行环境影响评估。然而第二天就在警力配合下紧急部署了新增的四台“萨德”发射车。当地民众认为政府在“萨德”部署时间问题上失信于民，对于剩余装备的部署搞“突袭”，没有如其承诺的那样提前一天进行通知，可见“临时”部署只是哄骗当地民众的伎俩。韩国国内的保守在野阵营也批评文在寅政府曾以电磁辐射为由反对部署“萨德”，而今又朝令夕改、一反常态，这是对韩国国民的欺骗。虽然文在寅表示这仅仅是为了应对朝核威胁而“临时”部署，待环境评估完成之后才实施最终部署，但这一政治谎言在韩国民众看来已是昭然若揭。

对于为何“临时”部署“萨德”这一问题，这是由于美军高层的施压。文在寅的突然行动，虽然与韩国政府所受到的美军施压有关，然而问题的核心在于文在寅此举推翻了其在竞选期间所作出的承诺，回到了其上任总统朴槿惠坚持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的立场上来。

安全領域合作产生的微妙关系使得美韩联盟在经贸关系上扑朔迷离，表面上的贸易依存也隐藏着日益凸显的贸易争端。韩美两国都一直声称“政经分离”，即政府要将内政、外交问题与国际贸易分离。而美韩对自由贸易区协议的修订提议并不纯粹是国际贸易问题，而是涉及诸多美韩外交安全问题，特别是朝鲜半岛问题。且基于美韩属于同盟关系，特朗普政府在多个涉及韩国产业经济命脉的问题上突然向韩发难，使韩国国内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6]。

2018年3月初，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向特朗普伸出橄榄枝，通过韩国方面向美国表达了朝美领导人会面的意愿，并得到美方积极回应。金正恩通过韩方还透露出半岛无核化的期望。这使得半岛局势更加扑朔迷离。然而传统安全问题在地区局势的逐步“离场”和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此起彼伏、以及地区贸易战的明争暗斗是并行不悖的。可以预见的是，东北亚地区贸易格局与安全形势将在问题意识上和话语模式上发生转变。

（二） 美韩联盟貌合神离

美国持续续加紧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打破了东北亚的战略平衡，推动美日韩同盟关系和“东北亚小北约”的实际形成，不仅威胁中国战略安全，实际上也在损害盟国的政治利益[7]。文在寅强调国防部应加强战备，其战略意图在于，面对朝核威胁和美国军事压力的同时，韩国有能力占据更多主动权，寄希望于韩国军力的提升。朝鲜在2017年7月份成功试射洲际弹道导弹之后，韩国非常注重在与美国的谈判中要求提升导弹载荷能力，以达到韩国可以有效摧毁朝鲜核设施的能力。

文在寅与特朗普在华盛顿会晤期间发表联合声明，强调韩美安全联盟共同对抗朝核威胁的重要性。特朗普认为，不但要保护美国本土，还要保护美国盟友，对于驻韩美军，韩国政府需承担更多责任和财政支出。而文在寅希望更多地与朝方展开对话和谈判，他认为韩美两国同时面对的最大挑战就是朝核威胁，两国应优先解决这一问题，并在相关政策上紧密合作。然而文在寅更倾向于制裁与对话同时进行，在“萨德”问题上也存有一些保留态度，没有承诺一定会担负驻韩美军的更多开销。

2017年6月28日，文在寅访美，其最大目的是增强军事合作与巩固美韩同盟。美韩会晤的核心内容是朝核问题，美韩同盟发展问题，以及经济合作问题。然而在经济问题上，美韩双方意见并不一致，特朗普对美韩双边贸易特别是《美韩自由贸易协定》表示不满。在特朗普的观念中，美韩贸易协定签署以来，美国对韩贸易逆差逐年增长，这严重损害了特朗普眼中的“国家利益”[8]文在寅在美期间，特朗普公开表示将重启韩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订立新的自贸协定，并认为新的协议会是一个更加公平的协议。

韩国是美国第六大贸易伙伴，美国是韩国第二大贸易伙伴。开启于2007年的美韩自由贸易谈判前后历经4年时间，于2012年确立了美韩自贸协定最终版，并于当年生效。协议生效以来，韩美贸易总额从2012年的1008亿美元攀升至至2016年的1096亿美元[9]。

据美国官方统计数据，美国对韩国的贸易赤字从2011年的132亿美元攀升至2016年的277亿美元，连续翻番。虽然 特朗普曾表示“通过自贸协定，美国一共增加了近11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并敦促韩方修改自贸协定[10]。但韩国作为受益方当然不愿与美国重启韩美自贸协定谈判，对美方认定“自贸协定带来美对韩贸易逆差”的看法，未作出积极回应。直到2017年11月7日，特朗普访韩期间，受东北亚安全局势的大环境施压，文在寅才公开表态：“为了推进自由、公正且均等的贸易政策，决定将加快速度推进有关韩美自贸协定的相关协商。” [11]

然而近几年韩美经贸往来状况不容乐观，美对韩逆差状态持续存在，数额较大。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官方统计指出，从2015年到2017年韩国对美顺差额分别为250 亿美元、258 亿美元和232 亿美元，汽车制造业、无线通讯设备、汽车零部件、疫苗制品、石油产品是位列前五位的行业。2016年汽车贸易顺差额达到145 亿美元，占总贸易顺差额的625%。韩国对美汽车出口过去5 年内以124%的年增速递增[12]。可见，在韩美自贸区协议的谈判重启之后，韩国汽车业将在这一场零和博弈中成为替罪羊。

结 语

特朗普外交政策理念带动了东亚地区贸易保护主义的浪潮，虽然美国与东盟以及中日韩贸易依存度有增无减，然而其“退出主义”引发了美国与东亚各国经济关系甚至安全合作关系的紧张，使得“印太战略”视野下的经贸往来具有更大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战略的收缩不等于战略利益的消失，对多边机制在短期内的解构将会在长期反弹出更加深度的经贸合作需求。应根据多元合作治理的理念创设多层多维的地区治理体系，引导所有国家各尽其能，共同为东亚合作与地区治理作出贡献。东亚国家文化、历史、社会的多样性，使得与美国开展贸易合作具有不可复制的特殊性，最终促使中国在推动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担当了更重要的角色，赋予了中国更多的地区主动权。平衡美国经济外交的不稳定性，也需要中国更多地参与到RCEP、APEC、中日韩自贸区等地区机制中来并主导这些机制。

发现促使中美国在东盟市场上的关系发生变化的因素，准确对比出中国对东盟贸易的优势和不足，寻找可控制的自变量作为参考，将会是由此开启的一个重要领域。本文试图抛砖引玉，作为引擎来带动这一研究领域。如果能够为准确找出中美两国在东盟市场以及中日韩自贸区的竞争性和互补性区间，能够为准确把握两国对东盟贸易和对东北亚贸易的未来走向，也就算为中国制定周边外交政策的调整提供了合理思路和智力支持，尤其是在后TPP时代亚太经济深度调整的大环境之下。

〔参考文献〕

[1]梅冠群.从特朗普亚洲行看中美关系的六个“之争”[J].中国发展观察，2017，（22）：27-31.

[2]姜凌，支宏娟.新一轮逆全球化浪潮下的南北经济一体化关系走向———基于美国退出TPP 和重谈NAFTA 的分析 [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5）：129-137.

[3]陈淑梅.后TPP 时代规则对亚太区域价值链的影响研究———劳工标准视角的探讨 [J].太平洋学报，2017，（11）：92-101.

[4]Origins of the U. S. Immigrant Population，1960-2015[EB/OL].（2017-05-03）[2017-12-28].http：///world/2017-08/25/c_129688448.htm.

[10]初曉波. 特朗普敲打韩国又是在演“双簧”？[N].北京日报，2017-09-06（07）.

[11]特朗普：美韩自贸协定对美国来说是个失败[EB/OL].（ 2017-11-08）[2017-12-31].http：//finance.ifeng.com/a/20171108/15775036_0.shtml.

[12]白云飞.韩美打起自贸协定修订“攻防战”[N].经济日报，2017-08-28（10）.

（责任编辑：夏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