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大将徐海东的文革岁月

2022-04-29 12:20:02 | 浏览次数：

徐海东,湖北大悟人,1900年出生,穷苦窑工出身。革命战争年代,历任红25军军长、红15军团长、八路军115师344旅旅长、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4支队司令员。他勇猛善战,屡立奇功,先后9次负伤,身上留有17处伤疤;他的家族中有66人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形成了一座罕见的家族烈士陵园。1955年,他被授予大将军衔,位列十大将第二位。然而,这位被毛泽东誉为“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在文革动乱的非常年代,却再也不可能做到毛泽东多次对他“静心养病,天塌不管”的嘱托……

“红的可以被说成黑的,

但红的终究不能变成黑的。”

徐海东是从一系列困惑开始感受“文化大革命”的。

徐海东对文革的困惑始于对林彪的任命。尽管1966年5月以后,徐海东的病情不断加重,没办法参加党中央的会议,文件也看得少,来访的战友也不多,消息非常闭塞,外边闹得轰轰烈烈,他却如同一个“局外人”一般。但是从报纸上看到林彪成为“副统帅”,他怎么也不理解:林彪这个像自己一样的“老病号”,多年不出头露面,听说他不能见风,还怕看到水,怎么突然东山再起,成为党内的第二号人物呢?林彪从前能打仗,这一点谁都不否认,可是这人的身体怎能担当得起这么重的担子啊?他对夫人周东屏说:“林彪元帅能重新工作,我也能呢。”夫人听了笑道:“你想工作都想疯了。”徐海东认真地说:“当个只挂名、白吃饭的大将,心里不安呀!”

更多困惑的消息接踵而来。

晚上孩子们下班、放学回来,带回的都是破“四旧”的新闻,都是让老将军发憷的消息。正在上高中的儿子徐文连,把在学校看到的批斗校长、老师的场面,绘声绘色地讲给他听。徐海东听着听着,渐渐地冷下脸来,严肃地向子女们说:“要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只是不能参加打砸抢!”

随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在全国的蔓延,令徐海东最想不通的是黄岩和张体学被打倒的事件。这两人,是徐家在外省最亲近的人。黄岩是湖北省省长,徐海东的儿女亲家,长子徐文伯的岳父,又是徐海东的老战友。在大别山闹革命时,俩人就结下了深厚的战友情谊。抗日战争中,徐海东是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4支队司令员,黄岩是4支队政委,二人是同生共死的战友。张体学是湖北省的副省长、徐海东任红25军军长时的一名警卫员,是从红小鬼成长起来的一位战将。在徐海东心中,这两个人都是作战英勇、对党忠心耿耿的好干部,为什么要把他们打倒呢?徐海东自己想不清楚,只好向儿子和儿媳妇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要相信真理。红的可以被说成黑的,但红的终究不能变成黑的。”

张体学被打倒后,他的孩子张明鸣无家可归,从武汉来到北京徐海东家避难。躺在床上的徐海东问他:“他们打倒你父亲,你能想通吗?”张明鸣当着老将军的面,不敢说“划不清界线”的话,但又不能不表示心中的真情,所以轻微地摇摇头。徐海东激动地说:“孩子,不光你想不通,我也想不通。你爸爸他们,勤勤恳恳工作,都成了走资派,都打倒了。我这样不工作的人,更该打倒哩。而现在那些不工作的人,却一步登天,红得发紫了。我看红得发紫是要紫得发黑的!江青说王任重(注:湖北省委原第一书记)是CC特务,要打倒;张体学是红小鬼,没有历史问题也要打倒,而且连老婆孩子都跟着倒霉。唉,今天打倒这个,明天打倒那个,好人都要被打倒光了……”

张明鸣多年之后,回忆当时的情形说:“在那个人人自危、人人都害怕‘沾边’的荒唐年月,不光爸爸是徐伯伯家的常客,许多受林彪、江青一伙诬陷迫害的老干部,也是徐伯伯家的常客。”

尽管有这么多困惑,徐海东还是尽量做到实事求是。

在那个年月,内查外调的信一封封送到徐海东家里,一个个外调人员又找上门来。被调查的人都是徐海东的老部下,有的人他认识,有的人只知其名,未见过本人。徐海东总是对秘书说:“你可要认真回信。我知道的,就写明白知道;我不了解的,就写信说不知道。一点儿都不能粗心大意,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要半点儿含糊不清。”秘书开始还好,每天代老将军回信,不久则有所变化,渐渐地不大听招呼了。徐海东发觉后,凡属重要的回信,都交给儿子徐文伯,要他代笔,并向文伯说:“你是共产党员,不能看风头说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半句无根据的话都不要往纸上写。”

有一次,儿女们说大字报上讲林彪是“贫农家庭出身”。徐海东一听就火了,气呼呼地说:“完全是胡说八道。当了副主席,也不能改变成分嘛!红军时期,我两次带队伍到过林家大湾,他家十几台织布机,是我们分给穷人的。他家怎么是贫农,哪一家贫农有那么多织布机,还有那么多的瓦房……”

“共产党员相信的是真理,

不讲什么灵魂!”

1968年底,徐海东这个在病床上躺了近30年的老人也成了“造反派”攻击的目标。

他的一位前任秘书,这时当了军委办事组的秘书。这位文质彬彬的“白面书生”四处煽动,扬言要“火烧老病号”,说什么徐海东的“资产阶级的反动路线”压制了他。新换上来的秘书也一反常态,劝徐海东作“触及灵魂”的检查。整天“首长、首长”叫得亲热的秘书,在政治生活中居然随着环境变化而变换自己的面孔,这让徐海东不能理解、不能容忍。他气恼极了,真想大骂一顿。周东屏坐在床边劝他说:“你不要动气,有什么错误就检查嘛!”

徐海东说:“错误,我怎么没有?我天大的错误,是病了这许多年,没有能为党做更多的工作。这检查我做。但是什么叫‘触及灵魂’?我不信佛,不信教,我信共产主义!什么是‘灵魂’?我没有见过,共产党员相信的是真理,不讲什么灵魂!”

当然,徐海东只是在信念上坚持真理。在那个是非颠倒的年月里,只有“造反派”说的才是“真理”!他家里的电话被切断了,暖气也停了,警卫人员被送进了“学习班”。

有一天,一群“造反派”冲进徐海东的卧室,围在病床前,开起了“床头批判会”。他们用拳头顶着他的头,逼他承认是“修正主义分子”,承认在大连时和高岗开过“黑会”,还要他承认“野心不死”、“想当国防部长”、“要夺总参党委的权”……

头上的“帽子”越来越多,越来越大,就连他给毛主席写信都成了罪状,说他这是想要毛主席下台,交权给刘少奇。他看望过一次贺龙元帅,也被说成参与了“二月兵变”。听了这些“莫须有”的罪名,他气一阵,笑一番,“我这老病号,成了大野心家啦!”到底有什么错误?他躺在床上思索起来。

徐海东给毛主席的信是在1966年5月23日写的,他就如何选好接班人谈了自己的看法。在信中他直言不讳地提出:“中央的接班人一定要选好,要符合毛主席提出的接班人标准。”他指出:“趁毛主席、刘主席和中央各位领导健在的情况下,把埋在中央的定时炸弹统统挖出来,以防后患无穷!”他还建议说:“毛主席亲自培养几十年的老干部不宜换得过多,因为把党的传统、作风交给下一代有一个过程……”这封信怎么能说是让毛主席交权呢?当然,这封信肯定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

至于看望贺龙,也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一次,徐海东的秘书和贺龙的秘书通电话,不知怎么扯到汽车上了。徐海东的秘书说首长还没看过我们国家自己造的红旗轿车,贺龙的秘书就派司机把贺龙的红旗轿车开到了徐海东家门前。当时徐海东正在睡午觉,醒来后听说此事,十分生气,对秘书说:“为什么这样做?贺老总要有事怎么办?快把车子开回去!”过了一会儿,他想起自己有一段时间没见过贺老总了,前段时间还听说贺的也身体欠佳,就对夫人说:“既然把贺老总的车开来了,我们就顺便过去看看贺老总吧。”到了贺龙的住处,只坐了10来分钟,正赶上贺龙有事要外出,便告辞了。就这样一次简单的往返,秘书们又全都在场,怎么会与“二月兵变”有关呢?而且,徐海东根本不相信“二月兵变”这回事。他敬重贺龙,记得毛主席多次说过:贺龙党性强。他认为贺龙是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决不会搞什么兵变。

然而,那些不明真相的人,依然采取种种方式逼迫徐海东,要他认罪,要他揭发交代,弄得这位转战多年的高级将领陷入了从未遇到过的困境,从来都是畅言豪爽的他,如今也变得沉默寡言了。

“我不能死,我要等着党中央、毛主席说话”

诬陷、迫害一天天在加紧。家中的院墙上,总参谋部办公大楼外的围墙上,大字报、大标语不断出现,徐海东的名字都被打上了叉。银行的存款被冻结,分文不准支取。他的病体需要恒温,在天寒地冻的严冬,暖气都不给保证。房间里是冷的,被窝里是凉的,周东屏和儿子们,只好生起几个火炉。日常用的药品受到限制,最后连氧气都不给供应了。徐海东呼吸困难,嘴唇、手指甲都发紫,生命垂危。他抓住周东屏的手说:“我们一直讲要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他们哪里还有人道主义呢?我连个战俘都不如了!”

又过了几天,他开始发烧了。尽管他说“没什么”,但是看得出是强打着精神说笑。周东屏想到徐海东最亲密的老战友王震,便让儿子周文伯去看他。王震听到后,立即向周恩来总理报告。周总理派人把徐海东的医疗关系从北京医院转到解放军总医院,同时叫秘书打电话告诉有关单位,一定要保证徐海东的氧气。徐海东在昏迷中,听说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保健事宜,激动得流下热泪,嘴里还喃喃地说:“总理,总理,我们的总理啊!”

武汉“七二○”事件后,徐海东的一位老部下从武汉来京时曾看望过他,虽说只见了10多分钟,说了几句勉励的话,却又被诬为“七二○”事件的黑后台。徐海东为刘少奇、邓小平被打倒而心中不平,刘少奇曾经说过他的一些优点,如今都成了“错误”,邓小平1960年曾说:“海东对党一颗红心”,如今成了“黑心”。

罪名越大,徐海东反而越沉得住气了。他吃不下饭,硬吃;迈不动步,硬要离床蹭几步。一天晚上,他心平气和地对家人说:“我不能死,我要等着党中央、毛主席说话!”他是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却被剥夺了参加党的八届二中全会的资格,没办法当面见到毛主席了!

此时徐海东的身边只剩下3个亲人:一个是妻子周东屏,一个是小儿子文连,还有一个聋哑残疾儿子。大儿子徐文伯和女儿徐文惠被“隔离审查”,儿媳妇黄浦西被送往河南一个五七干校“改造”,两个孩子被带往安徽农村。一家人七零八散。经过一连串的冲击,周东屏这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女战士,实在受不住了,说:“这叫什么革命啊,黑的硬是说成红的,红的硬是说成黑的,真要把人逼上死路了!”

徐海东坦然安慰她:“同志,要经得起考验嘛!红的总是红的,黑的总是黑的。要相信党。还有一句话: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我相信总能水落石出,把好人坏人分清楚的。”

“主席提我的名,身体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1969年3月31日,徐海东心急如焚,忐忑不安。第二天中共“九大”就要开幕了,可他这位“八大”中央委员,直到现在还没接到参加会议的通知。他从早晨等到中午,中午等到晚上,又从晚上等到第二天清晨,仍然没有接到通知。这天夜里,徐海东彻夜难眠:自从在党的八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后,每次开会,毛泽东问到出席会议的同志时,总是要问一声:“海东同志来了吗?”就这么一句简单的话,便使这位老将军感到深深的慰藉。让他感到痛苦的是:多少年革命情谊,多少次难忘的战斗,难道说由于一场“文化大革命”,就被统统毁掉了?徐海东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就在徐海东焦急等待的时候,人民大会堂北侧的小会议室内,周恩来正在主持一个紧急会议。他用郑重的语气宣布:“毛泽东同志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并建议他参加大会主席团。”周恩来讲完,大多数人同意,也有人提出疑问。周恩来解释说:“毛主席早就说过,徐海东是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人。我认为不让徐海东同志参加‘九大’是不合适的。至于他有没有问题,以后会搞清楚的。”虽然还有少数人抱着敌意和怀疑,但是他们无法阻挠党中央、毛主席的提议和多数人的意愿。

4月1日中午,中央办公厅的一位副主任和军委办事组的一名负责人来到了徐海东的病床前,向他传达紧急会议的决定,并问他:“你能出席今天的开幕式吗?如果不能去,可以向中央请假。”绝望中的徐海东听到这个消息,喜出望外,流着热泪,激动地说:“主席提我的名,身体再不行,就是爬,我也要爬去!”

说完,徐海东急忙从床上起身,穿好衣服,刮净胡子,然后把氧气袋往怀里一抱,便匆匆赶往人民大会堂。此刻的人民大会堂里已是济济一堂,徐海东的到来引起了大家的注意,不少人还站起来,向他挥手致意。身陷逆境的徐海东,此时此刻完全忘了个人的一切,内心充满了温暖与感动。

这时,周恩来看见徐海东来到主席台,紧走几步迎上前去,与徐海东握手问候,并亲自扶起徐海东,将他安排到座位上,然后,又转身对大会的一位服务人员说了一句:“小推车一定要放到海东同志的身边。”

这时,在《东方红》乐曲声中,毛泽东款步走入主席台。就坐后,习惯性地环视了一下会场,然后侧身问道:“海东同志来了吗?”

“到了,到了!”徐海东又一次听到这熟悉的声音,忙答了一句。不知是什么力量驱动,他竟然站了起来。毛泽东向他招手致意。

大会选举那天,徐海东用微微颤抖的手,提着铅笔,在一个个名字下点着、数着。坐在他身边的一位,看到他在朱德、陈毅、徐向前等到人的名字下面画了圈,急忙在他耳边低语:“这些都是‘老机’!”徐海东明白“老机”的意思,是指机会主义者、修正主义者。在这种场合,他不便和那人争论,只回答了一句:“他们是毛主席提的名,难道你不相信毛主席?”说得那人哑口无言。

投票时,徐海东向附近的王震招手。王震走了过来,徐海东郑重其事地行了一个军礼说:“王老弟,我非常信任你,因我病重不能走动,请您代我投票!”王震深情地向徐海东鞠了一躬说:“徐大哥,我一定照办!”周总理看到这一情景,向二人点了点头,3个人都会心地一笑。

选举结果出来了,在“九大”上,徐海东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徐海东的战友和家人都为此感到欣慰。

“毛主席的命令,我执行”

“九大”刚过,林彪一伙又开始“火烧”他、批斗他了,硬是置他于死地。于是,徐海东期待能亲自见到毛主席,他相信毛主席能作出公正的结论。1969年的“十一”,是国庆20周年,徐海东作了豁出去的准备,要在天安门见到毛泽东的时候,把自己对林彪的看法当面讲给毛泽东。但林彪一伙扣留了发给徐海东的请柬,剥夺了徐海东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

1969年10月20日深夜,军委办事组的两名成员来到徐海东床前,向他宣读了由林彪签发的中央军委“一号命令”:要准备打仗,要“疏散”。最后,他们下驱逐令似地说:“两天之内必须离开北京!”

徐海东打了半辈子的仗,负了那么多伤,身上还留下了17块疤,他是枪林弹雨中钻过来的,他才不怕打仗呢。徐海东向来人说:“我不怕打仗。要我走,我身体不好,行动不便。”

“不行!必须走,这是毛主席的命令!”两个办事员冷冷地说。徐海东一向崇敬毛主席,不管是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只要是毛主席的指示或命令,他从不怀疑,坚持照办执行。这位年近70的老战士沉思片刻说:“毛主席的命令,我执行!”

这一夜,徐海东没有睡觉。一个人躺在床上,一声不吭。周东屏几次走近他,劝他不要多想,他也没有言声。直到妻子再三劝慰,他才说:“我不是怕离开北京,更不怕死,我在想会不会发生战争?”

第二天上午,徐海东换上新衣服,准备和几个老同志告个别。这时老战友王震进来了。两位年逾花甲的老人,一见面什么话也没说,抱在一起哭了起来。原来,王震也接到了所谓的“一号命令”,要“疏散”到江西去,这是来向徐海东告别的。

“徐大哥!”王震说,“我们俩都是工人阶级出身,我们是不会反党的,是拥护毛主席的!我们什么都不要,只要‘同志’二字!这次分手,恐怕再难见面了。徐大哥,我是不会忘记你的,请你多保重……”王震泣不成声。

徐海东含着泪点点头说:“兄弟,你说得对,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然后两位老将军,紧紧握着对方的手,默默地告别。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周东屏,这位红军老战士,从不当着徐海东和老战友的面落泪,此时,也忍不住不停地擦着眼泪。

10月21日晚,徐海东被送上一列南下的普通客车。身在车上的徐海东艰难地偏过头来,最后望了一眼被沉重夜色笼罩着的首都北京。

徐海东被“疏散”到河南郑州郊区的一个干休所里。临时为徐海东腾出的房子,阴暗潮湿,暖气已坏,水流满地。

什么也买不到,什么也不供应,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林彪在郑州的死党不准干体所的老同志与徐海东接触。住在干休所的老同志看不过去,有人送药,有人送菜,他们都被指控为“划不清界线”。跟着徐海东去郑州的秘书,名义上是为首长服务,实际上是徐海东的监视者。他警告周东屏,不让徐文伯去郑州,去了就抓起来。可是人总得吃饭,周东屏急得没办法,只好背地里通知文伯从北京把家里的油、米、挂面坐火车送到郑州。林彪的死党刘丰派人到火车上抓徐文伯,文伯及时发现了情况,才没有被他们逮捕,维持徐海东生命的粮油总算运到了郑州。

时值10月,天气乍寒。徐海东得了感冒,病情加重。他的医药无保障,连每顿饭后必须服的酵母片都不能保证。韩先楚得知徐海东的困境,以警卫员的名义寄来一些药品,可还是不能完全解决问题。周东屏让徐文伯悄悄地写信告诉远在江西红星垦殖农场的王震,王震千方百计地搞了些急救药品,寄给徐海东,但是都被林彪、江青一伙在江西的死党给扣下来了。周东屏要求从北京派医生来会诊,被拒绝;又要求在郑州请医生会诊,他们则百般推托,拖了很久才找了几个医生来应付差事。郑州铁路医院一个姓宋的女医生提出了正确的治疗意见,马上被他们轰走。

面对这种困难的状况,周东屏只得再次向周总理求援。她亲自给周恩来写信,并通过王震的秘书,才好不容易把信转到了周恩来的手上。周恩来这才知道徐海东在郑州的一点情况,立即亲自批示,把那个所谓“秘书”调回了北京。徐海东得知这一情况后,对周东屏和儿子说:“毛主席是保护我们的,总理是保护我们的。你们不要怨下边的人,都是‘他’。”说着,徐海东伸出两个指头,又指指自己的光头,显然指的是“二号人物”林彪。

1970年2月,徐海东的肺炎发展为肺脓肿,开始心力衰竭,已经无法进食。可林彪的死党们还大肆造谣:“徐海东在郑州吃进口药,每天都要吃9斤重的老母鸡。”生命到了极限,死亡向徐海东步步逼近。但他依然坚持着,一天,两天,一周,两周……

3月25日,徐海东将军含恨逝世于河南郑州。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昏迷中还不停地说:“我想见毛主席!我是被林彪害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