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支架一半不靠谱”的多重拷问

没有医德的医生比魔鬼更可怕。只有在道德上完善，在制度上监督，多方下手才能真正解决“看病贵”现象，让患者不再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

日前，我国著名心血管专家胡大一针对迷信支架，崇拜搭桥的医疗现象表示，根据现在的统计资料，一半的支架都不靠谱儿。在稳定的情况下，不建议做支架。胡大一指出，合理地使用介入技术无可厚非，不过，支架泛滥则是中国医学界非常可悲的现象。（10月14日《中国青年报》）

作为一名曾经的医务工作者，笔者深深知道，心脏支架等多种过度滥用的器械，短期虽效果显著，但不仅很多是无必要的，更是饮鸩止渴，在无形之中牺牲了患者的权益与健康。患者拿了更多的钱，却并不是得到最好的治疗效果。更重要的是，器械作为一个“外来异物”，并不能和肌肉等组织一起“互动”，久而久之很容易造成了肌肉等组织的磨损，带来新的危险。胡大一医生的话不仅打破了现在很多心血管医生对心脏支架的神化，揭露了一些医生不负责任的态度，更带来了多重拷问和思考。

近年来，在国家对高额医药费的关注下，药品控制逐渐加大，医生用药正向规范化迈进，原来被忽视的医疗器械漏洞就显现出来了。从小小针管到支架、关节等高科技器械，医院的大多数治疗都是在器械的帮助下完成的，但有关部门对医疗器械的监管却并不严谨。医生们选科时流传一句话，选科就选骨，内科选介入。为什么呢？只因为骨科和介入科放的器械较多。笔者就见过骨科医生一台手术，仅器械回扣就上万，且不说逢年过节的红包、旅游，平常请吃饭、唱歌等消费了。器械商们当然不会赔本赚吆喝，最终羊毛还是要出在羊身上。从医生、推销员、经销商、厂家等层层剥利，到达患者手中时的器械价格翻了不止几番。

2000年出台的《医疗器械管理条例》，这部被称为“只用了7天便制定出来”的法规，虽然存在诸多先天不足，却仍在主导国内的医疗器械市场。在这部条例当中，没有对“假冒伪劣医疗器械”的定义作出规定，医疗器械的监管仅仅以注册为核心，企业只要有了注册证，便仿佛有了一张“护身符”。不论是“以次充好”还是“偷工减料”，都基本上游离在法律监管之外。即便是受到查处，也不过是象征性地罚款了事。这就让医疗器械业成为高利润低风险行业。

仅靠站在道德高地上的几声疾呼，想漂白医生们红了的眼睛、黑了的心，显然并不靠谱。整顿医疗器械业，加大惩处力度，公开器械基本价格，形成透明的监督机制，从源头抓起，才能根治医疗器械暴利之殇。同时，医生的地位与诊疗费等也有待提高。一台骨科手术，几名医生在精神高度紧张的情况下站立几个小时，诊疗费及手术费一般都仅有1000元-2000元左右。提高医生价值，让医生们靠手艺吃饭才是根本。不然只能按下葫芦浮起瓢，药品走了靠器械，器械走了还有别的。

医生不同于其他技术活，他所包涵的道德意义更为崇高，所以在医生的教育上，应不同于其他学科。医科大学在教授时应更侧重于医德培养，而不应像现在这样仅限于技术上的培养。没有医德的医生比魔鬼更可怕。只有在道德上完善，在制度上监督，多方下手才能真正解决“看病贵”现象，让患者不再沦为任人宰割的羔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