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媒视点

媒体频频追问正在改变社会生态

媒体追问意识在日渐增强，不仅报道事件的开头，而且追踪事件的进展，更盯住其最终结局如何。这种追问正在改变社会生态。

比如，对官员“带病”復出，“合不合程序”、“有没有猫腻”的追问不断，媒体甚至搬出相关规定一条条对照，逼得一些部门屡屡紧急出面澄清，或不得已叫停“复出令”。

对此，可能还有人不太适应。在一些人的印象中，或许有些事“热得快，冷得也快”，一件新闻发生，一哄而上，穷追猛打，可一旦另一新闻出现，公众视线迅速转移，很快淡忘前者，类似“狗熊掰棒子”。这一规律被一些人摸准，一旦出了事，先救火、降温，息事宁人，表态义正词严。拳头高高举起，但并不急着落下，拖一阵，等舆论关注的热情一过，往往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但近来，这种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一桩事故处理得是否善始善终，一项承诺是否及时兑现。一项制度是否落到实处，舆论监督的作用越来越得以显现。

媒体的不懈追问正在形成一种力量。我们期望它会迫使许多人由此有一种改变——出了责任事故，处理相关人等要实打实地来，别想着应付过当时汹涌的民意再私下搞点小动作、蒙混过去，民生大事的决策，承诺要达到的比例就应该实现，承诺要投入的资金就应该投进去，年初“办多少惠民好事”的承诺，年终要盘点，要兑现，儿戏不得。诸如此类。

核心就一个，提醒相关部门，承诺的事要及时兑现，不要总是等待、拖延，以致屡屡陷入被动回应。

媒体叫板部委是一场话语权的博弈

媒体报道称“食用油企业大面积停产已现先兆”，国家发改委在其官网刊文称媒体报道严重失实，引来了众多媒体的反驳。

先是第一财经日报作出回应，坚称其报道无误。再有华夏时报站出来称，上述报道为华夏时报记者现场采访而成，并有相关录音及文字记录为依据，对于有关方面声明该报道“严重失实，纯属主观臆测”的说法不能认同。

媒体与国家部委掐起了架，以前似乎也有过，但没有这一次这么直接和激烈。政府部门掌握着话语权，垄断着新闻信息，他们经常站出来对媒体的报道指手画脚，指责这个未经采访，那个是假新闻。

媒体即使被冤枉了，一般也不会站出来反驳，一是慑于政府手中掌握的权力。担心惹恼政府部门，受到权力打压，二是部委垄断着新闻信息，媒体担心与部委关系闹僵后，自己的跑线记者会被部门封杀，三是打这样的口水仗很耗费精力，索性就保持沉默了。

媒体如果确实报道了假新闻，那么应该承认并道歉，澄清事实和真相。如果坚信报道为真，那就应该站出来与部委据理力争。政府部门并不掌握着真理，也不垄断着真相，媒体如果害怕部委不高兴而保持沉默，那等于承认了自己报道的是假新闻。

政府部门口中的“假新闻”，很多时候并不是媒体真报道了假新闻，而是政府部门为了掩饰真相而泼到媒体身上的一盆污水，是站在部门利益立场上对真相的掩饰，也可能是一种政府公关策略(向媒体放出风声，遭到民意反对后，就改口说没有那事，是媒体报道了假新闻)。他们之所以敢于动辄给媒体泼“制造假新闻”的污水，一是自恃垄断着新闻信息的发布权，认定未经他们发布和确认的信息都是假的；二是抓住了媒体害怕与政府部门打口水仗的软肋，自恃一句“你报道了假新闻”就可以让媒体知难而闭口。媒体的沉默，越发强化了他们的话语霸权和垄断优势感。

很好，媒体终于站出来向部委说不了：政府部门并不掌握着裁决权，不是你说媒体报道失实，媒体就真的失实了。掌握着裁决权的是事实和真相。这一次媒体非常有底气地拿出了相关录音及文字记录作为依据。这不是一次简单的掐架，不是一两个媒体叫板发改委，而是媒体与部委在话语权上的一次博弈。

首先是信息垄断权上的博弈。在新闻信息上，许多政府部门一直有一种信息垄断意识，认为本部门是本行业和本领域相关信息最权威的发布者和阐释者，只有本部门发布的、经本部门确证的信息才是正当的，而其他途径获得的信息都不可靠。而媒体当然不认同这种信息垄断，媒体记者通过自己的途径所采访到的信息，当然也是正当的信息来源。甚至由于部委只是听下级汇报而获得信息，而媒体则是扎扎实实自下而上的采访，汇报的信息或会掺水，而一线采访才能看到真实情况，采访应该比汇报更可靠。比如这一次关于食用油企停产的新闻就是如此，发改委是听企业汇报后作出的判断，而记者则是通过采访获得的信息。

其次是信息真假的裁决权。许多政府部门总喜欢做裁判，动辄说媒体报道了假消息。媒体想宣示的价值是：消息是真是假，政府部门，尤其是作为利益相关方的政府部门并无权裁决，要由证据和事实来判断。

再就是政务的公开。媒体的这种叫板，其实也是在倒逼政府的信息公开，由于政府新闻发布的缺位，舆论信息非常混乱，政府捂着新闻，人们只好去猜，于是让信息真假难辨。有关部门总在指责媒体报道了假新闻，可是，你们在发布真新闻上又有多少作为呢?

传媒的文化使命

传媒的文化使命，除了传统意义上的信息传播之外，至少还应该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传播思想和观点。人们习惯于把媒体的使命仅仅定义为传播信息，而且主要是传播事件性的信息。但是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和多元化的时代，媒体传播思想和观点比简单地传播信息更重要。由于社会普遍存在的文化多元和利益多元，任何一件事情都会导致人们有不同的看法。这其实并不是一件坏事。如果媒体能够在人与人之间搭建起沟通交流的桥梁，能够把专家学者和社会精英的思想观点真实、准确、有效地传递给大众，使他们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就有可能起到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推进社会进步的作用。

二是基于观点看法的关系组织。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已经不仅是眼前利益的交换互惠，也不仅是人际关系的简单组合。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全球化时代，人们既可以面对面地认识和交流，也可以通过虚拟介质进行认识和交流，甚至可以实现非见识、非面对的交流和相处。媒体在这种新的人际关系形成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当媒体传播信息或者观点的时候，本身就已经参与构建社会的公共关系组织，当然这也是媒体的责任使然。

三是帮助弱势群体超越障碍与社会对话。在任何社会中，总会有部分群体觉得自己处于边缘位置，无法向社会表达自己的看法，也难以领略社会的关怀。媒体应该通过自己的传播行为，让这类人群能够跨越地理和物理的障碍，与社会展开面对面交流，让他们感到自己在社会中并不孤独。媒体传播应该促使这些人了解，社会中有许多人和他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同时有更多的人通过与社会各种形式的理性对话排遣了苦恼，走出了困境，变得开朗和成功。

四是营造良好的生存环境。人和人之间需要交流，这种交流既可以是主动的，也可以是被动的。现在有不少人把自己的生活追求寄托于网络的虚拟状态，这当然未尝不可。但是作为媒体来说，为人们营造良好的社会生存舆论环境，是时刻都应该履行的重要职责。曾经有不少社会名人和专家学

者抱怨，最担心在接受采访时所说的话被媒体变相地扭曲放大，造成极为不好的社会影响，也对受访者本人造成很大的心理阴影和思想压力。这是媒体尤其应该注意避免的一种传播扭曲。

五是实现文化意义上的理想追求。媒体要实现的理想，不仅仅是一种基于及时、准确和丰富意义上的信息传播，而主要是基于人类共同的、可长久持续的、多元并存的文化使命。这种文化使命的具体表现，不仅是一种文化竞争，而主要是文化包容，不仅是一种文化自信，而主要是一种文化自觉。它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生活状态和方式，是发自内心想要去做的事情，没有任何被要求或者被强迫的意愿。

“终身禁入”亟须法制化

近日，重庆市召开“杜绝虚假报道，增强社会责任，加强新闻职业道德建设”专项教育活动动员大会。决定对编造、刊播、炒作虚假新闻的，坚决严肃查处。恶意制造假新闻者，将终身不得从事新闻职业。

所谓“终身禁入”，是指公民、行业从业人员或者监督管理官员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而严重违法违纪，造成严重后果而被终身禁止进入某一特定行业、从事某一特定职业或者实施某一特定活动。

不可否认，“终身禁入”对违法违纪者具有巨大的震慑作用，不仅有利于有效遏止其违法违纪的嚣张气焰，而且还终身剥夺其实施同类违法违纪的条件，可谓“永除后患”。

不过，适用范围日益扩大的“终身禁入”，也存在着明显的法律瑕疵，带有突出的制度缺陷，具体来说就是缺乏更高层次法律制度的直接支持，随意性大。这不仅影响制度本身的权威性和公信力，而且也对公民基本权利产生巨大威胁，严重背离依法治国的基本要求。

首先，我国《行政处罚法》并未将“终身禁入”列入行政处罚种类，使得这一严重影响公民就业权的处罚措施游离于法律规范之外，给行政管理部门随意扩大“终身禁入”范围提供了有利条件，呈日益泛滥之势。

其次，“终身禁入”不仅涉及公民就业权的终身限制和剥夺，有些领域的“终身禁入”还涉及宪法规定的公民基本权利行使，比如终身禁止从事新闻编辑工作就涉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权，终身禁止报考公务员则涉及公民政治权利(担任国家公职的权利)。从现代法治要求看，对这些宪法权利的限制或剥夺决不能由效力等级低下的法规、规章或其他规范性法律文件来决定，而应由法律进行明确规定。事实上，目前我国有法律明文规定的“终身禁入”只有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交通肇事逃逸“终身禁驾”等极少數情况，管理活动中实际实施的“终身禁入”，有的连规范性文件依据都没有，其合法性受到质疑的同时，也缺乏法律制度的持续一贯性。尤其是不能全国一盘棋，其执行力度也值得怀疑。

鉴于“终身禁入”对公民基本权利的严重影响，笔者建议，至少应把它列入行政处罚范围，纳入行政处罚法规范内容，明确规定“终身禁入”的设定权，坚决遏止“终身禁入”的随意性，避免形成法律漏洞，成为伤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利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