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善迈：在教育经济中耕耘,在教书育人中收获
王善迈，中国著名教育经济学家，中国教育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现任北京师范大学校务委员会委员、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授和学术委员、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院长，同时担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经济学会理事长等职务。
一、北师大情缘
王善迈教授195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1958年毕业留校任教至今。从1958年起，王善迈教授分别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宣传部、政治教育系、马列主义教研室、经济学系（该系于1996年组建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学院，于2004年更名为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在北师大工作和生活的50多个春秋，王善迈教授同北师大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问：从求学到工作的50多年，您在北师大经历着不同的人生阶段，您对于哪一个阶段最为留恋？
答：我在北师大度过了青年时期的学生时代，参与了50至70年代的历次政治运动与生产劳动。改革开放以来，专心从事教学与学术研究。现在回想起来，每一个阶段都很宝贵。从教学研究来说，收获最大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研究阶段，但让我最为留恋的还是青年时期的学习阶段。
问：在北师大度过的学生时代，让您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答：学生时代非常短暂，但却为我的一生打下了良好基础。那个时候大学一、二年级进行通识教育，人文社会科学专业普遍开设中国和世界通史、中外文学史等基础课程，三年级以后才进行专业教育。通识教育使我有了较宽广的基础学科知识。我至今记得心理学的彭飞教授，他是一个学术严谨、哲理性很强的人。中国文学史、外国文学史分别由邓魁英、穆木天教授任教，我通过上这两门课程阅读了大量中外文学名著。逻辑学由朱启贤、马特教授任教，他们是中国当时最著名的逻辑学家。
那时的生活虽艰苦但却很有规律。我每天都要跑上3 000米，还要参加学校田径队、排球队。我曾担任北师大男排校队的队长，并带领校队获得北京市高校排球赛的冠军。这些锻炼奠定了我良好的体质基础，并且使我每一天的学习都精力旺盛。
那个年代的一大特色就是政治运动与生产劳动较多。上学期间，我曾参加“肃反”运动和“整风反右”运动，并参与过十三陵水库和密云水库的修建劳动。刚刚留校工作的时候，我曾赴河南信阳地区遂平县调查人民公社。1964年，我在北师大参加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而后又赴山西省武乡县参加“四清”运动。我经历了10年的“文化大革命”，其间参加了农业生产、电机生产，在农村和工厂的工作和生活累计有3年多。这些社会实践活动虽然占用了许多学习和研究时间，但却让我提高了政治觉悟、积累了社会经验、熟悉了工农业生产知识并锻炼了坚强的意志，这些都是我人生的宝贵财富。
问：您经历着自己的人生，也见证着北师大的改变。在您的眼中，北师大改变的是什么？不变的又是什么？
答：北师大最大的改变是从一所师范院校发展成为综合性大学，现在正向世界高水平大学迈进。不变的或者说传承下来的是师大特有的文化传统，比如在思想政治上，有爱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在学术研究上，严谨踏实，不断创新；在生活作风上，艰苦朴素，积极向上。
二、教育与经济的交叉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学是国家级和北京市重点学科，王善迈教授作为该学科的北师大学术带头人，带领出一支结构合理的高水平研究团队。几十年来，王善迈教授承担了数十项国家级课题和国际组织的研究项目，发表论文近百篇，出版学术著作十余部，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奖励，在教育经济学领域累计培养硕士和博士研究生百余人。王善迈教授创办了北京师范大学首都教育经济研究院，多次为政府的教育发展和教育财政决策提供咨询服务，并参与相关法律和政策的制定。
问：您怎样选择了教育经济学这个学科研究方向？
答：从事教育经济学的教学与研究并非是我的自由选择，而是出于国家和社会需要以及我的教育学和经济学双重专业背景。我本科学的是教育专业，工作后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进入人民大学举办的高校政治经济学教师“资本论”研究生班，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和西方早期的经济学经典著作。1981年，时任教育系主任的黄济教授要求我对教育系孙喜亭、靳希斌等教师编写的《教育经济学讲座》进行修改和统稿。1983至1985年，我和北京大学厉以宁、陈良焜教授作为负责人，承担了国家社科研究重大项目“教育经费在国民收入中的合理比例”研究，其成果在国家做教育决策时被采纳。这两件事促使我开始涉足教育经济学研究。1984年，由北师大教育系和经济系联合申报，获批了教育经济学硕士学位授予权。1996年，由我主持申报并获批了教育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权。从此，我从业余逐步走向专业，开始了教育经济学的研究。
问：几十年来，在教育经济领域，您对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资源配置方式、教育体制改革、教育财政和教育财政制度、教育成本与效率、教育经济学学科建设等内容都进行过深入研究。从2010年起，您作为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的首任委员之一，参与到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咨询工作中来。请问在这两年多的工作里，您是否对于教育经济学的理论和现实问题有新的认识与收获？
答：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共分成10个工作小组，我担任第九组“保障体制机制改革组”的副组长。在两年多的工作里，通过对6个省和6所部属师范大学教育体制改革试点项目的调查，我对教育投入保障有了两点新的认识：第一，所有的教育体制改革项目都应以相应的教育资源投入为保障；第二，教育资源投入及其有效配置和管理必须以相应的制度来规范和保障。
问：从创建到发展，您亲身经历并见证了中国教育经济学科的过去与现在，您怎样看待该学科的未来？
答：教育经济学是一门教育与经济学交叉的、新兴的、应用型学科。在教育领域中也有资源的投入与产出、成本与效益等诸多经济问题。教育经济学就是运用经济学的理论和方法回答稀缺的教育资源如何有效配置的问题。该学科对于一个国家的政府、学校、企业、家庭的教育决策与管理有着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我国基于时代和国情的需要，于20世纪80年代初从西方和苏联引进了该学科。经过3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教育经济学在学科建设与学术研究、队伍建设与人才培养、决策与管理支持等诸方面获得了长足发展。但它还是一个年轻的、不够成熟的学科，对我国来讲，亟须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我国已有了良好的基础，展望未来，这一历史使命定能实现。
三、为师的体悟与收获
作为师者，王善迈教授奉献了几十年，也收获了几十年。王善迈教授对学生很严厉。在政治思想上，他要求学生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在学术上，他要求学生踏实积累、独立思考、胸怀大志、有所作为。当王老师的学生，在学习和学术上不能有丝毫马虎与懈怠，要实实在在地付出才能顺利过关，这一点学生们都明白。
严厉的王善迈教授对于学生也很关爱，节假日有空，学生们会到王老师家聚餐、玩扑克牌；过年不回家，学生们会到王老师家守岁、吃饺子；生活上遇到困难，毕业了要找工作，工作后遇到烦恼，学生们都会到王老师家，寻找亲人般的依靠。对于学生来说，王老师家就是他们在北京的家。
最让学生感动的是王老师在癌症和心脏病的手术和治疗期间，心中最惦记和放不下的还是学生。给学生修改论文、与学生探讨学术、关心学生的就业与生活，这一幕幕经常发生在医院的病榻前。在学生的心中，王善迈教授用几十年一点一滴的行动，诠释着“师者”的内涵。
问：作为一名从教50多年的资深教师，您对于“师者”有怎样的体会？“师者”的角色，让您有怎样的收获？
答：作为高校教师，在教书上必须具有坚实的理论基础并不断探索。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教师必须具有丰富的社会实践经验，在育人上必须身体力行，力求为人师表。
常言说教学相长。学生代表着未来，他们富有的朝气和青春活力深深地感染着我，促使我在教学与科研中与时俱进、不断进取，在精神状态上年轻化。我曾经患癌症和心脏病，在住院手术治疗和康复期间，学生们给予了我精心的照顾和无私的帮助，让我永生不忘。我能战胜病魔并健康工作，与学生们的无私奉献是分不开的，可以说学生是我生命的动力。
问：在您50多年的师者生涯中，除了收获，是否也有辛酸和艰难呢？是怎样的力量一直支撑着您？
答：在数十年的工作中，我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如1959年因对人民公社化持有不同意见而被指为“右倾思想”作检查，“文革”中因莫须有的罪名被打成“反革命”遭受一年多的批判，因患癌症和心脏病两次大手术濒临死亡，等等。但这些丝毫没有动摇我对事业的执着和生活的热情，我想这背后支撑我的是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和对教书育人这份事业的热爱。
问：作为一位师长，您对于现在的学生和青年教师有怎样的寄语？
答：我感到现在学校乃至整个社会比较浮躁，许多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热衷于争名利、争资源、争权力，进行种种“包装”，学术腐败屡禁不止。我衷心希望学生和青年教师能抵御各种诱惑，潜心学习和研究并持之以恒，用辛勤劳动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祖国的繁荣昌盛效力。我愿与我的学生共勉之。
（作者单位：教育部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孔荣 柯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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