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终结“转基因”争论？

在名嘴崔永元与科普作者方舟子就“转基因”问题进行论战引发网络围观潮后，9月中旬，12名律师联名致信国家食药局和农业部，要求公开转基因食品相关信息，满足公众知情权和自由选择权。

律师要求公开转基因食品信息后，很快得到《人民日报》的回应，这是官方媒体首次曝光转基因食品名单。事实上，早在官方媒体公开信息之前，在农业部官网就有一个新闻专题式的页面，详细公开相关政策法规、审批信息、申报指南、辟谣信息等，但鲜有人关注——政府的官方网站一直给公众更新慢、说教多于分析和分享的刻板印象。

在中国，几乎所有的议题，甚至是在很多国家都是常识的话题，都会分化成两个阵营，“转基因”问题也不例外。但这一话题却呈现出完全不一样的局面——那些曾经在其他话题上能达成一致、对公权力和制度进行尖锐批评的意见领袖内部产生了分化。

和PX话题一样，有不少人谈到“转基因”就会色变。这个名称，如何在中文世界从中性词变成贬义词，本身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过程。支持转基因食品的一些科学研究者在争论中里外不讨好，因为官方也持支持态度，在这个争论中往往被怀疑是“五毛”。因为美国在转基因食品技术上的成熟和商业化程度较高，中国许多转基因食品的技术和食品引自美国，因而又被批评为“汉奸”。而一些反对转基因的言论也很容易被支持转基因的科普者讽刺为无知、无科学素养。

这种泾渭分明的对立，并非简单的科学与非科学的认知之别，它真实呈现了转型期中国社会中的不信任感。而不信任感与长期以来官方背书的各种产业，尤其是食品行业、化工行业等曝光的各种丑闻、危机有关。更重要的是，官方的一些背书行为在程序上往往存在重大瑕疵。比如湖南“儿童试验转基因大米”事件，科学家和官方的出发点是让更多儿童补充维生素，但在美国科学家承认进行转基因试验之后，湖南省农业厅却予以否认，这种连承认的勇气都没有，只会一味辟谣的危机处理方式实在令人担忧。

无论是支持和反对转基因食品者，都会提及美国。美国官方和民间对转基因的态度并不像中国这样有如此大的分歧。美国从里根时代起就开始了转基因农作物的研发，1996年开始了转基因作物的商业化种植。美国人对转基因的接受是源自USDA（美国农业部）和FDA（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等组织的权威性，而这种权威性建立的基础就是信息公开和专业性、科学素养教育的普及性。美国现行的转基因食品政策是克林顿政府开始的，其特点是“不问不说”，即规定自愿标识但实际上不标识的政策，其理论基础是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实质等同”原则，即转基因食品和传统食品无本质不同。但这种同等对待的政策源于美国良好的传统食品的安全监管。在美国有3个政府部门会对转基因产品进行联合审批：美国农业部对转基因作物对环境产生的影响方面进行审查；美国环保署（EPA）则会审查其是否会产生有害生物等问题， 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则确定开发出的转基因作物审批的程序是否正义。此外，美国农业部还会定期发布《转基因作物总结报告》，这和美国人查阅官员财产、公务车使用情况一样便捷。

但在中国，传统食品危机频现，加上近年来全球绿党等新生势力追求“零风险”的环保主义风险伦理盛行，自然会与追求“风险控制”的科学话语体系之间存在着难以对接的逻辑断层。如果政府、企业和科学家和居民无法找到一个走出既有困境的转机，转基因论战还将继续。改变只能从公权力做起，一句简单的“转基因食品和非转基因食品同样安全”，就幻想让民众信任，从而放心食用转基因食物，几乎是天方夜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