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求索：,毛泽东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

[访谈嘉宾简介]李捷，中国史学会会长、国家教材委员会委员、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党史党建专家评审组召集人。曾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所长等职。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生平研究，著有《毛泽东与新中国的内政外交》《李捷自选集》《国史静思录》《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贡献》等。

[访谈人简介]秦仆，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在中华民族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历史时刻，酌水知源，我们无比怀念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作出巨大贡献的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围绕“毛泽东与新中国成立70周年”这一主题，我们有幸采访到长期从事中共党史研究和毛泽东思想研究的李捷教授，请他和我们分享毛泽东对新中国建立、发展的历史贡献和宝贵探索。

访谈人： 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富裕是近代中华民族面临的两大历史任务。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承上继承孙中山先生未竟之事业，创建新中国，启下开始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李教授，围绕中华民族第一个历史任务的实现，请您具体谈谈毛泽东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

李捷教授： 我们现在都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在毛泽东探索中华民族出路的时候，民族的复兴还处在一片渺茫之中。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无疑是中华民族复兴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但在此后，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仍然经历了长时期的曲折过程。毛泽东是在大革命失败的血雨腥风中开始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的。当时，革命处于低潮，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党内不少人把革命的希望寄托于中心城市暴动。毛泽东却决心到农村去，到山区去，到国民党政府统治力量薄弱的边界地区，开始了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重新探索。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抓住不同的历史机遇，成功地闯过五大关口，最终赢得中国革命的胜利，创建了新中国。

一是闯过道路关，开辟中国革命道路。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失败后，1927年9月，毛泽东在湖南省

浏阳县的里仁学校主持召开前敌委员会会议，决定直面敌强我弱的现实，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这次转兵，奠定了毛泽东开辟中国农村第一个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的起点，产生了中国革命的特殊道路。这条道路不是以中心城市暴动为起点，而是以农村作为长期革命斗争的根据地和中心，经过长期积累和力量对比由量到质的转变，最后夺取全国胜利。隨后几年，毛泽东系统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和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成功实践，系统论述了红军、游击队和红色区域的建立和发展是半殖民地中国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农民斗争的最高形式，论述了中国革命在农村点燃的星星之火迟早会变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燎原之势的历史必然，基本上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

二是闯过战争关，形成武装斗争法宝。道路问题初步解决后，历史又提出大规模歼灭战的问题。毛泽东说，他学习战争的唯一方法，就是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他抓住蒋介石接连发动三次大规模“围剿”创造的历史机遇，学到的第一套办法就是“既要会打圈，又要会打仗”[1]227，后来发展为十二字诀“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1]230。到了毛泽东和朱德井冈山会师后，又共同总结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1]241的十六字诀，并由此创造出人民军队独特的战略战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是一个单纯为了打仗的军事武装，它还要担负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设工农兵革命政权的任务。这就是当时毛泽东强调的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建设革命政权“三位一体”。

三是闯过抗日战争关，形成统一战线法宝。中央红军经过长征胜利到达陕北前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化。不仅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上层和部分地方实力派也纷纷要求一致抗日。1935年12月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了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决策，西安事变促成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皖南事变后，经过“军事上取守势、政治上取攻势”的有理、有利、有节的策略斗争，国共两党的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变化。经过整个抗日战争的实践，毛泽东系统地验证了中国广大的中间阶层乃至统治阶级的政治立场和政治特性，掌握了中国各阶级在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底线，从而为统一战线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策略基础和理论基础。

四是闯过农村建党关，形成党的建设法宝。革命根据地在农村，革命道路发展的中心也在农村，这就遇到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新课题：如何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的汪洋大海里建设一个具有广大群众性的、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先进政党。毛泽东批评了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等非无产阶级思想，提出有计划地进行党内教育，纠正过去无计划的听其自然的状态，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并着重强调要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政治化、科学化，高度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1942年开始的全党整风，把整风运动的聚焦点放在整顿党的作风上，逐渐培育起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使之成为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还创造出整风这种进行马克思主义自我教育的好办法。

五是闯过中国革命决战决胜关，创建新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再次面临内战危机。毛泽东赶赴重庆谈判，在全国人民特别是各民主党派面前昭示了中国共产党谋求和平建国的诚意;随后，围绕停战谈判和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与各民主党派合作，同蒋介石集团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政治斗争。在国民党发动的全面内战爆发以后，毛泽东领导了粉碎国民党军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的军事斗争，并抓住时机指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的中原野战军挺进大别山，彻底改变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防守的态势，直接转入战略进攻，并抓住敌我力量对比的关键时刻，组织实施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此外，毛泽东重申党的各项土地政策，完善和发展党的城市政策和工商业政策，严肃纠正各种“左”倾错误，并适时提出“五一口号”，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巩固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毛泽东为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为新中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正如邓小平所说：“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2]这是公允之论。

访谈人：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革命第一阶段的基本结束和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开始。中国革命第二阶段的任务，就是要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的社会。”[3]但事实上，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人对新民主主义同社会主义关系的认识是经过一番探索的。李教授，请您和我们谈一谈从新民主主义发展理论到社会主义改造理论的这种认识过程。

李捷教授： 当时对新民主主义的认识，集中起来体现在三个关系上：一是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关系。当时普遍认为在完成了民主革命以后，要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经济大发展的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还在很远的将来。二是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的关系。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核心，是在国营经济的领导下，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农民和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这五种经济成分，“分工合作，各得其所，以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4]。三是经济建设（工业化）和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关系。当时认为：向社会主义过渡，首先要有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在国民经济恢复以后，要立即开始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是毫无疑问的。问题在于，是一边建设一边过渡，两者同时并举;还是先搞建设，等到物质基础基本具备了，然后再过渡？当时的普遍认识，倾向于后者。

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的实践，出现了一些没有预料到的新情况，这些情况促使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重新思考一些问题。首先促使他们重新思考向社会主义过渡问题的，是1951年关于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那场争论。在争论中，毛泽东批评了互助组不能生长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和現阶段不能动摇私有基础的观点。同年12月，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充分肯定了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各种走向农业社会主义化的过渡形式，从此开始了走中国式的农业合作化道路的探索。这是第一个变化，即从先有机械化再有合作化到认识到依靠统一经营和分工协作也可以搞农业合作化。接着，从1952年起，中共中央开始着手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即将开始，这再一次促使中共中央领导人重新思考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问题。1952年9月24日，毛泽东提出：“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10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5]这是第二个变化，即从先打基础再过渡到认识到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可以同时并举。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公私比重发生重大变化，“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6]，这使他们逐步放弃了原先关于“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设想。这是第三个变化，即从力图保持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到认识到新民主主义社会实际上处在不断变动之中。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公私关系问题产生了第四个变化，即从私营工业国有化到认识到对资改造可以通过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并决心实行赎买政策。

这四个变化大体反映了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从新民主主义发展理论演变为中国社会主义社会改造理论的认识过程。这些问题一解决，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总体思路也就形成了。有人说，这是一个理论和实践上的倒退。我不这么看，恰恰相反，这是一个重要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史上迈出的关键一步。从对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的原有设想，到形成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次认识上的飞跃。在一个政治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大国里，走出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新路，解决了社会变革与物质基础、和平过渡与阶级斗争的矛盾问题。从此，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制度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深深地扎了根。

访谈人： 在毛泽东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问题上，有一些人认为，1957年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毛泽东就一路沿着“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路发展下去，直至发动“文化大革命”。李教授，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李捷教授： 事实并非如此。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毛泽东的确对我国当时的政治状况和社会主要矛盾作出了错误判断，并轻易地改变了本来正确的中共八大路线，错误地判定“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斗争，始终是我国内部的主要矛盾”[7]。然而，并不是这个判断一提出，毛泽东就立即开始抓阶级斗争了。事实上，包括毛泽东在内，全党的主要注意力并没有马上转移到阶级斗争上来，而是紧接着投入了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大跃进”，随后又是三年调整时期。毛泽东思想在这一时期并没有中断，还在继续发展。我以1958年11月开始纠正觉察到的“大跃进”的错误，到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继续探索历程为例子，谈一谈这一时期他为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积累了哪些宝贵的思想素材。

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实践证明，这场运动严重违背了客观规律，严重地破坏了综合平衡，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造成了严重损害。从1958年11月起，毛泽东开始认真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这一次纠“左”历时将近一年，毛泽东提出了不少正确的思想，使这次纠“左”成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理论成果有：第一，从理论上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需要划分阶段的问题，并作出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不发达阶段的重要论断。第二，明确提出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为社会主义服务。第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以农、轻、重为序，进一步发展了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思想。第四，提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要注意搞好综合平衡。第五，进一步发展了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学说。第六，初步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奋斗目标。

进入20世纪60年代，面临主要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的三年严重困难局面，毛泽东再次对这场运动所造成的问题进行反思。第一，重新端正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路线，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三年严重困难，使全党同志猛醒过来，深感调查研究的重要性。1960年底至1961年初召开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毛泽东亲自指导三个调查组，分赴浙江、湖南和广东的农村。毛泽东还提出两个“一定要”，即“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一定要贯彻群众路线”[8]275。在他的督促和带领下，一时间全党形成了一股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风气。第二，阐述坚持民主集中制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中的极端重要性。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都要认真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集中制，是建立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制。无产阶级的集中，是在广泛民主基础上的集中。”[8]294第三，在系统总结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领导全党制定了各行各业的工作条例，初步形成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具体政策。第四，正式向全党提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并制定了“两步走”战略。毛泽东比较系统地概括了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实行赶超战略的基本思路：“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8]341第五，提出从“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转变问题，承认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还有很大的盲目性。

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立下了不朽功绩，而他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对比毛泽东对新中国的历史性贡献与失误，他的贡献是第一位的。

访谈人： 李教授，毛泽东对新中国建立与发展的历史贡献可以从哪几个方面进行总结呢？

李捷教授： 我们可以从五个方面来简要说明一下。第一个贡献，毛泽东引导中国走上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转变的开始。毛泽东等老一辈革命家根据国民经济恢复前后工商业公私化比例的变化情况，根据广大农村在土地改革之后普遍出现的互助合作积极性，果断放弃原先的“一举过渡”和实现国有化的构想，找到了“赎买政策”的有效途径，通过和平的说服教育变个体的所有制为社会主义的集体所有制，形成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促进“一五”计划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提前完成，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

第二个贡献，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道路，开始了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纪元。在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国度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首次提出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的宏伟目标后，又完整地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一五”计划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帷幕，基本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形成了中国社會主义工业化道路。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探索，集中到一点，就是提出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并对我们要建成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提出了初步的总体构想。

第三，开创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时代，开始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艰辛而曲折的探索。中国共产党讲民主，同过去历史上的任何一种政治力量的最大区别，就是从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出发，要求真正实现人民当家作主。在人民民主问题上，毛泽东一直在探索着有效的途径，开展“三反”运动和整风运动，同官僚主义、腐败现象做斗争，力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通过人民监督政府、走群众路线的方式来筑牢党内拒腐防变的防线。

第四，奠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对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执政地位作了不懈的探索。中国共产党在国家中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是历史形成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一大特点。新中国成立之初，我们党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上有很好的设计，那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和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为基本特征的这些政治制度，既是历史的延续，又是社会主义原则的体现，至今仍然是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的基石。

第五，奠定了新中国在国际上的大国地位，为开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作了不懈的努力。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的是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的全面封锁和遏制。毛泽东敢于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确立的美苏两极格局挑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同美国较量，并在一系列问题上同苏联的大国主义作坚决的斗争，捍卫国家主权与尊严。在20世纪70年代，又不失时机地推动中美关系正常化、中日邦交正常化，有力推动国际政治格局的多极化趋势，为争取世界和平作出重要贡献。他既深谙世界发展规律，敢于伸张国际正义，又善于用辩证法指导外交斗争，灵活运用国际斗争策略，为中国在国际社会赢得了尊重与荣誉。

总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民主、党的执政地位及东方大国的国际地位，这些都是毛泽东为新中国的建立和发展作出的历史性贡献。

访谈人： 近年来，抹杀毛泽东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绩的言论时有泛起，李教授，请您谈谈这种“非毛化”思潮产生的根源。

李捷教授： 自毛泽东逝世后，“非毛化”思潮时有泛起，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妖魔化，即有意把毛泽东在探索过程中所犯的错误说成“罪恶”。例如，把因“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严重困难甚至出现的饿死人的情况，描述成“草菅人命”的故意所为。二是模式化，即用西方的“权力斗争说”来歪曲党的历史，把延安整风、“高饶”事件乃至庐山会议错批彭德怀、“文化大革命”造成刘少奇冤案，等等，通通说成毛泽东为了“个人权力”而搞的党内斗争。三是黑色化，即有意抹杀毛泽东领导下取得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成就，借“文化大革命”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说事，把毛泽东领导下的新中国说得一团漆黑、一无是处。

在这种“非毛化”思潮的背后，实际是近年来盛行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在作祟。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打着“反思历史”的旗号，专门拣我们党犯错误的历史来大做文章。在他们的笔下，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主题和主线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比欧洲中世纪还要黑暗的所谓“血淋淋的历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发生的历史性巨变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段今不如昔甚至还不如重做西方列强殖民地的所谓“倒退发展史”;中国近现代历史上毛泽东作为最伟大的民族英雄和人民领袖的形象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位似乎比秦始皇还要残暴的“封建专制暴君”。由此可见，他们所要虚无掉的正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与精神，正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与希望。

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得好：“欲知大道，必先为史。”反之，“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由此可知，“非毛化”绝不仅仅是个历史问题，而是个历史观的问题。历史观是一个民族、一个时代、一个国家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它所涉及的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根本问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根本问题。有什么样的历史观，就会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对历史人物、历史现象、历史事件的褒贬，直接影响到对当今相关人物、现象和事件的价值判断。一定要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的高度，充分认识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并对国民进行相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继续和发展，是中国共产党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思想动力和智慧源泉。

访谈人： 一方面，毛泽东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为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社会主义建设作出杰出贡献;而另一方面，又存在各种污蔑毛泽东的谣言。李教授，您认为我们可以从什么样的角度来正确审视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呢？

李捷教授： 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伟大贡献，可以从以下五大坐标来审视。第一，从马克思主义发展的坐标来审视。毛泽东所处的时代，恰好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面临新挑战新机遇的时代，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危机和反抗。毛泽东根据中国实际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成功地解决了在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如何紧紧依靠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将新民主主义革命纳入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体系，使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力量成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同盟军，最终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逐步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一成功，为广大民族独立国家树立了榜样，也使马克思列宁主义有了在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成功实践，并且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毛泽东思想。

第二，从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坐标来审视。毛泽东时代是科学社会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极其重要的一环，他的探索都是前无古人的。一是成功解决了一个东方农业大国如何通过无产阶级政党对民主革命的领导，避免资本主义道路而逐步走上社會主义道路的问题。二是成功解决了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东方农业国如何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而逐步确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问题。三是对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其成功为最终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其失误也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同时，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发展理论方面取得了创新性突破：一是突破社会主义无矛盾、无冲突的思想框架，形成社会主义基本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二是突破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以重、轻、农为序的思想框架，形成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三是突破社会主义阵营必须以苏联为中心的思想框架，形成独立自主的探索思想。

第三，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发展的坐标来审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理想和追求。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毛泽东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遗志和事业，经过北伐、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取得了新中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的巨大历史进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开启了新纪元，谱写了新篇章。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并且从新民主主义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取得建设社会主义的巨大成就。这是中国亘古未有的人民革命的伟大胜利，也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的具有世界意义的伟大胜利。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为我们党和人民军队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新中国的缔造和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第四，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坐标来审视。毛泽东是中华文明发展的集大成者，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系统整理中华文明的第一人，解决了中华文明发展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困境问题：既要实现中华文化的现代化，又要使中华文化的文化基因得以保留和传承。在探索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的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批判地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文化传统的成功之路，使得古老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通过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获得了新生。他还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这一千古命题。同时，毛泽东还以其独具一格的诗词艺术和书法艺术，将古老的诗词书法等艺术表现形式同丰富的时代内涵高度融合为一体，为世人树立了“古为今用”“推陈出新”的典范。

第五，从世界文明发展的坐标来审视。毛泽东的许多探索，具有广泛的国际性。他身处于旧殖民体系解体、民族独立、民族解放成为世界发展不可抗拒的潮流的时代。无论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年代，毛泽东始终对亚非拉国家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中国高举反对美国帝国主义和苏联霸权主义的国际旗帜，在广大发展中国家中找到战略支持，促成197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此外，毛泽东提出了“三个世界”的战略思想，使得世界上第一次出现以世界多极化的趋势为支撑、代表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的国际战略理论，对当今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作出巨大贡献。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国际声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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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陈明凡）